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穆青，不知读者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雁翎队》、《历史的审判》、《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等新闻经典名篇？如果是，那我和您们一样，也正是因为这些新闻名篇记住了穆青的名字。其实这几篇新闻名篇远远不能真正认识和了解穆青，在穆青长达6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他在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领域取得了许多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的重大成果。譬如他既能到穷乡僻壤采访睡在农民的土坑上，又能走进中南海坐到政治局的会议桌旁；他既能同乡亲们拉家常，也能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畅论国事、政事、天下事；他没有上过大学，自称重实践不擅理论，但他的作品却走进高等院校的课堂，全国多所院校都有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从事“穆青研究”；他的采访对象有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抗战胜利后的金日成，也有日军战俘、国民党降兵；他既是新闻记者又是新闻事业管理者，是国家正部级干部又常以“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自勉自励。说了这么多，穆青到底是怎样的记者？还是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穆青吧！
穆青生平
穆青，1921年3月15日生，原名穆亚才，河南杞县人。穆青的祖父是晚清举人，有深厚的国学素养。5岁时，穆青就跟其祖父学习古文，《千字文》、《论语》、《孟子》等篇目，都是祖父亲授。穆青上小学，直接就上三年级，而且作文成绩好，总是班上第一名。1933年小学毕业后，升入杞县大同中学，在着名教育家王毅斋博士主办的这所学校里，穆青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着，担任学校进步团体“文学艺术同盟”主席，出版文艺刊物《群鸥》，用穆肃的笔名发表文章。
1936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开封两河中学。“七七”事变爆发后，投笔从戎，奔赴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1937年12月，加入山西临汾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学兵队，1938年3月结业后分配到山西岚县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从事宣传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穆青奉命到延安鲁艺附属的部队干部艺术学校学习，次年转入鲁迅艺术文学院。1942年，穆青到陇东庆阳385旅实习时，撰写了《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这篇文章引起了《解放日报》领导的注意，穆青被点名调入报社工作，同年9月进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自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
1946年2月调入《东北日报》社。1949年4月起历任新华总社特派记者、新华社编委会农村编辑组组长、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党组书记。期间兼任过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社长。1986年，国家创办中国新闻学院，穆青兼任新闻学院院长。
自从1942年踏入新闻战线直到2003年辞世，60余年的时间，穆青没离开过新闻战线。“勿忘人民”是穆青一生恪守的座右铭，他始终坚持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经常坐在农家的炕沿上与群众亲切交谈，同许多普通农民成为知心朋友。
他还长期担任新华社领导职务，在改进新闻报道、加强队伍建设、促进新华社事业长远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担任新华社社长后，他确定了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于1983年初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性通讯社的报告，并得到了批准。他担任社长的10年，是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新华社向着世界性通讯社目标大步迈进、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10年。无论是身居社长高官或是一介书生记者，无论是春风得意或是身处逆境，穆青一以贯之地恪守着实事求是、据实而书、为探索和传播真理而不懈进取的职业精神。因此他的新闻作品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其影响力经久不衰。
2003年10月11日，穆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职业生涯
（一）
穆青从事新闻工作60多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写了多篇在我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闻佳作。
自小对文学深感兴趣的穆青曾一心想当作家，却因一篇文章的写作进入《解放日报》，从而踏入了新闻界。这篇新闻报道就是前面提到的《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通过描写在战斗劳动生产之余，战士们抓紧点滴时间进行文化学习的事迹，反映了战士们的精神世界和革命志向。
