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张爱玲在来到异国之前从未想到过，有一天她会经历如此陌生的生活，比如，照看年长自己近三十岁的老先生，还有，只身一人低调地走过最后的二十六年时光。
赖雅还在世的时候，不期患上了背痛疾病，张爱玲不得不常常给他按摩，放松他的背部肌肉。1960年赖雅又患上了腿和脚病，相继而来的是中风，为了能有钱给赖雅治病，张爱玲不惜损坏自己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1967年10月8日，送赖雅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
张爱玲应该已经为这一天的到来做足了心理上的准备。毕竟，与她共同生活的是一位已过不惑之年的老人。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已经被后人重复得几乎满大街的话，于张爱玲自己却是并不容易做得到。对于胡兰成，她做到了，可是伤得如此之深。人在伤口面前，总会有一种惊弓之鸟似的自我保护意识，经历了一次爱的伤害，便不敢轻易再去涉足第二次，至少，不会再如从前一样掏心掏肺地直接付出一片真心。
所以说，人是如此的可怜，很多时候，虽然“懂得”，却再难生从前的那种“慈悲”。这样说，让人听起来似乎是言语中多少有些无奈，然而，事实总是这样的酸楚，并不比艺术来得动人。
风华正茂的属于张爱玲的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
生活，无论是对于天才，或者一个普通人，都一样的公平。虽然没有哪两个人是完全同样的生活轨迹，可是最终走向的是同一个方向。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显赫或是平庸。人生苦短，时光如白驹过隙，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每一个人从出生那刻起，其实就已经进入了死亡的倒计时，只不过是或长或短而已，任何人都逃不过。
自然，对于张爱玲，同样如此。可是，在死亡这一话题上，似乎张爱玲并没有那样从容。或许由于这一生经历过太多的伤害，或许由于她那本就敏感多思的天性，又或许毕竟是一个女子，当一切变得陌生时，她多多少少显得有些许的慌乱，有些许的紧张。她不可能再如从前年少时那样潇洒地将琐碎的世事弃置不顾。正如有人说的那样，纵使心灵花园里不再花团锦簇，她也努力看护着，因为这是她唯一可以拥有的天地了。
当喧嚣归于岑寂，繁华落入尘埃，在这个不被外人打扰的净土，她一边安静地等待着生命玫瑰的凋谢，一边按照她的方式和节奏完成着她人生最后阶段未尽的那些梦想。
“现世安稳，岁月静好”，是多么奢侈的人生。
然而，外面的世界终究是喧嚣和浮躁的，人在它的面前无法抗衡，无法驾驭。好在我们能做的，便是稳住自己的内心，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生活不可能完美，对于它的瑕疵，自然不会看不见，可是如果目光一旦停留在上面无法自拔，那么剩下的日子就只有痛苦可言，所以，总要将自己麻醉，总要学会适应，再高一层的，在困境中学会欣赏。
赖雅之于张爱玲，自然不可能是她理想的情侣。即使后人再如何去穿凿附会，再如何去刻意美化，都不能掩盖诸如他们年纪与性情上的种种遗憾。可是张爱玲却欣然接受这一段情感旅程，甚至在岁月的磨合里学会了主动。
是的，成长就是这样一天天地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磨合，成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人在岁月里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熬炼出来的。张爱玲人生中的第二次春天，与第一次和胡兰成结合的曼妙时光相比，虽然没有烟花般的璀璨，却是踏实而平和的，一步一步在红尘中挨。她与他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感情，只是激情退居次位。或许，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在赖雅的日记中，有许多和张爱玲在一起的日子。那些笔墨间流淌着的太多两个人的点点滴滴，让后人读来，既感慨又心酸，让人想到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惋惜与佩服。那些记录着他和张爱玲生活细节的日记，至今留存在美国马里兰州图书馆里，数量巨大，如同他们的生活一样凝重。
这样的婚姻虽然平实，却是沉重的。
大多数的婚姻最后都走向孩子的出世而归于平凡。但是孩子的问题在张爱玲的人生中显然并不占有什么空间，不知为什么，这总会让我想到波伏娃与萨特，那对法国哲学史上的伉俪。他们曾就一些敏感问题回答过记者的提问。
谈到不生孩子的选择，波伏娃说：“对我而言，那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对养育小孩这件事本身感到厌恶，当我还很年轻，并憧憬着与表兄杰克缔结一个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时，我也许想要有小孩，但我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因此我从无生小孩的欲望。我并没有特别的欲望去复制一个萨特。”
想必张爱玲在不愿以自由换取天伦之乐的原因外，没有特别的欲望去复制一个胡兰成或是赖雅，这也是她没有生养孩子的原因之一。可是，如果因此而说张爱玲作为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似乎也并不完全正确。
年老的赖雅数次中风时，都得爱玲的悉心照料才康复，很难想象这个在上海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女子是怎样学着慢慢去照顾别人。女子亦是会长成女人的，她当自己是他的妻了。这正像波伏娃曾经给女人下的定义那样，她说，没有一个女人生来是女人，而是在后天里形成的。或许，这便是对张爱玲一个最好的注释了吧。
“如果说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献给做饭和洗尿布——她无法取得一种崇高感。承担单调重复的生活，处在无知觉的实在性之中，这是她的义务。自然女人要重复，要永无创新地重新开始，要觉得时间仿佛是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她忙忙碌碌却永远没有做成什么，所以她认同于她既有的物。这种对物的依附性是男人让她保持的那种依附性的结果，它也解释了她的吝啬和贪婪。”
