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首先意味着国家权力运用和运行的治理理念的确立，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新型治理结构，也就是说，在新的国家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逐渐调整国家的权威结构及其功能。“治理”是一个基于市场分权基础上的，由国家和社会构成的权力网络的复杂互动过程，与传统的国家统治行为比较，它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良好合作关系。治理所要构建的是“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它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操纵社会截然不同，后者主张政治责任的私有化，而前者主张共同分担治理责任。显然，政治责任私有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责任的缺失，治理失效，最终还是要政府来为其承担责任。所以，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如果政治放弃自己的责任或者以存在强大的国际离心力为理由不再参与塑造社会，那它就会使社会受到严峻的考验”，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构建国家与社会新型治理结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国家主权强大的规划与控制作用。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不断创新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它表面上就不是真的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它是有偏向的，“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使国家政权确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上，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在阶级力量、经济结构、人民利益、社会秩序上获取新的合法性基础。
在对待全球治理上，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灵活的战略和策略积极倡导和参与全球化。全球化一方面使国家的单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国家又必然成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规制和发展趋向的最后主导者，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充满矛盾并且是政治化的世界政治决策结构的形成。如何在这个多元权威并存的治理体系中保持国家主权的特征并发挥自己的主权声音，是发展中的国家及其理论建构所面临的新挑战。面对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国家必须在自身的创新发展、文化意识认同、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上有所作为，只有国家才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如环境、贫穷、安全、移民和公民身份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国家必须积极参与关于全球问题的对话与合作，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
综上所述，全球化开辟着跨国性和全球性活动空间与方式，演绎出新的行为主体，形成着社会生活的新制度、新规则、新观念。这一切无不与人们已经熟悉并适应的民族国家及其制度、观念和理论发生冲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销蚀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这一点，在本质上是现代市场分权和社会民主发展使然。但是，另一方面，从经验事实上，国家并没有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反而成了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者，国家正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功能，以新的方式承担着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需要国家，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国家理论，一种适应自己角色和功能变更而不断发展的国家理论。在这种生存境域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全球化重构必然要被纳入国家治理机制和全球治理机制中，重新想象、实践和创新它的政权（主权）基础、政体建构、治理模式、职能发挥、发展战略、民族化建构、自主能力等问题。
三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的国家实践：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
紧密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实践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的标志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参与世界全球化浪潮，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又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那么，如何进行国家的现代建构呢？
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就是说，国家不是来自于社会外部的一种存在，而是社会内部活动自身运动所产生的一种矛盾的结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是人类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生产又包括了两种内容：一种是生活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由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所规定的社会群体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中各种位置的总和就构成了一般社会结构，它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纽带而进行排列组合的，这种纽带就是社会制度。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就是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制度的变迁，所以，要把握国家及其理论的建构就必须正确把握社会结构变化的“度”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个“度”，在社会功能上，就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及其有效运行；在社会利益上，就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维护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变了这一点，社会结构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国家的性质也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无产阶级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没有公有制，就难以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公正，也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度”，而把握这个“度”的关键在于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社会结构的“度”的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利益的分配和实现。社会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关键和核心。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等无不是围绕着社会利益的分配而形成、展开的；而社会结构的实际状况和运行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现实利益。在这一点上，国家政权的意义就表现为，为社会提供一种公平、公正和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维护并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国家的制度和政策与执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利益。
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国家生存境域中，如何把握社会结构这个“度”，是科学和合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创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前提。为此，国家（政府）在参与全球化的活动中必须有自己明确的总体战略、行动原则、规范倡导、基本任务和终极目标。如，在战略方面，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原则方面，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规范倡导方面，主张坚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国家关系，提倡世界的多样性与各国的自主选择性相统一；在基本任务方面，努力维护国家安全，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终极目标方面，就是实现各国间的发展、团结和合作与世界和谐，等等。明确这些国家战略、原则、主张、任务和目标，有利于我们把握国内社会结构变化的“度”。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和社会结构决定社会制度的基本原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我党把握了经济建设和发展民生这两个中心问题，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问题，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为依托，推进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的创新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决定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和按劳分配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所在。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又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但是，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主义公有制，如何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我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问题，也是把握社会结构，保证我国的国家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问题。如我们所知，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内容。过去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两者混为一谈。在这一领域，邓小平把“计划与市场”从“制度”层面上解脱出来，赋予了“手段”、“方法”的含义，并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从而开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先河，也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空间。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市场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深刻的阐述：“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该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好，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和核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以及各种各样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一道进入市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竞争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只要在国民经济占有主导地位，就可以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使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必要的行政管理能够有效地发挥出国家治理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创造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安全的和公正的社会环境。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依托，对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
1.关于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体现在公有经济的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即公有经济在社会资产总量上的优势和在运行质量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体现在公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上。江泽民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注意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公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发挥，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产权主体多元化相适应，同国有经济的合理定位和职能相适应，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竞争的需要相适应。公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主要体现为这么几个方面：其一，公有经济能够控制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状况和发展方向；其二，公有经济能够控制国家经济生活中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产品的配置和生产，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其三，公有经济能够控制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及其质量，在规避经济风险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其四，公有经济能够在发展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战胜各种灾害等重大社会问题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2.关于公有经济的实现形式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