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审美被提升到与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甚至国魂相等的高度。美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的建构，也是一种文化的反思、思想的激扬，这也成为中国美学发展史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当然，中国现代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现代学科建设的开端，作为中国美学思想理论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发动，并非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其探索与实践的不足与局限，有待发展的方面与空白，不仅给予后人宝贵的启益，也留下了继续发展与完善的广阔空间。
今天，阅读六位大家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吸纳，也必然是一种反思。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西古今文化交汇、碰撞的历史潮流中产生、发展的。中国现代美学的成果既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继承、转化与更新，也是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吸纳、融会与改造。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和建设者，始终是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为基础，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异质因素（即新因素），并加以融合会通、创化出新的。因此，中国现代美学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而具有了新质即现代性，又不同于西方美学，因为它传承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
以六大家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既有很深的国学根柢，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不仅是亲情所系，而且对它的长处与短处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又很开明通达，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新营养，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六大家游历或求学域外的直接西学背景，不仅没有使他们全盘洋化，恰恰使他们在比较中理性反思中西文明，尤其是较早对以科技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文明作出了反思。梁启超、宗白华等都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提出了批判。梁启超指出科学很重要，但科学不是万能的；人需要有安身立命之所在。
他批评欧洲“自然派文学”逼真描写“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这样的创作缺失了人类价值的光芒。宗白华批评西方近代文明中过分发展的“理智精神”背后站着一个“魔鬼式的人欲”，憔悴于“过分的聪明与过多的目的”，人类“飞翔于自然之上”又“束缚于自己的私欲之中”。他苦苦思索人生的真相与意义，对于席勒追求自由的人文思想，对于魏晋不滞于物的自由人格，对于屈原的深情和歌德的激情，都给予了富有艺术-审美意味的解读。中国现代美学在传承、化合中有反思、有新创，结出了以“境界（意境）”、“趣味（情趣）”、“美术人”、“人生的艺术化”等为代表的丰富成果。而他们在开放中积极批判吸收异质文化、坚守民族立场、试图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与立场，在经历了学术与文化领域中西方话语曾一度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今天，确实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美学现代进程中的开端，这些现代美学家们在吸纳西方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时，有生硬粗糙之处，有简单硬搬之迹，他们的一些思想与学说在今天看来也不尽完善完美，需要我们省思。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开中国现代悲剧思想的先河，但其在运用西方思想与悲剧理论时就有泥滞之处。再如早期梁启超认为文学艺术的变革能够直接改变社会状况；30年代的朱光潜把社会腐浊完全归结为“人心”问题，认为艺术精神在现实改造中具有决定意义。他们的这些看法也都有过分抬高艺术-审美效能的片面化简单化的毛病。
而他们的有些学说，则既有积极的成分，又有消极的因素，在不同的语境下也有不同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我们梳理鉴别、批判继承、传承创新，积极挖掘发挥其在今天的价值。如他们所主张的“人生艺术化”的理想和人生-艺术相统一的审美精神，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就是非常超前的，也是无法直接解决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的，这种思想和学说无疑有着过于强调精神作用与审美救世的倾向。但是，“人生艺术化”的学说在苦难的现实中升华起来的理想的诗意的光芒，作为对于当时国人萎靡人性和委顿生命的批判与启蒙，作为对于现实中世俗物欲和功利主义的批判，作为对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和机械理性对人性分裂和束缚的否定，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有它积极而独特的意义。“人生艺术化”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一种艺术理想、审美理想和人生理想。“乌托邦”是精神寄托的一种家园，它是幻想的，但它也是自由的、快乐的、完美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艺术-审美活动从本质而言，就是满足情感的美好需求，满足意志的自由追求，满足精神生活的快乐需要，也是满足生命与人生的意义寄托。艺术-审美的理想光靠感官是无法完整享受的，它与物质也分属两个世界。
艺术-审美的光芒需要情感的体验、心灵的感悟、精神的观照。“乌托邦”与艺术-审美的精神具有某种一致性，它可以给予人精神的慰安、提升和享受。但“人生艺术化”不是让人最终迷失于“乌托邦”之中，而是要以美的艺术为武器，以情感的发动、心灵的高翔来激发生命的热情、人生的情怀，它是要以出世来入世，通过现实与小我的超越，实现个体生命境界和人格情致的提升。
它的路径是试图通过人格和心灵的美化来最终影响和改变世界。“人生艺术化”的命题，在今天这个高度重视技术、物质、效益的社会中，在当下以经济与技术为前提的全球化语境中，无疑更有着特殊而重要的人文意义。我们应该扬弃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发掘充实它积极的人文意义和审美意义，在改造外部世界和发展塑造主体自我相统一的现实历史进程中，发挥这些优秀文化遗产应对当代新生活挑战的独特价值。
《文丛》遴选的六位大家是学者、思想家、理论家，也是生活于我们整个民族历史中的活生生的人。
《文丛》在编选中不仅遴选了他们在直接的意义上论美谈艺的文章，也遴选了他们论析哲学、人生、伦理、教育等而又与论美谈艺具有内在联系的文字，并将其分为上下两编。这样的编选定位与编排风格，力求突出中国现代美学的特点和各位选主的特色。相信这样的编选对于凸现和把握中国现代美学及其这些代表性人物的面貌与风范会有助益，同时也一定会有益于各位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这些大家的美学观、审美理念、美学与艺术学说。同时，基于《文丛》对“现代”概念的定位，入选各位选主的文章主要为1949年前写作或发表的；但为了便于读者能对选主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三卷也各自遴选了少量解放后的重要代表作品。
希望通过这套《文丛》的出版，通过对中国现代美学代表性和标志性人物的文献整理，在梳理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精神传统、确立中国美学的精神特征、建构我们自己的民族美学、以及激活提升当代国人的生命实践和精神生活方面会有助益。
中国现代美学非这六家。在《文丛》编选的过程中，屡有热心人士建议扩大入选范围。确实，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图谱中，值得整理和研究之人很多。希望我们这个工作作为一个开始，能够有更多的学者、更多的热心人士关心与参与，也希望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文卷问世，使得中国现代美学的资料图谱能够日臻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