穆青发表的第一篇出色的人物通讯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此通讯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赵占魁的风采。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面对经济封锁，为了坚持抗战，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很需要在劳动者中倡导一种以主人翁的态度自觉劳动的风气。当时在边区的一个农具工厂里有一个叫赵占魁的工人，忘我劳动、带头苦干，用两马力的鼓风炉生产农具和军火，他关心工厂、关心集体，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穆青抓住这个典型，采写发表了几篇报道，赵占魁很快成为教育、鼓舞群众为革命自觉地、积极地劳动的榜样，在边区掀起了学习赵占魁的热潮。
穆青的新闻通讯报道浓缩了伟大时代，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叙写了时代激流，因而读来引人入胜。为纪念抗战6周年，1943年8月，穆青采写了表现冀中平原人民顽强而机智地同日寇斗争的英雄业绩的《雁翎队》。文章发表后，冀中平原人民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面旗帜。抗战胜利后，穆青调往东北解放区。那时蒋介石正妄图抹杀在东北长期坚持抗日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功绩，企图强占东北。穆青踏遍白山黑水，采写了《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再现了将士们在白山黑水之间14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在土地改革中他写了《因为分配了土地》、《抢财神》、《谁养黄牛谁发财》等新闻作品。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穆青参加了围困长春之役的报道。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成功采写完成了《空中飞来的哀音》、《月夜寒箫》等十余篇战地通讯。这些通讯从各个不同角度再现了这次战役的全过程。1949年春，穆青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随第四野战军南下。面对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穆青异常兴奋、激动地深入前线，采写了《淮河两岸》、《穿过大别山》、《湘中的红旗》、《十里长鞭》等几十篇报道。这些报道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军南征的历史进程，讴歌了解放军的辉煌战绩和英勇献身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欢庆解放的场面。
新中国成立后，穆青担任了领导工作，但他并未放下手中的笔。196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时代需要一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典型。穆青同冯健、周原一道采写了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真实再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光辉形象，深情歌颂了焦裕禄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为党的干部树立了榜样，焦裕禄的形象铭刻在读者心中，成为鼓舞人们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
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的热潮，曾让穆青十分激动，也参与采写、编辑了一些稿件。多年后，忆起放“卫星”的稿子，他还为自己干过的“错事”内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的记者，不能不说实话。”
“文革”后，穆青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还参与采写了《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历史的审判》等通讯，对纠正“文革”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担任新华社社长后，他还参与采写了《人民呼唤焦裕禄》、《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难忘那双手》以及《风帆起珠江》等通讯，弘扬共产党员的正气，为改革鼓与呼。
1992年，穆青从新华社社长岗位上卸任时已年逾古稀，但他仍北上南下，走西闯东，又采写了一批歌颂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色通讯，一支妙笔再绘锦绣中华的新风采。1993年11至12月，穆青与冯健、周原同志深入河南采访，写出了通讯《潮涌中州》、《赶着黄牛奔小康》。1994年2月发表长篇报道《两张闪光的照片》，介绍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的先进事迹。5月发表长篇报道《情系人民》，介绍河南省辉县原县委书记郑永和的先进事迹。7月新华社播发穆青与冯健、袁养和合写的长篇报道《苏南农村第三波》。1995年12月，《经济参考报》连载穆青与冯健同志合写的长篇报道《中原“金三角”纪行》。
（二）
提起穆青，读者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那一篇篇新闻经典名作。然而，其实穆青还是一位新闻摄影家，在促进新闻摄影事业进步方面，倾尽他后半生大部分的心血。
穆青同志在80年代初担任新华社社长时，纵观世界新闻发展态势，深感形象新闻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于1984年提出了“文字报道和摄影报道两翼齐飞”的理论。他说：“一个图片，一个文字，这是新华社腾飞的两翼，缺少一个都不行，都飞不起来。文字报道再多，时效再快，也不能代替摄影。”他强调新闻摄影必须突破过去的老框框，要革新，要大幅度地提高图片的思想内容和形式美，只有这样，新闻摄影才能够与文字“两翼齐飞”。
穆青自己身体力行，从80年代开始拿起相机，在调研采访时总是随身带着照相机，山川、风光、人物随手拍下。其摄影作品比文字作品要多得多，至少有好几万张，穆青的摄影作品既大气磅礴，令人震撼，又真实自然，让你在欣赏中受到感染。
