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世间的事物并没有绝对自在的性质，在一定的法度内，一种事物在人的生活里具有怎样的意义，取决于人们对待和接受的态度。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意义，最最关键的还要改变生活着的人们对待生活的心，让它具有更加广大的平等智慧，使它的花瓣能够向更多的可能性开放，而不是像向日葵那样只是朝着太阳，一旦太阳下山便垂头丧气。同样的一种生活境遇，用一种观念来加以理解，当事人也许就心满意足、感恩戴德；倘若换一种观念来解释，这个人也许就痛心疾首、怒火中烧。有人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金玉满堂的时候，仍然患得患失；也有人认为“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在穷困潦倒的时候，照样能够欣赏自己的超逸和洒脱。在有的人看来挫折和苦难是一种躲避不及的痛苦，遇上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就心灰意冷，怨天尤人；有的人则把挫折和苦难视为对自己心志的锻炼和磨砺，并且从中去发现自己的坚韧和豁达。有的人在生活中受到一点不公的待遇，便要闹个天翻地覆、鱼死网破；有的人却宁愿自己付出的多些，也不愿意占人家的便宜。有的人善于分享别人的欢乐；有的人就看不得旁人有半点比自己好。有的人追求权力的荣耀，非要做威风凛凛的人上之人才心甘，与人平等相处便觉得庸庸碌碌，居于人下更觉得百倍冤屈；有的人却宁愿像老子那样“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和光同尘，安住于宠辱不惊的境地里，悠然自得。同样一种境遇，对待的人心里所存的态度观念不同，生活意趣也就不一样了。这种通过改变对待生活的态度去改变生活意境的点石成金的法术，对于身处逆境的人来说，是随身必备的工具。
到目前为止，人类出现过的社会都难免存在着贫富贵贱的差别，生活在世上的人也难免有进退沉浮和生老病死，即便是一个极其侥幸的人，要想万事如意都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心胸狭小、是非得失斤斤计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需要改变的东西太多了）。人需要去改变自己的境遇以适应自己的心念来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还需要改变自己的心念以适应自己的境遇来增进内在的福德根基，更需要有超然于一切境遇之外的胸怀和风度，来建立起自性的乐园，与人分享生命的欢愉。面对种种人力不能控制的命运，如果没有一个天高云淡的心态来对待，难免会烦恼丛生。只有如意万事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万事如意，获得无所依待的天国的福分。那些追求万事如意的人，要等到他的生活具足一切顺缘才能适意；而那些不待一切因缘的人，即使身陷各种逆缘的纠缠，也照样风流潇洒。我们当然愿意并且也应该把西部的荒漠都改造成绿肥红瘦的江南水乡，但我们更赞叹那些在沙漠里照样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植物。人何至于那么娇气，非要有奇珍异宝供奉才能开颜，非要千金才能买得一笑。
近一个世纪以来，鲁迅刻画的阿Q一直作为愚昧的中国国民性的漫画形象被世人耻笑和责骂。出于当时家国危殆的形势，出于对社会的励精图治和个人把握自身命运的必然要求，鲁迅的嘲讽有值得记取的深刻的道理。然而就人类存在终极处境而言，精神胜利法并非就一无是处。如果我们不懈地改良着的社会总是注定存在着某种不合理的因素，如果勇猛精进的人生总是避免不了挫折和苦难，如果人生不如意事十有二三，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不失为慰藉心灵的一剂解药。倘若一个人总是整日价惦念着社会负于我的无穷无尽的问题，总是跟时代和个人生存的有限性过不去，这难道不是一种精神障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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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三种形式的革命，一种是革自然之命，所谓工业革命、技术革命是也；一种是革社会和他人之命，所谓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也；还有一种是革自己之命，即改造人自身的心性，使之净化和升华，变得宽柔慈爱，清明透彻，法喜充满，成为一片敞亮的福地。前两种革命是外在的革命，后一种革命是内在的、也是更为深刻的革命，即所谓灵魂深处的革命。两种不同的革命方向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源泉。迄今为止，外在革命已经取得相当卓著的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恩惠，而且推进的势头堪称波澜壮阔，但内在的革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以至于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把外在的革命视为是人们对内在革命的一种逃避，他说：“革命者和改良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他们的一切，或者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改变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革命和改良都是一种逃避。