舒适的洋房、豪华的汽车、丰厚的薪水、优雅的工作环境，都无法留住他的心。“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这才是他的真实感受。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民族的富强，华罗庚谢绝了美国同行的诚心挽留，放弃了半年的工资，毅然踏上了回 归故土的征程。
1．赴美前夕
1946年的秋天，华罗庚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魏尔教授的邀请，访问美国。
临行前两个月，他携带全家暂住上海，下榻于兆丰公园对面的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楼上。这期间，华罗庚回了一趟金坛，与家乡老师、同学及父老乡亲告别。金坛各界为欢迎他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集会。会前当他被邀请讲话时，华罗庚连忙说：“韩大受先生、李月波先生都在金坛，理当请他们讲话，哪有我说话的余地！”会议就要开始了，华罗庚搀扶着两位老师进入会场，并且还用了一句数学语言：“百分之百应该是老师走在前面。”
在集会上，主持人高度评价了华罗庚的成就，并称赞他是天才，华罗庚连忙站起来说：“我不是什么天才，我是慢慢学出来的，在座的老师都知道。学习上没有什么天才，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如果说有捷径，那就是要勤奋刻苦地学，并要做坚持不懈的努力，还要学会动脑筋。”当金坛的朋友问起他为什么要出国时，华罗庚显出一言难尽的神态，他告诉对方：中国处在异常困难的境地，形势实在太糟，我根本无法从事研究。可是，我们又不能等到需要科学的时候才开始研究科学。
在出国前，蒋介石还在庐山会见了华罗庚，华罗庚曾借此机会向蒋建议了发展中国科学的事宜。在庐山牯岭，华罗庚住在金芒饭店。他身着西服，内穿土布衬衣，打着不很棱正的领带，加上那条跛得很厉害的左腿和一副营养不良的面孔，不但旅店里的茶房没有注意这位普普通通的客人，就连许多嗅觉灵敏的新闻记者也忽略了这位客人。上海《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却认出了他，并发表了他的独家采访。赵浩生写道：“对于新闻记者来访，他感到很拘束，尤其是当另一位同业请他坐到窗前拍照的时候，他的表情简直有些‘害羞’了。同业中有一位是清华学生，喊着他‘华老师’时，他不断地说：‘不要这样太客气地叫我。’当聊到科学问题时，华罗庚就不厌其烦、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华罗庚首先介绍了苏联如何重视数学的情况。当谈到中国的数学教育时，华罗庚说：‘中国的教学方法问题是出在太注意方法而忽略了原则。讲授一个数学问题要教他十几种方法，其实只要一种就够了。有了一种了解，别的自然可以想到，用起来最多不过快一两分钟，学起来却不知增加多少麻烦。还有许多先生不愿意改练习，许多题目自己在黑板上演算一遍，让学生照抄了事；另一种毛病是不愿意当堂答复学生的问题，这一种方法最坏。’他说，他教书时，对学生的任何问题，总要在堂上答复，这样可以训练学生如何去想，真正当时解决不了的，他很坦白地告诉学生，他要下去继续地想，不要只顾面子，使问题解决得模模糊糊。”
在采访中，赵浩生与华罗庚还就中国的科学研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中国人的科学研究能力同外国人比较如何？”记者问道。
“绝对不比外国人差！”华罗庚显然很激动，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加重着手势回答道，“只是中国人的研究环境太差了！就拿我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情况来说，当时为了躲警报，家住在乡下，每次跑进城里上课，整天愁着一家人的生活。学校人少，找个助教都没有……如果不是不得已，我绝不愿意出国！”
“科学与政治究竟能不能分开？”记者又问起这一困惑许多人的问题。
“科学与政治实在是无法分开，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者，一定努力设法使政治与科学分开，非如此挣扎，不能够有些微的成就。这是中国科学研究者最大的苦闷。”
与赵浩生会面后不久，华罗庚回 到上海，安顿好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做好了远渡重洋的准备。一些身在上海的学者如陈省身、周炜良等以及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与教育部长朱家骅都为他举行了送别仪式。
1946年9月，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华罗庚与曾昭抡、孙本旺、唐敖庆、朱光亚、李政道、王瑞駪等西南联大的同事们一起，从黄浦江畔登上了驶往美国的“美格将军号”轮船。
起航之后，华罗庚手扶栏杆，站在甲板上，望着浩瀚无边的太平洋，心中充满迷惘。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去漂泊，几时能回归。他也无法断定，陌生的北美大陆会以何种姿态来对待他们这些远方游子。
一天，一位陌生的中年人走进了华罗庚所在的船舱。他两眼四处搜寻，显然要找什么人。
“谁是华罗庚？”陌生人问道。“我就是。”华罗庚应声站起，打量着这位身材魁梧、神采奕奕的来访者。
“这位就是冯玉祥将军，他听说你也在船上，特地下来看您！”一位侍卫人员在一旁作了介绍。
“幸会，幸会！”华罗庚与冯玉祥将军紧紧握手，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言谈中充满了对这位数学天才的敬爱与怜惜。
冯玉祥得知这样一位残疾人竟然被科学发达的美国请去讲学，心中感到无比的愉快与振奋。会面之后，他深有感触地对自己的随从人员说：“华罗庚很年轻，很清瘦，这是蒋介石的罪过，把科学家搞得这么疲！他的吃苦精神和非凡的天才，都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出来。可是，他的腿不知什么时候得了毛病，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
