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后急速加剧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民从四千年之大梦中惊起，不同阶层的人民都用实际行动投入到救亡的斗争中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们，发动和领导了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运动，他们要求通过振刷内政、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救亡图存。为此，他们到处奔走呼吁，进行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这次运动处在19世纪末，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有了初步发展，中国人民正开始挣脱封建统治思想的桎梏，它正好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因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
可是，这次运动也表现出许多弱点，领导运动的改良主义者们的思想充满了种种矛盾。本文只从他们对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态度作一论述，看一看戊戌改良派的政治态度，从而也可以窥见早期中国资产阶级的一般政治面貌。
一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民族危机急剧加重的产物。《马关条约》订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从1897年冬的胶州湾事件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到1898年上半年止，英、法、俄、德、日等国都划定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甲午战败后仅三年的时间，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局面就基本上形成了。这种形势迫使中国广大人民掀起抵抗侵略、救亡图存的运动，当时迅速成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是由康有为等发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为了解救民族危机，戊戌改良派首先触目惊心地指出亡国惨祸将要临头。康有为在1897年底的《上清帝第五书》中这样说：当时“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听来真是语语惊人。
对于这种严重的民族危机，应当怎样解救呢？戊戌改良派有个共同的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是由于外国侵略之故，而完全是中国自己不振作的结果。谭嗣同在甲午战争前后所写的《报贝元征书》 和《仁学》中，一再认为西方“列强”侵略别人的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只有那些受侵略的国家才“所当自反（省），岂得怨人哉”？他认为“我不变法，即不应不受”侵略和欺侮。康有为也认为：“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据此，他们一致认为解救民族危机的唯一出路是中国立即进行变法。康有为从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一连向光绪皇帝先后上书六次，反复地陈明“外患内讧，祸在旦夕”的危急局面，希望清政府处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变”的时代，不要再“引旧法以治近世”，而应当“尽弃旧习，再立堂构”。为了打动光绪皇帝决心变法，说：“一姓不自变，人将顺天代变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顺天，时时自变，则一姓虽万世存可也。”这种警语对于年轻的光绪帝确是有不小影响的。其他改良主义者也用办报刊、办学会等方法，积极宣传变法，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宣传“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这种言论同样是很有煽动力的。
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他们呼吁革除弊政，实行变法，这是爱国的要求，在当时也不失为进步的主张。但是，他们把中国的民族危机完全归咎于自己招致，因而他们的办法只是强调自行变法以救亡，而看不出也不敢提出抵抗外国侵略的要求。相反地，他们还反对人民起来进行反帝斗争，认为“英俄法德日本，俱当开诚布公，与之交际，而吾之所争者，只在智其民，强其学，富其本、不在挟忿寻仇之举也”。他们主张“薪胆其中，而玉帛其外”，不敢对外国的侵略进行抵抗，强调只需“薪胆其中”，以为这样就能消除民族危机，这样的想法是片面的，反映出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严重妥协和恐惧。与呼吁变法自强的同时，他们尖锐地攻击过清政府中顽固派的依俄外交路线。认为“夫欲托庇强邻，借为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否则，如自己不先能自立而想依赖俄国的“救援”，那就不啻“独坐空山，放虎自卫，识者危之”。
然而，他们在反对清政府的依俄外交的同时，自己却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英日列强会支持和帮助他们。例如当帝俄向清政府索要旅大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麦孟华等约集了两广、云南、贵州、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的一批在京举人，于1898年3月27日上书都察院，力请反对把旅大割与俄国。他们说：“俄人妄肆要求，我可援据公法，峻却勿许”；如俄国不顾“公法”而出兵强，我就“闭门自守，绝不与战，布告天下，请局外之国公断。度英与日本，必将出以助我”。这些幻想破灭后，他们依然没有清醒，当那拉氏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时，他们一时全都束手无策，只好分头去找英、美、日等国公使救急，结果仍是落空，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梁等逃亡海外。这次血的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对英、日仍未放弃幻想。如康有为认为，政变时如英国公使在京，“必能善为处置，断不至有今日之事”，因而他亡命国外后“意欲亲近英国”；同时他还向日本求救。在他给品川子爵的信中说他自己“亲奉衣带之诏，求救贵国，布大义于天下以救敝国，惟贵国图之”。梁启超也同样向日本政府求助，还想雇用日本兵500人到中国“勤王”，甚至想请日本政府出面“代我胁（清政府）和，使还我皇上”。
除此之外，他还以2万元买通一个名叫赫庆的美国政客去向美国政府求助，至于由康、梁派回国组织自立军的唐才常，也仍旧是处处离不开英、日的庇护，他把自立军的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宝顺里内，以为就可保险，结果张之洞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的同意，会同派兵去捕，将在那里的自立军领导人员一网打尽。戊戌改良派一面反对清廷的依俄外交，强调必须“我能自立”才能自救，一面又宣传请英、日“助我”，在实践上处处依靠英、日，幻想一再破灭而始终不悟。这种离奇的矛盾态度，除了反映出他们本身的软弱和妥协外，同时也与当时国内的特殊历史条件相关：由于当时清政府内掌握实权的后党顽固派反对任何改革，成为变法运动的主要障碍，而这一派在外交上走联俄路线，改良派为了从和顽固派斗争的需要出发，在对外主张上就极力攻击依俄政策，但同时由于他们本身软弱，又不能不幻想联合别的外国作“后援”，因而他们把当时与帝俄在华矛盾最深的英、日作为自己“联合”的对象。这就是他们在反对联俄外交的同时却又倡导联合英、日的这种矛盾态度的根源。在当时中国遭到很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时侵略，而这些侵略国之间又存在尖锐的利害矛盾的情况下，如能从反帝的前提出发去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求减轻或缓和中国被侵略的危机，那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但戊戌改良派过分地重视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没能看到它们的共同侵略本质，认为英、日“必能助我”，不敢反帝而是对英、日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对于鼓起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发奋图强的精神，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在经过几十年的缓慢进展后，已开始有了初步发展。戊戌改良派代表了那些向资产阶级转化中的地主士绅和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要求，“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想由此达到富国强兵，从而解救那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为此，他们通过上书、办报、办学会等方式，向清政府提出了改革官制、提倡和奖励新式的工农商业、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以及改良社会风气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议，照康有为的说法，这些就是“全变”的内容。而所有改革主张中最中心的一点就是所谓“兴民权”的主张。
戊戌改良派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症结在于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康有为描述他心目中的清朝社会是“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或乱，人情偷惰”，经过甲午战败的巨创以后，清政府仍旧“麻木不仁，饮迷熟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不振的病状呢？他们认为这是由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即“君权太尊”所造成的，康有为在上书中曾多次直率地说明这一点。他说：“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故直省民数虽四万万，而达官仅数十，余皆隔绝，是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俱弃之……”因此，他们感到要救中国就必须对这个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作一些改革，必须发扬民智、振兴民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