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得起妻子的忠诚，而向妻子忏悔，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因此对因为社会制度的缘故屈身于自己尊严之下的另一个女人加以糟践，说她是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的女人，甚至把自己道德堕落的责任推诿于这个无辜的弱者，却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的行止。显然，赫尔岑根本不把曾经给他带来过幸福的女人当人，不把她当作与自己的妻子一样的女人来对待。他妻子的痛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卡捷林娜，后者的痛苦是天经地义的活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对于他而言，这个世界不存在卡捷林娜会痛苦这样的事情。可见，控制赫尔岑公爵精神的仍然是奴隶制的意识形态。我们不得不问，他所倡导的神圣的价值观，到底与卡捷林娜这样阶层的人有多少关系？而且，我们只能这样认为，他的人道主义中的人的概念，不涵盖卡捷林娜这样地位低贱的人。在赫尔岑那里，作为奴仆和农民的人的身份还没有得到认可，人格的尊严也没有树立起来。在当时的俄国，像卡捷林娜这样的人占大多数，如果将她们排除在人的概念外延之外，人道主义还能够称为人道主义吗？如果对农奴生命没有起码的尊重，对奴隶制的愤怒和反抗就显得抽象和难以理喻了。
显然，赫尔岑在批判社会的同时，未能对自己的立场和动机加以反省。从《往事与随想》所叙述的情况看，赫尔岑生活的时代，俄国人对沙皇的统治已经产生普遍的不满，“十二月党人”事件也产生广泛的影响。老百姓“大多站在受害者一边。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换了‘不幸者’的名称。在俄国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格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万一‘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随时可以取食”（《往事与随想》第一卷，P266）。在这种状况下，做一个不同政见者尽管会受到当权者的迫害，却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和道义乃至物质上的支持，因此有一种光荣感——这是俄罗斯民族最为珍重的人生价值。在国内时期，赫尔岑其实并没有多少出格的表现，他的第一次流放，是因为参加学习小组，对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次流放却是因为无关大雅的批评警察机关，罪名多少有点子虚乌有。他与集权专制制度的正面交恶，是在他流亡欧洲，置身于沙皇权力范围之外的安全堡垒里时才开始的。这时候，批判在带来荣誉的同时，却不随之带来危险或其他副作用，不管这种批判是多么激烈。事实上，这种对沙俄体制的激烈抨击，已经成为他本人在欧洲社会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批判者并代表着正义的赫尔岑本人，也自然而然地和批判的对象划清界限，把自己置于被批判的范围之外，成功地逃离了自己火器杀伤的扇面。
刺痛那些对赫尔岑抱有敬意的人们心的，还有他在流放地维亚特卡的一桩风流韵事。在彼尔姆还没有真正待下来，赫尔岑就与另一个流放者对调到了维亚特卡。在那里，他与一个从外地迁来的不幸女子相遇，而这种相遇对于这名女子，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年仅二十六岁，不知什么原因嫁给五十多岁老人的梅德韦杰娃，会弹一手钢琴，容貌十分惹人喜爱。赫尔岑与她暗送秋波，常有纸条往来。在她丈夫病重的时候，赫尔岑更是殷勤备至，频频向她示爱，在老人的呻吟和咳嗽声中把他的妻子“紧紧地、紧紧地搂在胸前”。尽管她一再提出，“我满足了你的要求，现在放我走吧”，他还是不甘罢休。然而，就在他们的缠绵持续了一个月后，当梅德韦杰娃可怜的丈夫一命归天后，身世飘零、孤独无依的她满怀渴望地期待赫尔岑关怀的时候，公爵大人却撤回了自己的怀抱。他解释说“我不是对她漠不关心，绝不是”，因为他的心变得“疲倦和衰颓了”，“我的爱情之火熄灭了”。尽管她“目光常常带着不安的探询神情，停留在我的身上”，期待着他的回应，但他还是一直在回避，并保持着可怕的沉默。
被赫尔岑描绘成恶魔的省长秋法耶夫，对梅德韦杰娃的姿色早就垂涎三尺，看她现在孤儿寡母无依无靠，以为机会来了，便向她伸出无耻的魔爪。梅氏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无助，因为“她的孩子们的命运握在他手中”。实际上，迫害已经开始，孩子们的补助申请被断然拒绝，房东和店铺掌柜讨账也“特别坚决”，俄罗斯的辽阔并没有给她任何出路。情急之下她向赫尔岑和另一个流放者诉说了自己险恶的处境。赫尔岑依旧没有任何帮助的表示，他依然保持着金块一样沉重的沉默，倒是与他分住同一幢房子、与梅没有任何情缘的维特贝格决定冒一切风险搭救她，毫不犹豫地让她搬到自己家来住，尽管这位流放者家庭负担很重，生活比赫尔岑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但赫尔岑宁愿让自己相信，梅在他那里可以安然无事，因为“这个流放者的道德力量就是这样，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那崇高的精神面貌，那无所畏惧的语言，那蔑视一切的笑，连维亚特卡的舍米亚卡（古代俄罗斯一个残酷的王公）本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往事与随想》第一卷，P368）。此时，同住在一个屋顶下的赫尔岑只是暗暗地问自己：“为什么她偏偏遇上我这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开始喝酒，并在污浊沉闷的炎热中等待清新的气流——纳塔利娅（赫尔岑的堂妹兼未婚妻）从莫斯科发出的信。