说起穆青拿起相机的初衷，还得追溯到穆青年轻时，在战争年代，他是随军记者，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写下无数新闻作品。但是，由于缺少摄影器材，竟没有机会留下一张图片资料，在采访过程中不能用快门记录真实的人与事，忠实地用画面为社会尽责，这令他至今遗憾不已。后来他说：“那时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由于我没有照相机，所以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来，后来想起就感到非常遗憾。如果说我当时有一架照相机，不但可以把美好的东西拍下来，还能用照片记录历史。”穆青真正有机会进行新闻摄影工作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穆青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很少拿过照相机，那几十年中我手中的‘武器’就是笔，但几件重大的憾事让我非常后悔。我最终下定决心，一定搞好摄影，一定要掌握好照相机这个新式武器。”穆青所说的第一件憾事发生在50年代，“有一次我和着名记者华山随代表团到苏联去。我们两个都喜欢苏联文学，很想在彼得大帝的雕像前留张合影，但随团的同志中只有一位带着照相机，我们请他给照张合影，他说：‘不能给你们照合影，国家有规定，公家的照相机和胶卷不能给私人照相。我要是给你们照了，回国后肯定要挨批的。’20世纪80年代，我又去了一趟苏联，再次来到那个雕像前，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不能和华山同志合影了。因为他已去世了……”第二件是“我们在采访焦裕禄事迹时，竟然没有留下一张采访照片，老乡们、干部们回忆焦裕禄时泪如雨下的动人场面，没能永远留下来，虽然他于我至今历历在目”。第三件是“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一大早，寒冷的天气里，长安街旁云集了那么多人，那个场面真是太感人了。我赶快返回新华社，让摄影记者抓紧去拍照，他却含着泪说：‘不行啊！他们（指‘四人帮’）不让照！那里有很多便衣，谁照就抓谁”。
从此，穆青就发誓一定要掌握好照相机这个“武器”，不能再留下任何遗憾了！尤其1992年从新华社社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后，他更是潜心摄影。他肩挎相机，不仅跋涉在祖国大江南北，还走出国门，先后出访了60多个国家与地区，以老记者的敏锐目光默默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拍摄了数万张既有思想内涵又有艺术价值的摄影作品，先后出版了《彩色的世界》、《九寨沟》、《穆青黄山摄影集》、《穆青摄影》等一批摄影专着，并先后在北京、广州、郑州、武汉、青岛、哈尔滨、上海、杭州、成都等地举办了个人新闻摄影展。他的摄影作品总是在表现世界上最美的、最积极向上的一面，给人以力量、信心和激情。
（三）
穆青还是我国新闻战线上一位杰出的领导人。1946年，25岁的穆青担任《东北日报》采通部部长，这是他在新闻战线上担任领导工作的起步。此后他又历任新华社农村编辑组组长、华东总分社社长、上海分社社长、国内部主任、副社长、社长。穆青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6年和2001年两次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
穆青的领导生涯与新华社的发展紧密相连，1951年11月，穆青在上海担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时，曾在给战友冯若泉的信中写道：“前途只有一个——为党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是穆青领导生涯的真实写照，在他40多年的领导生涯中，无论北上南下，无论严寒酷暑，他始终为新华社事业的发展勤恳忘我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51年到1958年，穆者在华东总分社和上海分社担任了近7年的领导工作。这一时期他不仅成功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报道，而且注重培养青年记者，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大批年轻记者很快成长起来。他努力搞好分社的各项建设，在穆青的领导下，分社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
1959年到“文革”之前，穆青任新华社副社长。他投入大量的精力培养记者，曾说如果一大批记者成长起来，就会超过十个穆青、百个穆青。他还重视组织采写有重大影响的新闻作品，像《管得宽》、《一厘钱精神》、《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优秀作品就是他组织并参与修改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长期为党的新闻事业战斗的穆青忽然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说他执行了所谓“刘少奇路线”，攻击他的焦裕禄的报道是“大毒草”，穆青遭受了连续的批斗。但他并未屈服，在日记中愤然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代人的悲剧！”这句话被造反派抄了去，穆青又被升级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被赶到伙房去劳动。1971年底，在周总理的干预下，穆青被“解放”出来，重新担任领导工作。他始终为坚持真理而斗争，为人民敢讲真话，采取各种形式与“四人帮”作斗争，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胆识。
从1982年4月开始，穆青任新华社社长及新华社党组书记。在这个时期，他积极倡导并亲自参与新闻改革，他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通讯社”的口号，并亲自筹划，不断提高新华社的总体水平，为打破西方几大通讯社对国际新闻舆论的垄断，奠定新华社在国际上的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2年11月，穆青以72岁高龄从新华社社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但他仍然考察、采访、写作，从祖国最南边的珠江三角洲，到中原大地、苏南农村，再到大西北的宁夏、青海，无不留下他辛勤的脚印。他发表了多篇散文，还拍摄了大量新闻摄影作品。1996年他的《新闻散论》出版，随后他报道过的10篇人物通讯集结成《十个共产党员》出版。穆青是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他以出色的才干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当之无愧为我国新闻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新闻思想