波伏娃说，女人的双翼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让未来向她开放吧，那样她将不会再被迫徘徊于现在。
可是张爱玲似乎过的正是将这两个阶段颠倒的人生状态。
在困难的日子里，她更为本真的一面完全得到了呈现。要知道，如果没有爱玲，那个热情的老头可能会老无所依，于一间简陋的公寓终结生命，他的心思无人读懂，他的起居无人照料。而这一切，胡兰成却无法感受了。
张爱玲的一生似乎也在扮演着她笔下的不同角色，正如她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所写的那样：“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无论是白玫瑰还是红玫瑰，似乎张爱玲都多多少少扮演过她们的角色。只是，与振保不同，她一生中的两个男人都是她用自己的心血来认真对待的，问心无愧。
只是张爱玲送走了赖雅之后，便走出了自己所曾经勾画的那些角色。注定，她即将扮演的是一个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未曾出现过的新的角色。她需要赚取稿费养活自己，这也是她几乎算是唯一可以做得来的工作了。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就在张爱玲人生又一次失意的阶段，她也得到了一次文坛上的第二次生命。
1968年，中国台湾的皇冠出版社将张爱玲早年久负盛名的小说与散文作品结集出版，重新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掀起了一轮狂烈的“张爱玲热”，曾经流传于上海滩、轰动一时的《传奇》、《怨女》、《半生缘》等作品终于再一次地打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因此，书的销量非常好，张爱玲的影响也从狭小的文学圈，影响到普通市民和学生当中。与此同时，张爱玲的生活也因为相对丰厚的版权稿酬变得稳定下来，至少可以保证她的晚年不再劳碌奔波。
其实，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张爱玲已经少有新作问世，这段时期，张爱玲的创作势头似乎又有了一些回升。1967年，她的英文小说《北地胭脂》由英国的凯塞尔出版社出版，然而销路并不好，一些评论也不是很友好。因为这些，她也一度对自己曾经雄心勃勃的英文写作失去了信心，后来，她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名为《怨女》。与《怨女》一书的遭遇相比，从《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是相对成功而轻松的。
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改动便是让世钧与曼桢、叔惠与翠芝重逢，留给读者一个对世事人生产生无限感怀的背影。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也许人生就是由一段段的错误与因缘连缀而成的。或许就是在若干年前的夜晚，你曾对那个人说过“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而就在多年之后，你或许又会痛苦地发问“为什么遇见的偏偏是你”。
这是没有答案的，没有所谓的对与错。只能说，在时光之旅的长河中，错过了一站，就永远都回不来了。在长长的一生中，走得最急最美的都是时光。其实，曼桢这一声意味深长的“回不去了”，又何尝不是张爱玲的心声呢？
张爱玲还是张爱玲，却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也许历经了人生的沧桑之后，她的文字已经不再满是看透世事似的尖酸与挑剔，反而多了几分悲凉，仿佛静静流淌的生命之河，更多了一份平和与从容，或者说，是一份人到中年之后的隐忍与退让。只是这生命的状态来得太不容易，以惊涛骇浪似的大爱大恨经历过的每一朵浪花都翻腾着欢笑和泪水。
正如有人说的，这是步入晚年的爱玲对于生命的感恩与提炼，也是她将自己的生命凝练于字里行间的一种记忆和缅怀，处处可见的是一种自乱世悲欢之中升腾而起的生命之美。“天才，还是天才，只是不再那么锋芒毕露，日渐平淡，且从容不迫。”
人生成就了她的作品，反过来，作品也影响着她的人生。与胡兰成和赖雅的感情碰撞，这样的俗世姻缘带给她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是传奇的话，也是因为爱玲的传奇。像她那样的才情，永远是一个传奇，而无论胡兰成，还是赖雅，都无法改变。再世俗的婚姻也都会成为传奇。
1969年，应加州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陈世骧教授的邀请，张爱玲接受了在该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的职位，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用词汇。据说，在那一段时间里，往往在陈教授的家宴上，张爱玲都是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旗袍，依旧是身材清瘦，只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陈教授说话，偶尔自己发言，也是极小声，除了搭理一下陈夫人的招呼，那些陪同的研究中心的华裔学生她一概不理，仍是她一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作风。在研究中心的工作是纯粹学术性的，时间相对松散，所以，她总是挨到大家下班后才来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这使得很多同事直到张爱玲离开时都没有见上她一面。
对于这一段生活，张爱玲似乎感到并不是很适应，所以她在给朋友的信中，也不时地提到感冒、积食不消化、眼镜找不到、皮肤病、搬家、书籍丢失、胃受了寒气等琐细的烦恼。
大概性情中的敏感这一成分，终究不是那样容易消解掉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