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林权证的法律保障，林农们都敢于投入，林权证抵押贷款还使农民们有钱投入、舍得投入。2005年冬至2006年春，全省人工造林333万余亩，是近10年来造林面积最多的年份。由于林改拉动，2005年全省农民林业现金收入同比增长42.3%，2004到2006年间全省从事林业生产的劳动力从95万人增加到135万人，仅2006年外出打工人员中返乡务林者就近14万人。
评论：类似于前述浙江省案例，江西省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释放了千千万万农民绿化祖国大地的活力，该省的森林覆盖率同样位居全国前列（截至2006年底为60%）。如果我国农村自然资源产权尤其是土地产权都像集体林权改革那样，定能获取当年“小岗村”般（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举世瞩目的重大进步。
（5）大力推行和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一方面能将数千亿政府支出引向“绿色产品”消费。更重要的是，政府采购具有表率功能。政府能够通过绿色采购引导企业的环保意识，让企业正视自己的环保责任。同时，绿色采购对消费者和消费市场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有利于促进公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加快绿色消费市场的形成。
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和9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都考虑环境友好型产品，消费者的这种自觉意识是促进绿色消费市场形成的主要原因。
上述国家绿色消费行为，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各国政府绿色采购无疑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表率、引领作用。
（6）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并重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OECD报告提出，中国环境政策实施的最大障碍在地方，因为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目标、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压力和对当地居民有限的责任与义务，都使得对经济发展的考虑优先于环境问题。有的地方领导为了追求政绩，不惜引进污染企业，有的地方领导甚至和污染企业同流合污从而获取个人利益。因此强化环境执法监督，必须实行行政首长环保问责机制，追究污染地区主要负责人责任，特别要严肃查处与污染企业勾结的地方官员。
应该指出，只有彻底改变部分地方政府不太科学的“政绩观”，以及现有单纯强调经济成果的政绩考核体制，细化与落实地方官员的环境问责制，才能使政府增强实施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和提高实施效率，强化现有环境法规的威慑性与公信力，进一步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综合决策之中；加强对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能力；努力促使地方领导对上级政府和当地群众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强化综合的排污许可证管理，扩大排污收费、使用者收费、排污交易和其他经济手段的使用范围；呼吁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监督，落实民众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知情、参与及监督权，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案例5‐8
多管齐下，齐心协力——诸暨生态市建设的经验
诸暨市2003年提出创建国家生态市的目标，是浙江省第一批至2007年底基本建成生态县（市）的试点之一。诸暨市始终把生态建设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工作的各个环节，积极探索适合诸暨特点的污染防治之路。创建国家级生态市以来，诸暨投资50多亿元用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目前，诸暨已建成2个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5个省级生态镇、24个绍兴市级生态镇（村），172个各级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等“绿色系列”单位，在全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考评县级市中稳居前三名。诸暨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创新“四大机制”，激发生态市建设的活力和动力。即创新教育机制，进一步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创新投融资机制，进一步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社会化程度；创新环保执法机制，提升环境保护依法管理和长效管理的水平；创新督查机制，形成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良好格局。同时，将生态环保指标考核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岗位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
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生态市建设以来的5年是诸暨市环境建设投入最大、设施建设最密集、建设速度最快的5年，一批对城市环境改善起关键作用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建成。如建成了总投资5亿元的城区污水收集管网改善工程和日处理能力4万吨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及店口、枫桥、牌头等3个中心镇的镇级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中。
强化污染基本面控制，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整治和城乡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据测算，诸暨市农村生活污水年排放量为4072万吨，是全市工业污水排放量的1.5倍。在进行专家咨询、外出考察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诸暨选定多种污水处理模式，采取“边试点边总结、边总结边完善、边完善边推广”的方法在全市推广。全市有51个行政村开展了以厌氧酸化加人工湿地模式为主的农村生活污水净化工程建设，建成4016套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受益农户3767户。
在资金上，建立以政府财政支持为导向、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户投入为主体、工商企业及社会团体等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建设投入机制，采取“市奖、镇补、村筹”的办法按工程造价的4∶3∶3配套。
同时，依靠源头控制，长效管理，在全面完成镇乡（街道）垃圾收集系统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户集、村收、镇运、市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机制，彻底根治垃圾、污水双重污染环境的痼疾。诸暨已建成垃圾收集站房6043座，设置垃圾收集箱7445只，落实清扫保洁人员1710人，垃圾清运人员857人，垃圾清运车辆857辆；投资2.5亿元，日处理能力400吨的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已建成；投资3500万元，日处理能力100吨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已建成；投资3150万元，日处理垃圾300吨的店口镇垃圾焚烧厂2007年年底也可基本建成，全部项目使用后，全市21个镇乡（街道）的生活垃圾将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
另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该省全年新建乡镇生活垃圾中转设施229座、累计建设1221座，垃圾中转设施镇乡覆盖率达到61.23%，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益率达到63%，无害化处理率达到35%，全省农村环境因而得到了明显改善。该省还研究建立了不同的垃圾处理模式。如在平原和交通便利的地区实行“户收、村集、乡镇中转、县市处置”的原则；在山区、海岛和交通不便的地区，推行“集中收集、就地分拣、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的模式。同时，依靠科技进步，鼓励建设小型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对特别偏远山区、海岛乡村的农村生活垃圾，推广堆肥、卫生填埋和生物降解等综合处理方式，这些都值得各地借鉴。
评论：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的功能不能错位，在经济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如果忘了生态环保目标，则其发展肯定不科学。而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类“公共品”的投入并予以制度保障，是化解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加大对农村生态环保的转移支付力度。浙江省诸暨市在农村生态环保建设方面，不但舍得投入，而且善于投入。该市投入巨资用于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源控制，统一处理城乡生活污水和垃圾，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城乡的生态环境，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第六节小结
本章揭示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仍存在若干“兼容”的方面，即：（1）能反映相对稀缺性的资源（含环境容量资源）价格体系；（2）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可排他、可交易的，利益边界明晰的资源产权；（3）不断增长的“绿色”市场需求（含国际、国内两个市场）；（4）能对节能减排提供内生激励的市场交易机制；（5）既符合经济规律，又符合自然规律的资源配置机制；（6）政府职能转变和科学发展观的确立。若要实现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除了抑制乃至消除前述“恶性互动”的根源之外，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一系列实际有效的对策措施，强化前述“良性互动”的动因。而其中“激励相容”导向的体现则是本项目所主张的对策体系之基本特色。激励相容是指某种经济环境中经济主体一方利益的实现是建立在相关另一方或诸方预期利益的实现基础之上，其内涵亦可包括经济主体自身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目标兼容。
生态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与自然能否和谐相处的问题，而其化解的前提又是一个人与人之间能否和谐相处的问题。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很难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包括政政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政企之间（政府与企业或农民）、企企之间（农民之间或企业之间或农民与企业之间）的和谐。可见，激励相容型的对策若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就是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