在我国当代新闻界，穆青是一位在党的三代领导人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老新闻工作者。整整大半个世纪，穆青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致大会开幕词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1983年夏，穆青经过长期理论思考，提出了“研究、总结、探索我们自己的新闻理论、新闻规律，总结我们自己的新闻实践，形成我们自己的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学”的战略命题。他认为，从新闻学这个领域讲，外国的东西，只能学它先进的传播手段、某些写作技巧、管理方法和随着科学技术而产生的新知识等，但不能照搬它的新闻理论观点，同时在人物新闻、调查研究、组织报道等方面，他就中西方之间由于政治属性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同新闻报道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诠释。
穆青的新闻思想是丰富的，他在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领域的感悟、想法给新闻工作者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
一、“勿忘人民”
“焦裕禄顶风冒雪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向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这是感动了整个中国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最震撼人心的一个情景，也是穆青自己的内心写照。这心灵深处的声音催促着穆青60余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不停地走向群众。
早在1946年，穆青就说：“我们的报纸，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的报纸，就在于我们坚定不移的群众观点和为群众服务的方针。”穆青无论走到哪里，谈得最多的是“勿忘人民”，题词最多的也是“勿忘人民”。这四个字是穆青60余年新闻工作实践的概括，是穆青新闻思想的灵魂。
穆青在《记者应当建立调查研究的“生活基地”》一文中谈到，“前不久，一家地区报的一位记者问我：‘记者怎样才能成才？’我告诉他，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我为他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扎在人民群众之中”。在《穆青散文选》后记中穆青写道：“我深深感到，要当好一个称职的记者，我的目光和笔触时刻也离不开人民，特别是生活、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人民”二字，在穆青眼里重如泰山，是穆青用生命体验和认识的。
他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亲眼目睹了战争年代百姓所受到的苦难，以及在生活极端贫困中，省吃俭用，支援部队建设的感人事迹。穆青感受到了老百姓的无私奉献和纯朴的伟大人格，“人民”二字便在穆青心中生根发芽，伴随着他的记者生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勿忘人民”在穆青看来，远非停留在对人民的热爱，还要表现在行动上，多为人民的疾苦呐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他不仅要求记者要能写和写好新闻作品，还要反映人民的心声，为人民办实事。1989年1月9日，穆青冒着大雪四下扶沟到大李庄采访，并与当地领导商讨发展农业生产的路子。10日，他又参观赵沟村的蔬菜大棚，与农民讨论发展大棚蔬菜致富的问题。这些往事虽然久远了，但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穆青曾说：“我们做新闻工作的要有蜘蛛结网、春蚕吐丝的精神，要呕心沥血地为人民吐丝、吐好丝。”穆青始终把“勿忘人民”、“为人民吐丝”作为自己毕生的新闻职业追求。他一直把宣传好人好事当作自己新闻报道的重点，他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就是要宣传客观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进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为了为人民多“吐丝”，“吐好丝”，他除了进行正面“讴歌”外，还不忘关注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不忘关注“问题新闻”。
“勿忘人民”还强调记者要多深入生活，多深入群众，多搞调查研究。穆青1983年9月10日在新华社国内部编前会议上，对有些记者不深入采访的现象深恶痛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衙门里跑不出名记者”，“尤其在分社的同志，只在省直机关跑是不行的，一定要到基层中去，到各条战线的第一线去，到群众中间去。这样才能发现许多新鲜、生动活泼、意义重大的问题和题材，锻炼出一批有出息的记者”。正是在“勿忘人民”理念的指导下，穆青刻画出了人民的典型形象：从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从种植棉花模范吴吉昌到创造“人间天河”的红旗渠的任羊成等。穆青写的这些典型人物，除焦裕禄和郑永和是县级干部外，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从“赵占魁”开始，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拼上性命大干的“铁人”王进喜、一辈子为绿化荒山默默奉献的“老坚决”潘从正、百折不挠的植棉模范吴吉昌、为建设红旗渠不怕流血牺牲的任羊成，一个个凸显着时代精神和风貌的典型人物，从穆青的笔端跃然纸上。所以，他一生做到了“勿忘人民”，忠实记录历史，坚持为人民立言，笔触向下，写平凡人喜怒哀乐，为劳动者树碑立传，书普通人身上那种惊天动地、无私忘我的精神，既是穆青作品的特色，又是他新闻崇高职业精神的突出表现，更是一个当代新闻从业者必须具备的职业精神。
二、始终坚持党性原则
从走上新华社领导岗位开始，穆青始终强调“新华社的事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华社是党的重要的宣传机关，是党的喉舌，是代表党和国家向全国、全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布重大新闻的舆论机关”。对新华社性质的认识使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保持着对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坚定信念。早在五六十年代，穆青就强调“记者必须是政治家”，“记者写每一条新闻都要考虑：这条新闻会有什么影响，会有什么效果，对党的事业有利还是不利。”粉碎“四人帮”后，穆青重新主持新华社的工作后，他多次重申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从而强化了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的职能。
