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带研究生开始，我都要求研究生做到用功、用心，要积极主动地去找材料和思考问题。除了专业资料和经典作家的书要看外，还要求研究生认真阅读两本书：《鲁迅全集》和《梁启超选集》。鲁迅和梁启超看问题很敏锐，思维也很活跃。鲁迅的文字丰满而洗练，隽永而舒展，《鲁迅全集》及其注释可以说是中国史的百科全书；而对梁启超而言，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都能被他用流畅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因此，阅读两位大家的作品，对提高写作也很有好处。
在从教三十来年的教师生涯中，我参与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指导18名研究生，他们毕业后在高校、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有的已经是高校教授、出版社副总编、党政部门负责人、私企老总，还有的已是博士或博士后，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出色的表现让我感到很大的欣慰。长期以来，我和这些学生大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我生病住院期间，他们多次来看望我，给我送钱送物，问寒问暖，使我感到浓浓的师生情谊和作为一个教师的崇高，同时也是对我昔日教学工作的肯定。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他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美满。
三、两位重要的老师在我的求学之路中，有很多老师给了我指导，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陈旭麓先生，其次是给我们上《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的郭圣铭先生。
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几乎不认识陈先生，那时，他大部分时间正在北京与其他一些专家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直到1961年夏，他完成编写任务，才回到上海，我恰好也是在1961年9月开始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导师有三个，其中以陈先生为主。他经常在上新的学习单元前布置我们要读些什么，掌握些什么，并经常检查我们的作业。到了要开始写毕业论文时，导师进行了重新分配，陈先生成为我的论文指导教师。从此以后，我们的接触开始多了，他给我们开了一些论文的备选题目，又针对不同的题目指出可以看哪些书，然后指导我们写大纲及初稿。当论文初稿写好后，又经过他的认真审阅，进行修改，最后定稿。此外，我们还经常去他家，接受他的耳提面命，陈先生通过闲谈的方式对我们传授知识，并教我们做学问的方法。比如，有一次说到戊戌变法时顽固派反对民权，但苦于找不到理论，等张之洞的《劝学篇》发表后，为顽固派反对民权提供了很好的论据，顽固派欢呼雀跃，说“大打民权三百板，民权屁股危矣哉”，陈先生认为这句话很形象地反映了顽固派当时的心态，要求我们在写作时引用这样的语言以增加文采。另外，陈先生要求我们写作时语言和结构都要简洁，不要讲空话。陈先生的教导使我受益终生。虽然我在学问上不能望陈先生之项背，但在写作上一直努力做到简洁明了，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1965年4月份，在我研究生毕业前夕，组织上正在研究我留校当教师一事。当时，担任研究生指导员的副科长无故忌恨我及其他三个同班的同学，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在我留校的问题上就极力阻止，甚至跑到我的老家七堡去了解情况，只了解到我的二舅父在1951年“镇反”时被枪毙，而我在校读书放假期间经常到我的外婆家去，他就以此为理由，说我阶级界限划不清，以此来阻止我留校。陈先生仗义执言，说：“郑云山去看自己的外婆没有错，并不能说明他的阶级立场有问题。”这时，陈先生担任学校的副教务长，比这位副科长的职务要高很多，所以我最终留校当了老师。
1965年9月，我当兵三个月回来后，与部分师生集体去安徽定远县搞“四清”，我们师大历史系搞“四清”工作的同志由陈先生带队，他是大队长，我们到了定远后参加了两期“四清”，前后11个月。在此期间，陈先生对我很关心。我们常常很晚才回来，因为当地很荒凉，常有狼出没，他知道我怕狼，就让我走在前面，自己殿后，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学生的关爱。当然，陈先生有时遇到一些困难，我也帮他解决，他对我也很感谢。1966年8月，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全部返回上海参加“文革”。
陈先生回上海后，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能随便走动，我们也很难与他接触，1969年以后陈先生逐渐被放松人身限制，我和几个同事就经常去看他，他也很欢迎我们，并且经常要我们留下来吃饭，我们经常出于礼节而拒绝。有一次，陈先生突然发脾气了，涨红着脸对我说：“你是不是怕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传染给你而不肯留下吃饭呢？”于是，我说：“既然陈先生您这样讲，那我以后就一点也不客气了。”从此以后，从1970年开始，我每半个月去一次陈先生家并吃中饭，他和子女对我都很热情，我和陈先生的子女至今保持着较好的关系，这次我生病住院，陈先生的三个子女还特地从上海赶到杭州来看我。