征伐就是一个人没有能力与自己搏斗的证明，改良就是一个人完全无助的证明。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尽他整整一生的时光。”（《惶然录》290页）葡萄牙人的话绝非危言哗众，人本性中存在的问题绝不比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更少、更容易解决，人对自身的伤害绝不比社会对人的伤害更轻、更容易避免。如果没有灵魂深处的革命发生，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人的出路，不管它来得多么猛烈。就一个人的生活而言，与其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境遇无常的侥幸，不如将它安放于自己须臾不离的心性之中。调伏自己混乱不堪的心，与改天换地、迁移外在的处境同样紧要，因为，人可以逃离许多不适合自己生存的境遇，却不能从自己的心性这里迁移出去。而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境遇，人最终活的是一种精神意趣，一旦失去了自在的心境，任何东西都慰藉不了人的感情。在外与事物处好的人，可以有一时一地的快乐；在内跟自己处好的人，则可以有永久的自在；而在内总跟自己处不好的人，在任何境地里都不可能得到安宁。费尔南多·佩索阿并不见得是一个幸福的人，但他要求人们从看不见的隐秘的根部来修改自己生活的意见却值得听取。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一心扑在外在事物的攫取之上，而忽视了自己的心灵境界，在许多不良观念的挑逗下，人们无节制地放纵情欲以追逐那些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在这种汹涌澎湃的潮流中，任何指向自我的革命意图都被视为是懦弱和窝囊的表现，视为是对人性的压抑和伤害，而加以嘲弄和抗拒。在现代社会中，很难有人像古代的贤圣那样在宁静致远的境地里去感通隐蔽在内心的奥秘，承接天地之间的浩荡恩情，认清自己最根本的需要。对于很多人来讲，生命这份礼物还没有充分地打开。面对自己，总是比面对周围事物更让人尴尬。
迷惘的人们很容易让自己的内心变成各种不良观念的集散地。这些观念流像季风一样变换着方向年复一年在城市的大街上吹拂扫荡，它们会像鬼魅一样附着于人的灵魂，主宰人的意志和动机，让人乖乖地成为它们的傀儡却浑然不觉。这些观念或者禁锢本能的流动，压抑了心性的抒发；或者恣意地怂恿了情欲的泛滥，滋生出种种梦魇。它们之间还常常发生矛盾对抗，将人的心地变成它们厮杀的战场，使人的心志失去了原本的清明和幽美。人心里各种错杂的观念，构成了人生活的胃口，影响着人们对于事物的接受品味，一旦胃口被破坏，食物都会变味。指向自身的革命，首先就是要清理各种观念，开显被蒙蔽的心灵意境，改变人生活的胃口。毫无疑问，对于饮食的人，拥有一个良好的胃口，比起拥有山珍海味更为重要。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而是人的心性本身，构成了人幸福不会枯竭的源泉。
生活在不同社会里的人，都会遇到一些可能导致愤怒和悲哀的事情。这些事情既可以归咎于社会和他人，也可以归咎于自身。是归咎于社会和他人，让自己变成一个斗士或怨妇，变成斯巴达克思和窦娥；还是归咎于自身，让自己成为一个良民和圣贤，变成老子和释迦牟尼？是人能够做出选择的。当然，这种选择并非一定是非此即彼，因为它们各自都有不能涵盖的方面。归咎于社会和他人，也许有利于推进社会的改良进步，却不益于社会的安定和自身的涵养；归咎于自身，可能有利于个人精神境界的升华、净化和社会的和平，却不利于社会的变革更新。智慧的人应该能够做出即此即彼的选择，使两者同时相得益彰地进行。然而今天，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归咎于社会和他人，投入到外在的革命的风雨中去。而那些习惯于外在革命的人，又往往把改变自己的意志和性情视为削足适履，是懦弱者的自残行为，是辱没个人人格的表现。殊不知战胜不了自己，自古以来都是英雄的遗恨。古人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就难在这其中所要改变的对象同时也是所要借用的武器，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搏击，弄不好反成了自我伤害。也许，正是因为自我革命有如此的困难，更表明了它进行的必要。修养、完善自己的心性，是上天降给每一个人的、不能推诿给社会和他人的大任，也是一个人可以不借助外力也可以去完成的事情。
正如我们不能以自然革命和社会革命来回避自身内在的革命一样，我们也不能把自身内在的革命当作是退出自然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借口，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惟妙惟肖的阿Q。只有把这种内在的革命与外在的革命结合起来，变成同一个过程，变成一种活泼的日常生活，才能完整地解决人的存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