穆青认为：“对于党的新闻舆论工具来说，讴歌好的和批判坏的，正面宣传和揭露问题，哪个为主？哪个为次？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揭露性的报道太多，反映阴暗面的内容太过突出，让人看了不但不能提高信心，反而产生一种灰色的、失望的情绪，那就是我们的失职”。穆青一生的新闻实践活动，不管在革命战争年代，或是在和平年代，他都坚定不移地践行着正面宣传新闻报道理念。早在上世纪60年代，穆青认为“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善于在现实斗争中，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教材，特别是先进人物先进思想的报道更是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好的新闻报道，必须在思想上对群众有所启发，精神上有所鼓舞，因此他必须是群众良好的思想教材。”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国策日益深入贯彻之际，他在正面宣传方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形象地提出了他的“新闻报道要吹‘进军号’”的观点。他认为，新闻报道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应像战争年代一样，吹进军号。这个主调不能变。“我们永远要吹这样的进军号，而不能吹‘休息’号、‘解散’号。就是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吹进军号，激励人们同困难作斗争，同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事物、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但这绝不意味着报喜不报忧。新闻报道在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揭露性的报道。但是，批评性报道一定要典型、准确，注意报道时机，不能期望一个早晨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穆青强调指出，新华社是党中央的宣传舆论工具，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要有大局观点，不能为一些局部的、一时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不能凭一时的感情冲动来宣传。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什么时候宣传，怎么宣传，必须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着眼。即使对党中央的某些决定有看法，可以在内部提出来，也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遵守宣传纪律，服从中央决定。
三、尊重事实，深入调研的思想
由于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穆青从不因惧怕权势而置“事实真相”于不顾，吃不准的话可以不说，但是，绝不能说违心的话，说假话。1975年10月穆青与新华社朱穆之、李琴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江青在大寨讲话中影射周恩来总理的严重问题，受到“四人帮”迫害，被停职检查。但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正直的记者，我不能不说实话，我不能不向毛主席汇报。”“替人民讲话，就是死了也值得，我没有错，问心无愧。”1978年3月，他发表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中说道：“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这在今天看来平常的话语，但在两个“凡是”还在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之时，却是在“雷区”行进，也确有匿名电话打给穆青问：“稿子经过谁审的，这是谁的精神？”历史是公正的，后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最早公开发表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的人物通讯。”
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深人实际，调查研究，从大量的“实事”中去求“是”。他说：“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功、我们的好传统，而且是我们新闻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整个新闻队伍建设的生命线。”“新闻报道能不能搞好，能不能做到有的放矢，能不能取得主动权，就要看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好不好。”穆青的新闻作品，之所以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就在于他首先坚持了新闻的真实性、可信性，是深入细致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晶。他认为，坚持调查研究有几个好处：一是对全局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能做到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宣传上主动，在复杂的斗争中明辨是非；二是能使宣传报道更有思想性、针对性，而不是无的放矢；三是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四是能够避免宣传报道的片面性和概念化，防止主观臆断。自1970年到1990年，他曾六访兰考，八下扶沟，四去宁陵，八进辉县，两上红旗渠。为达到作品的表述尽可能与事实相符，《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曾七易其稿，《风帆起珠江》修改过九次。
