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家的两个基本目标具有对立性。最高统治者的租金收入并不随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而同步增长，从而使统治者租金收入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产权结构可能出现背离，形成并维持一种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加上统治者的个人偏好和任期的限制，统治者倾向追求在任期间的政绩，容易导致施政行为的短期化。
194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短暂的资产阶级宪政体制国家试验随之结束，社会主义新政权对中国资产阶级创立的宪政体制国家以及它竖立之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动了空前的改造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末建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其特征是：
（1）共产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地叠合在一起。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国家与社会呈现一元化状态，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模糊，国家意志渗透到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促进集体所有制向国有制过渡。国家几乎垄断和控制着全部的经济社会资源，通过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国家事实上成为集体土地的最高所有者。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3）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决定，即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由中央计划机关通过指令性计划进行安排，包括个人消费选择、职业选择等个人决策也由行政机关集中掌握。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在一个落后的小农经济社会建设工业化国家，展现了无可比拟的资源动员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对此，历史已经给予了辩证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建国以来“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000万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10500多万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这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压抑了个体的积极性，国家的经济活动长期处于“放-活-乱-收-死”的周期循环中，长期没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终于走上了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2.2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方位
第1章导言中提出的中国现行经济形态的特殊性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并不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突然发动的。在两千年皇帝专制国家的历史上，皇权及其组织系统是维系社会超常规稳定结构的核心机制，是社会合法秩序的唯一源泉。皇权所具有的“生杀予夺”的权威，其正当性来源于“傅天之下，莫非王土”，来源于皇权与土地私有权在质态上的交织，来源于皇权是普天之下最高的土地所有权。皇权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地主的土地私有权，也因此不需要通过社会契约达成，而可以直接取决于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还有袁世凯复辟等闹剧，这段历史不过37年。这一期间，中国资产阶级建立的宪政体制国家还没来得及深入人心，就土崩瓦解了。因此，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建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际上也就是在皇帝专制国家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1949年这一场历史性巨变中，取代皇权及其组织系统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系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迅速整合了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社会秩序，为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设工业国家创造了条件和可能性。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新型国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并不是来源于社会契约，而是来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共产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地叠合在一起，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新政权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控制以远比历朝历代为甚的方式全面地深入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资源仍然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文化三者高度重叠，社会完全淹没于“新中国”之中。这样一种国家结构确实有利于从传统产业中快速提取经济剩余，集中发展现代大工业，而且也正是得益于这种超常控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我们才建立起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国家对社会的超常控制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由国家对社会的超常控制所导致的社会成员普遍缺乏个体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引发了对传统体制的改革。
在对华夏农耕文明史、20世纪清帝逊位至新中国成立，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下的超英赶美试验的线索进行宏观梳理之后，我们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转型发展的内涵及其历史地位：
（1）当代中国转型发展与新中国成立之后头30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工业化战略在历史逻辑上具有一贯性，就是要在头30年已经建立起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进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转变。也就是说，当代中国转型发展不单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头30年所奉行的计划经济的转型，在更大程度上是两千年皇帝专制国家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转型，是华夏文明演变的必经之路。
（2）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计划经济试验是“特殊阶段的特殊选择”，当代中国转型发展在逻辑上是对计划经济试验的扬弃，是促进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继承华夏农耕文明史上中国底层社会与上层政治国家相对分离并自我发展的传统，廓清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建立自主、自觉运行的公民社会及其法律、文化体系，构造自我发展、自动运行的经济体系，是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使命。
（3）当代中国转型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并还权于社会的一个历史过程，最终将引发国家结构的深刻变化。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过去和现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必然等于在将来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否与时俱进，始终真正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社会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任务的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这个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过程。
（4）到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代中国转型发展将取得重大进展。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届时，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任务可能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大约还要持续50年时间。
2.3当代中国转型发展进入地根经济的特殊阶段
站在华夏农耕文明演进的高度，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的全面转型、提高和飞跃。本研究以经济转型为基本线索观察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对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转型的关注则服从和服务于经济转型分析。
2.3.1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是政府主导的转型发展
在两千年皇帝专制社会中，历代王朝在贯彻“农本商末”、“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的过程中，汉武帝开始实行盐铁官营，后来逐步形成了封建国家的禁榷制度。所谓禁榷制度，实质上就是国家垄断制度，在工商业的某些有厚利可图的领域，由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垄断经营。在汉武帝之后，虽然历代王朝禁榷的领域时有变动，但禁榷作为一种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
除禁榷制度之外，历代封建王朝还运用榷关制度、牙行制度和行会制度等三大绳索，控制和干预工商业的发展。榷关制度指的是在通商的道路上设“关”，以稽查商货和征收商税，限制商人自由营运。牙行制度则是政府管制商品市场交易的一种工具。牙行的职能是：奉政府之命评估物价（即价格管制）；帮助政府征收商业营业税；帮助官吏采买各级政府所需物资；媒介商品交易。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人行会，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社会的商业行会。中国的商人行会不是商人的自治组织，也不是商人自愿组织起来的，而是专制国家依靠政治强制力量强迫商人组织行会，强迫每个商人都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历代封建专制国家强迫商人组织行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商人的有效监督和管制。
皇帝专制国家实施禁榷制度，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并通过榷关制度、牙行制度和行会制度，对民间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行有效的管制和干预。
这样，皇帝专制国家贯彻“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的结果，必然造成政治权力渗入商品生产和交换，使商品生产者和商人失去了独立人格，成为皇帝权力和封建官僚权力的依附，从而禁锢着市场的发育，扭曲了价值规律的作用，限定了工商业自由发展的空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新政权对两千年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以及19世纪以来我国之所以积贫积弱的原因主要总结为两点，第一是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第二是没有发达的本国大工业。这种总结转化为国家意志，就是新的国家必须超越传统的国家规范而行动（周其仁，1995）。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呢？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于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和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资源全力以赴地发展工业，尽快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富强的工业国，就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全民所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大跃进”、“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的。
当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终于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时候，这一套特殊的经济体制所蕴涵的能量已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与此同时它的弊病也已无法容忍地暴露在人民面前。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再次显示了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领导全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在新的形势下开启转型发展的新道路。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一转型发展时程已经持续了近30年。30年时间不算是太短的时间，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规律性已经能够大致的呈现出来。
站在华夏文明演进历史的高度，观察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其最突出和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这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转型发展。对这一转型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是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并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公民社会还没成长起来，经济自组织机制也没建立起来，那么，有且只有政府才能充当这一转型过程的推进器和加速器。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当代中国转型发展就可能处于停滞和摇摆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