这位将军多么希望科学家的待遇能够得以改善，国民的文化素养能够得以提高啊！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
“中华民族如果有几千几万个华罗庚、翦伯赞这样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涌现出来，我们的民族就可以奋发有为，就可以对世界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了！”
2．普林斯顿
据说为了使华罗庚等人旅行方便，军政部特给华罗庚、曾昭抡与吴大猷的护照上注明了“将军”身份。当轮船入境之后，他们满以为“将军”就不需排队，可以直接办理入关手续。没想到海关人员根本不理会他们的“将军”身份。当华罗庚步履艰难地向长长的队末走去时，他们一行又被请了回来，理由是要照顾残疾人，于是便有了“将军不如残疾人”的故事。
纽约附近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坐落在茂盛的树林之中，环境极为优美。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研究空气十分浓厚。著名数学家韦尔、西革尔、冯·诺依曼、韦伯伦、歌德尔、赛尔贝格、爱多士等都云集 在这里。在此求学的中国学者也人才济济，如数学家王湘浩、闵嗣鹤、徐贤修，物理学家张文 裕、吴健雄、袁家骝，化学家梁守榘，还有考古学家尤侗等人。华罗庚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受聘于该研究院。他除了承担教学任务之外，就是刻苦钻研数学，其敬业精神深受同行们赞誉。据徐贤修回忆：“这时他已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但用功之勤，远胜青年学者，而工作领域又非常之广。”（笔者1947年正在该高等研究院研究，目睹种种，对他的治学精神钦敬之至。）
留美期间，华罗庚应邀去许多大学讲课，但因腿有痼疾，行走极为费力，也很不美观。在麻省理工大学演讲时，该校算学教授勒文荪先生把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的著名外科医生介绍给了华罗庚，并建议他尽快施行手术。
于是，华罗庚便住进医院，动手术的前一天，医院要求家属签字，华罗庚正为此事犯难，恰好徐贤修来看他。因此，徐作为友人代替家属签了名。手术进行了整整四个小时，医生从华罗庚的右腿上割下一块肉移植到了左腿上，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他左大腿骨的弯曲部分基本上已得以纠正；左腿也可以伸直了。华罗庚可以穿着一只略高一些的鞋子在院子里散步。极为高兴的华罗庚立即拍了一张照片寄给国内的妻子。收到照片的吴筱元更是欣喜若狂，她对记者说：“他的腿在美国治好了！你看这是他离开医院后散步时拍的照片，两腿可以靠拢了，以前是不能的，以前走路左腿左手都要吃力地绕个大圈子，全身扭得不成样子，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出院之后的华罗庚以更大的热情与精力投入研究之中，他的成就令那些美国数学家也赞叹不已。一位署名斯泰芬·萨拉夫的美国作者以他那极其感人的笔调写道：“在这些年里，与华罗庚相识的美国数学家们，对他那清晰而直接的数学方法，他的知识深度和他的天才有了更深的印象。他的兴趣扩大到包括多复变理论、自守函数和矩阵几何。活跃的数学家，对华罗庚给他们的艺术所创造的丰富多彩、有力的贡献，是十分熟悉的。因为他们天天都运用他的研究成果。我对微分几何学家和代数学家提起华罗庚的名字时，所有这些数学家们全都明白了。一位群论学家听我提到华罗庚的名字，他说，我们有一个有名的关于同构的定理，叫做‘华氏定理’，那必定是同一个华氏！”
这位作家还转述了美国数学界对华罗庚的高度评价，他说：“一位认识华的数学家狄锐克·莱麦尔告诉我，华有抽取抓住别人最好的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且能确切指出他们的结果中，哪些是可以改进的。他也有自己的许多窍门，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他的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他试图推广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结果。他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很像L．舒尔，甚至是诺伯特·魏诺尔，这两人在数论上有很多贡献，同时也扩展到其他领域。”
可见，这一时期是华罗庚事业上的辉煌期，他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显赫。1948年春，华罗庚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后，决定把家人迁居美国。
3．异国团聚
伊利诺伊大学对于华罗庚教授的到来，给了很高的礼遇，除了较优厚的物质条件外，还由他选择两位杰出的青年代数学家一起工作，把伊大建设成为代数中心。在伊大，华罗庚的生活充实而又平静，他指导了两位研究数论的学者———埃尤伯与熊飞尔德。师生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学生经常驱车来到华罗庚家，扎上围裙，生火做饭，营造了一种暖融融的气氛。后来，华罗庚给他们二人分别授予了博士学位。
一天，一个意外的消息使华罗庚十分紧张，他立即决定把家人接到美国。
那天，华罗庚遇到了司徒慧敏夫人。她刚从国内来。
“国内情况到底怎么样？你一定有可靠消息了？”华罗庚急不可待地问。
“我刚从延安来，那边的形势很好。中国的解放已成定局，蒋介石政府支持不了多久。”司徒慧敏夫人很肯定地说。
“不过，我得到一个消息，大军过江后，蒋介石有可能把一些社会名流及其家眷弄到台湾去。”夫人继续说道。
“是真的吗？”“听说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