四、“新闻三论”
穆青一向强调采访决定写作。他指出，闭门造车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但一篇好新闻，采访深入后，关系成败的最后的关键就是写作了。因此，他也十分重视新闻写作，并主张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写新闻。穆青认为：“只要事实能够交代得清楚明白，在写作上可以突破老一套的公式……可以百花齐放、大胆创造。”穆青在新闻写作方面的一些理论创新和主张，在新闻界被称为“新闻三论”，具体分析如下。
1.用散文笔法写新闻
穆青主张新闻报道形式与结构的改革即新闻报道散文化，即在新闻真实性、时间性的前提下，同时调动散文的表现手段为新闻服务，用散文清新优美、简洁明快的优点，来打破新闻写作的条条框框。早在1963年，穆青就表示赞成尝试用散文笔法来写新闻。他认为，我国有很好的散文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种好的传统，充分吸取散文写作中那种自由、活泼、生动、优美、精练的表现手法。1982年，他又指出，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他还认为，新闻报道不应规格化，要鼓励和支持记者探索最能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新闻形式。
2.学会写视觉新闻
20世纪80年代电视事业逐步繁荣起来，为了提高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穆青呼吁新闻记者“学会写视觉新闻”。他说“我们在新闻写作上需要有所突破，要善于把概念的表述诉诸于充实具体的形象，使我们报道的内容可闻、可见、可触、可感”。穆青所指的视觉新闻无非是形象化、立体化，有典型细节，生动的画面，有声有色，使人能够具体形象地看到所报道事实的真面貌。对于怎样写视觉新闻，他认为视觉新闻的关键在于紧扣主题，抓住事实本身所固有的有特点的形象，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有立体感的形象。他鼓励记者要善于运用形象思维，把生活中那些最精彩、最富有时代特色的、最本质的形象摄取出来，表现出来。
3.多写实录性新闻
穆青主张多写实录性新闻。他要求新闻记者深入到群众中，直接听到群众的要求、愿望、呼声，用实录性文体将它朴素地再现出来。穆青认为，实录性新闻的题材是十分广阔的，选择采访的对象可以是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也可以是某一界、某一方面的知名人物。但是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和社会现象，请他们谈自己的看法、意见、见解、建议等，也可以请他们谈自己的某一段经历或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情。
五、典型报道的思想与实践
高度重视典型宣传，努力发掘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富有时代特色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激励和引导作用，是穆青一贯的新闻业务指导思想。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穆青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新闻作品就是一系列讴歌时代、表现先进人物的典型报道，他的许多新闻作品都是我国新闻史上典型报道领域不可逾越的典范之作。“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能以自己的作品对国家、民族产生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我国新闻史上是罕见的。”范敬宜这样评价穆青。像《十个共产党员》一书，此书汇集了穆青所采写的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10位共产党员：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赵占魁、为抗日英勇牺牲的游击司令梁雷、带领兰考人民改造风沙、盐碱和水涝的好书记焦裕禄、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山西闻喜县植棉模范吴吉昌、绿化荒山至死的“老坚决”潘从正、为改造山河而牺牲的公社书记孙钊、修红旗渠腰上磨出一圈老茧的特等劳模任羊成、永远姓“共”带领群众致富的书记阎建章和心系人民改造河山的辉县书记郑永和。60年代，穆青就曾多次强调，新闻工作必须是活的思想工作，必须善于根据一定时期的斗争任务，在群众中树立先进的榜样，为人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他认为先进的典型应该通过报道成为广大群众的精神养料，这对于改变社会的意识形态，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都会起极大作用。90年代，他再次强调“宣传先进人物是记者的职责”，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典型人物报道出来，就能鼓舞一条战线、一个地区，甚至全国。因此，记者应当在思想深处牢固树立切实加强宣传先进人物的观念，坚持不懈地把先进人物的宣传报道引向深入，使我们的报道更加丰富多彩，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穆青还就如何采写好先进人物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主张要突破一些老框框、老路数，克服拔高、溢美、写流水账的毛病，把先进人物写得实在、形象、感人，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穆青：《十个共产党员》，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2.王中义、洪文军：《穆青评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3.穆青：《穆青论新闻》，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4.穆青：《新闻散论》，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5.穆青：《穆青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张严平着：《穆青传》，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