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结束了4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生涯的吴建民被任命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然而，才当了一年驻荷兰大使，中央就决定紧急调派他到瑞士日内瓦，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此时，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在即，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第六次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题为“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吴建民外交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场恶战正在等待着他。
吴建民：1995年（人权委员会），那个形势很悬乎啊！针对美国的反华提案，我们是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
1995年，美国派出了由助理国务卿亲自出马的庞大的代表团，事先到很多国家进行游说并施加压力，扬言要把中国置于审判席上。一旦反华提案得到通过，人权委员会将就中国人权状况提交报告，第二年还要审议，这将涉及到国家的主权与尊严。
吴建民所说的“第一道防线”，是根据联合国的提案程序，中国代表团就反华提案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不予表决”的动议，如果该动议得到通过，那么反华提案就成为废案。以往，美国每次提交的反华提案都是在第一道程序中就被否决的。
吴建民：但是这道防线被突破了，然后就是就这个提案本身进行表决。这个时候，21对20，我们就多一票，形势是非常紧急的。搞外交跟当兵一样，国家需要你，那是义无反顾啊，再有什么风险也要去！
种种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以往的失败，将会在此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继续对中国“发难”。1996年1月，吴建民带着艰巨的使命，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此时离人权委员会会议开幕只有3个月时间了。
吴建民：我到（日内瓦）的第二天，就递交了我的委任状，周一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就拜会日内瓦人权会的各国代表，那是五十多个国家，一个一个拜会。几周下来，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对人权委员会有很大的意见。有些大使直截了当对我讲，吴大使你刚到，你不知道，人权会，哪是人权会，成法庭了！审判我们的全是发达国家，我们这些人是受审判的。
发展中国家对人权委员会的普遍不满，使得吴建民萌生了将这种正义的不满组织起来的想法。于是，几个国家的大使开始串联商量办法。
吴建民：亚洲一个大国的大使说，我来挑头。我说好，你来挑头，我支持。三月初就开人权会了，可到二月底，我看他还一直不挑头，就专门找他单独谈了一次。外交上最机密的事儿，一对一谈，助手不带。
我说怎么样，你不是说要挑头吗，发展中国家大使串联一次吗？什么时候开会啊？他就回了我一句，说，吴大使，我请示国内了，国内回复说，算啦，别挑头吧，保自己。我一听，1996年3月，在人权会上发言心里就凉了：怎么办？他把话锋一转说，吴大使，你来挑头。当时一想，我说这样行不行，咱们没头，轮流坐庄？第一次到我那儿开会去。对方一听，说，第一次到你那儿开，好，第二次可以到我这儿来开。
就这样，在人权会前一周，吴建民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使开了一个会议，他们称之为“观点相似的大使的会议”（Like Minded Group）。
吴建民：一上来，我就说，本人初来乍到，对于这个人权问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查了一下，人权会最近几年通过的“国别决议”就是专门批评人权状况不好的国家，全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这个就不正常啦！
我们这些大使，走南闯北都知道，发达国家也有人权问题。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那我们每个国家都是靶子，英文叫做sitting duck，坐在那儿的鸭子，猎人就拿枪一个个来射击。这些大使们感同身受啊，大家都开始讲自己遭受屈辱的经历，越讲越气。后来又开了好几次会，那时候很秘密啊，因为大使天天见面，所以经常相互口头通知开会。
人权会那天，平常不到一半人出席的委员会座无虚席。大家都在等待着人权会的“大戏”。吴建民带着自己亲自起草、由夫人施燕华修改润色后的发言稿步入了会场。发展中国家大使一个接一个发言，会场弥漫着浓烈的对抗气氛。
吴建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中国人要讲出自己的道理来，反华提案是点着你鼻子骂的呀，所以激扬慷慨。那不是装出来的，那是真情的、从心里迸发出来的感情！中国人不能够随便让你们欺负，自卫也是人权！
中文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这个时候我不能讲英文，我得讲中文：你们现在第六次搞反华提案，事不过三，你都3的1倍了，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要搞反华提案？我们说中国人从两个事实当中得到了启示：第一，你搞反华提案，那些搞得最厉害的国家，恰恰是在历史上侵犯中国人权最厉害的国家——八国联军，七国都在里边；第二，你骂我最凶的时候，恰恰是我进步最快的时候，你关心的是什么？你不是关心中国的人权，你是关心你的霸权。你搞6个反华提案，就希望中国人听你的，不走自己的路，太不自量力了！中国人走自己的路，走了五千年了。我当时骂了一句，不要说你搞6个决议，你就是搞60个决议，中国人照样走自己的路！
最后，会议以7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美国等国提出的反华提案成为了废案，中国在第一道防线就赢得了胜利。西方媒体在当天的报道中这样写道：中国大使吴建民在第三世界国家一片掌声中走出会场。
然而到了1997年，美国第七次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中国人权状况”议案。
吴建民：1997年（人权委员会）就更紧张了。1997年是小平去世之年、十五大召开之年、香港回归之年，不能输，没有退路。工作比头一年更加深入，一票一票地做工作。要交朋友。
吴建民：1997年现场表决的时候很紧张。表决之前，就在会场，我就接到国内给我的电话，说有一个国家的大使，原来是投票支持我们的，现在要1997年4月14日，联合国第七次否决反华人权提案变成弃权了，我们就要少一票了。我说怎么办？找他谈一谈吧。我是代表团团长，我的行动，美方是非常注意的。于是，我就找了下面的同志，我说你跟那个大使约一下，我在会场外面见他。后来他出去了，我就跟出去了。
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很困难呐？他说是。因为他跟我关系很好，他原来不仅答应投我的票，而且要在会上发言支持中国。我说如果太困难了，你在会上不发言也可以，你就投我的票就行了。他就说，吴大使，你放心，一切照旧。最后，他不仅是投了我们的票，而且还发言支持中国。真是不容易啊！我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多了10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