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来找我写作的妇女，约有五十来岁，和我母亲一样的年龄。
他的儿子和我同龄，却在打工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为了躲避，竟然钻到他自己的三轮车底下。天上刮着让人胆寒的风，下着叫人心惊的雨。一时间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顺着车间的屋顶恣意发泄，车间的屋顶忽然就坍塌了。儿子，压在了三轮车底下，腿和脊椎都沉默了。
瘫痪了的她儿子，只能躺在床上从屋顶的蜘蛛网眼里遥想渺茫的未来。
她求我给她写上访信，我仔细地听她复述了Ｎ次，确认现在她的儿子还在轮椅上挣扎，有口活气，便恨不得捏弯笔杆地为她构思。
她本来官司打赢了，判决书上明明白白地要那个厂的老板赔付她儿子18万。可是，老板就偏偏不给她钱。她就不停地上访。由于没有像样的材料，总是被推托回来。一次次推托，把她“脱”的像白条鸡。
她是晚上在附近溜达，为了寻找那老板在城里的住房而偶然发现我的工作室的。犹豫了很久，她决定出钱为孩子写份像样的材料，于是才上了楼找到了我。
写作的时候，我是带着感情来写作的。本来这是大忌——我痛恨那有钱的老板，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良知？为什么不看看年迈的母亲如何为儿子呼吁。
一听人名，我傻了。那老板竟然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一般的写作材料顶多一个小时就告罄。可她的材料我整整写了三个小时还没有弄好。要是在平时，我为了避免客户小看，总是又快又好地给客户看写好的材料。可这次，我字斟句酌，唯恐那句写不好耽误了她的事情。
写作的空隙，她渴了，我急忙给她自备的水瓶加水，可纯净水却不合时宜地没有了。于是我急躁地打电话让送水的人速来，并且口气强硬地说：“我有重要客户，耽误了你负责。”
女人大概听出了我的语气有点重，连忙说：“没有就算了，我接点自来水就行。”
我猛地从她手里夺过杯，温柔地对她说：“马上就来，如果他不来，我负责。”
我是听到她说每天清早从家里吃过早饭，然后带上点水和几个馒头，一直在等那老板回家，才生气的。
我对她说：“孩子已经这样了，家里的别人总还要活吧。别为了一个孩子，毁了全家。”
稿件终于写完了，我把打印好的文章让她看了看，然后给她读了一遍。给她往水壶里续满水的时节，她忽然问：“多少钱？”眼睛里满是感动的泪花。我知道，文章未必真有如此精妙，可能是她想起了自己儿子的遭遇有感而哭。
我说：“算了，不要钱。”
她却顽强地说：“不行，你也不容易，多少应该给你点。”
我坚决不要。她坚决要给。
她倏地想起什么似的说：“就按照你的最低标准给吧。”
我忽然抬头发现墙上写着：最低收费20元。
她拿出一张一百的，无声地递给我。
我尴尬得脸竟然有点红了，急忙说：“我没有零钱找，改日你有钱了给送来吧。”
这么说本来也就是托词，没想到，那女人说：“我知道你是好心，可你知道吗？再难，我也不想白用人！”如此朴实的一句话，我竟然怔住了。一时间，我明白，向她索取报酬，反而是对她本人的一种尊重。她在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一种心灵上的平衡。如果拒绝收她的费，就不单单是同情，和施舍毫无二致。甚至是对她的一种侮辱、歧视。
弱者，很多时候更不愿意接受施舍！尤其是对内心坚韧的人。
我说：“你翻翻有多少零钱吧。”
她遍搜衣兜，只找到一张五元的钞票。我急忙抢过来，说：“这就正合适。”
我慢慢走过去，把墙上鲜红的“20元”擦掉，修改为：最低收费五元。
妇女临出门时扭回头说：“你是个好人。”
我把写好的材料重新打印出来一份，给了我的那位老板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