尽管赫尔岑后来承认，梅德韦杰娃“没有欢乐的一生是我最后摧毁的”；尽管经过漫长的回避、沉默和自我开脱之后，在结束维亚特卡的流放之前，赫尔岑最终熬不过自己的良心，写信向梅做了忏悔，并取得了这个善良女人的原谅与祝福（仿佛有罪的是她）。但对梅的回忆一直都使他感到痛苦，特别是若干年之后，当他听说了梅凄凉早逝的时候。从这件事情来看，即便是对近似于自己社会地位的人而言，赫尔岑的人道主义原则也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执行。
1861年，列夫·托尔斯泰出游欧洲，他很早就想结识享有盛名的赫尔岑了。那天，他来到赫尔岑在伦敦的寓所，通报说有一个俄国来访者想拜见赫大人，赫尔岑拒绝会见。于是他不得不递上自己伯爵的名片。楼上很快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赫胖墩墩的身体几乎是从楼上飞下来的。这让托尔斯泰感到惊讶，在他的想象中，赫尔岑的身材应该是非常伟岸的。
比起青年时期的赫尔岑来，同为贵族的托尔斯泰五十岁以前的生活堪称腐败和罪恶。但在五十岁之后，福音书唤醒了他内心沉睡多年的神圣情感，他明白了自己的罪过。于是，托尔斯泰为农奴的孩子开办学校，并解放自己庄园里的农奴，还亲自下地和农民一起劳作，把自己的财富用以赈济灾民，将自己的著作权奉献于社会，为此不惜与自己的妻子发生痛苦的冲突，最后在年近九十的时候还不得不离家出走。我们不能说赫尔岑是一个小人、庸人，但相对于托尔斯泰而言，他实在算不上一个巨人。作为较早觉醒的十九世纪俄国贵族，赫尔岑的上述行状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当人们把赫尔岑抬到巨人的位置上让我们景仰时，却让人看到他身上并不光辉，甚至有些丑陋、溃烂的部位。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是把他当巨人看待，这些部位就不会那么刺眼。就像蹲在地上的猴子，我们看不见它猩红的屁股。
在我们的身边，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深刻无比，凌厉至极，仿佛正义女神的化身，似乎只要由他来任事，种种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或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但仔细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所担纲的事务，你就发现并非那么回事。他们的批评不过是借刀杀人，不会损伤自己的一根毫毛。他们诅咒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只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一旦机会来临，他们照样暗度陈仓，不会有半点犹豫含糊。他们实际上是各种罪恶现象的同谋和潜在的案犯。还有，在一些不小心就出了名，甚至享誉天下的人中，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他们所说与所行南辕北辙，自己却不觉得这种状况有什么妨碍。还有更多的人，他们雄辩滔滔，在有关世道人心的诸多问题上都能和你谈到一块，仿佛天涯知己一样，但在日常生活的行履处，你会发现，你们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些事情让我想到了古代圣贤的知行合一；想到过于泛滥的社会批评与过于荒疏和虚假的自我检讨；还想到已经作古一百多年的赫尔岑，他被某些人当作棍棒来使用。于是，只好把他请出来，表明对社会和他人的批评不是那么容易开口，负责任的、真诚的批评对批评者是有要求的，并没有要挖先人坟墓、不让他老人家安息的意思。
社会的黑暗固然恐怖，而人性的狰狞也十分可怕，况且这两者之间还有某种因果循环。当今之世，人们视野开阔，思潮纵横，辞令多多，到处都是批判的武器，在把自己藏进安全的掩体里之后，要对社会不合理现象和他人的丑陋发起猛烈的攻击，实在是太容易了。但转过身来，在夜深人静时，省察自己潜意识深处隐秘的行为动机，并对自己的人生立场加以清理的人，却实在太少了，而这恰恰是社会批判的资格准入，也是社会批判进入建设实践的前提。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上，中国文化有深厚的传统资源。儒家以“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日三省吾身”。而修身，是个人心性的修养，也是对个人立场的清理，包括清除遮蔽心灵、使其昏昧而不得明正的一己之私，即所谓“格物”（格除物欲）。人类最愚蠢、也是最聪明的支点就是挪不动的私人立场，倘若没有对这种立场的彻底清理，人往往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一个社会公义的例外者，在各种堂堂皇皇的原则规范之上赋予自己特殊的豁免权。当众多个人都赋予自己特殊豁免权时，那些貌似庄严神圣的原则规范，在实践中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
作为社会的当事者，人还是应该更多地以自己的行为来纠正社会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