我和陈先生在一起时，毫无保留地谈论各种事情，最主要的自然还是在时政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对我说对“文革”很反感，说这样下去我们国家要灭亡了。还有一次，他甚至对我说，我们的党被搞成这样了，笺自己想退党，当时我劝他不要退党，因为退党的性质要比被党开除还要严重，前者是党要你而你不要党，后者是你要党而党不要你。经过我的劝说，他也就接受了我的意见，不再提出退党的要求。陈师母在1970年病逝后，陈先生独自资助两个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儿子并抚养在身边的小儿子，经济负担较重，但他还是将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作为党费上交。后来，当他听到林彪坠机死亡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非常高兴，说：我们国家从此有救了。这些都说明，尽管陈先生对党在“文革”期间的政策有所不满，但他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发牢骚是因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深表担心，是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赤子情怀。
到1970年工农兵学生进校后，陈先生被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组，但这并不是他自己愿意去的，而是因为他的文笔好，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些人提出来让陈先生去的。陈先生去了以后，只写过一两篇文章，我只知道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李鸿章的。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时，有些人说陈先生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而写作组是“四人帮”的笔杆子，在当时情况下，陈先生是百口难辩，不管他怎样讲都无效，使陈先生很苦恼。这时，我已调回杭州，他在信中向我述说自己的苦恼，我也回信劝慰他：只要如实将情况说清楚就行了，至于别人怎么讲别去理会，反正迟早会搞清楚的。经过调查人员几年的调查，就没有发现陈先生有什么问题，于是，陈先生在1978年回校工作，但这事也使他受到了损失。他那时刚好晋升为教授，但是没有被批准当博士生导师，主要是因为他的年龄超过了规定。陈先生刚回师大时有点心灰意冷，因为当时学校里有些人分外得志，并想把陈先生整倒，陈先生很气愤，也很无奈。当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希望他去工作，该院的副院长杨慎之亲自来上海请他去，并承诺很多条件，陈先生问我要不要去，我劝他不要去，因为他的家在上海，一个人在湖南，生活、看病、子女看望都不方便，在我和其他一些同学的劝说下，他就放弃回老家湖南工作的想法了。在我要求调回杭州前，陈先生要我不要回杭，我说了自己的理由，并请陈先生网开一面，最后他忍痛答应我回杭。
我回杭后，与陈先生的直接接触减少了，但经常与陈先生通信，他有一次在信中说，“你的离去让我若有所失”，并称自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助手，这让我感到对不起陈先生。除了经常性地联系外，陈先生还一如既往地给我各种帮助，现在想起来，真是十分感慨。 记得有一次，有个法国女历史学者很佩服陈先生，认为他是杰出的学者，邀请陈先生到法国去，但由于上海有些人的阻止，他没有成行，我当时提出，如果可以的话，请他推荐我去法国，他答应了，但我也没能成行。1983年冬天，我们一起去西安参加学术会议，在会上，《近代史研究》的编辑宋士堂先生对陈先生说，他们需要几个年轻的学者去接替年老的编辑，陈先生立即推荐了我，我很高兴，但当时杭州大学正准备要我担任副系主任，不同意我去，我也就没去成。总而言之，只要有锻炼的机会，陈先生就会推荐我去。
陈先生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经常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回杭州后，有一次，我老家的茅草房要改成瓦房，我母亲要我想办法筹钱，我就向陈先生借了约1000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了，陈先生毫不犹豫地将钱借给了我，我也想办法很快将钱还给了陈先生。1988年12月1日，陈先生突然去世，闻此噩耗，我感到真如晴天霹雳。我与妻子在第二天赶到上海，想去见他遗体最后一面，但当时他已被送到上海龙华殡仪馆，遗体告别还要几天，我就回到杭州，几天后再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会。那次会上人山人海，大家对陈先生充满了敬仰，我们几个“入门弟子”都被安排在棺木旁，等遗体告别时，大家无不号啕大哭。从此以后，我就与敬爱的陈先生永别了。
郭圣铭先生在民国时期是国民政府驻美国新奥尔良的领事，当时的思想就很进步。后来，周恩来总理派人请他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就带领全家回国，在华师大历史系工作，讲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他虽然有点口吃，但课讲得很好，讲课稿是自己编的，文笔也很流畅。他不但课上得好，对学生也很爱护，从来不摆架子。1958年的某天，我在校参加劳动施肥时，臭气上升，郭师母要我们注意，我当时很气愤，并与她争论。后来，别人告诉我她是郭师母，我就担心以后郭先生见到我会说我，但是郭先生从来没有提到过此事，而且和我们讲话总是和颜悦色的。不过，他对那些不好好搞学问的教师却常常毫不客气地批评。郭先生真是个正直的人。
郑云山口述
郑理明整理
2008年5月5日
于杭州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