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卢家伯伯的介绍，虽还没见面，爸爸已经对柴部长心生敬意。他预感到，这样的人，不但能很好共事，还可以因为志同道合而成为好朋友。他立即向卢家伯伯打听和柴部长的联络办法。
不久他们就见了面。第一次谈话，柴树藩部长的声音低沉洪亮，话语诚恳，如同对老朋友一样坦诚：“包先生，你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你是第一位华人世界船王，我由衷地佩服！虽说我年龄大你十岁，但在航运专业上，我要拜你为老师。真的，你指挥着2100万吨的船队，经验丰富，我却是船舶工业的门外汉。上任初，小平同志就给我明确下了命令：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
柴树藩继续说：
“经过十年动乱，船舶工业同样受到很大破坏，大部分工厂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
现时，航运业度过了最差的1978年，我想，要摆脱困境，仅局限在国内市场是不行的，必须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出口船舶，进军国际市场。要打开这个局面，非得你这位船王出谋划策，鼎力相助了。”
爸爸也是快言快语：
“在英国，华国锋总理接见我后，我已经有一些考虑，一个是到国内订船，我的船全世界跑，船只质量好坏，众所周知，这就是一个活广告牌；第二，我可以和国内合作共同组建联合航运公司，这样进入香港和世界航运、造船市场都更加方便。这不是为了我自己利益，全是替国家出份钱和力，带引中国走入国际市场。”
柴树藩部长激动地提高了声音：“包先生，我们真是想到一块了！为走向世界，我们已经在部里成立了船舶贸易公司，采取灵活的经营策略，发展中国的造船业。
如果有你的支持与合作，岂不是如虎添翼，可以大展宏图！
包先生，想我已活到70岁了，别无所求，只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的船舶工业改革开放搞上去。”
1980年3月15日，爸爸和李伯忠姑父第二次飞往北京，卢家伯伯和柴树藩部长亲自到机场迎接。
柴树藩部长在人民大会堂专门设宴为爸爸接风。爸爸一贯不大会客套，这次却在宴会上发表了如下的答谢辞：“我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二次来访问，祖国的变化令人感慨万分！
我第一次回来是1978年，主要是探亲访友。这次回来，我愿意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爸爸此次北京之行收获颇丰，与柴树藩部长签订了联营协定和向中国订船的意向书。
《文汇报》记者报道：船王的“收获颇丰”，除了和六机部签订合同外，《人民日报》亦公布：
3月18日，副总理谷牧、姚依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包玉刚；
3月19日，叶剑英委员长会见了包玉刚；
3月20日，华国锋总理会见并设宴款待了包玉刚。
报纸报道说：包先生愿无条件地捐赠1000万美元给国家旅游总局，用以在北京市区适当地址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饭店和办公楼，建成后归旅游总局管理与使用，饭店全部收益和积累，也归旅游总局发展旅游事业。
华国锋总理，王震、谷牧和姚依林副总理对爸爸这种热心祖国四化建设的真情和实际行动表示欢迎，也赞同爸爸提出的赠款方式。
另外，还有一个不曾见报，但却最让爸爸兴奋和激动的事，他终于见到邓小平了！
爸爸前后与国内签订了建造七条船的协定，做了中国造船业之先锋，实现了邓小平推动船舶出口的愿望。
1980年，柴树藩与爸爸就组建联营公司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得到王震、姚依林、谷牧三位副总理批准，签订了成立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的合同。
双方商定，成立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合营资本5000万美元，其中中方为45％（中国船舶工业公司占25％，中国租船公司占20％），外方为55％，当中包括World Finance International Ltd和包家私有公司。此公司是在百慕大（Bermuda）注册，由爸爸任主席。
1980年4月底，柴树藩部长亲自带队赴港，参加国联公司的成立仪式，并与爸爸一起在香港举行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
5月1日，香港《大公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柴树藩从香港满载而归”的文章，文内有较完整的评价：“柴树藩此次率代表团来到香港，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满载而归。他们除了参加‘国联’（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和第一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外，还同香港的金融界、航运界、工商界乃至新闻界的人士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并取得丰厚的回报。”
国联公司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外合资组成的第一家公司，由于投资规模大，特别引人注目：除中方有国内六机部和外贸部，外方有环球航运集团、香港最大的汇丰银行（HSBC）、日本一流的日本兴业银行（Industrial Bank of Japan）。这个名符其实的“跨国公司”，对中国船舶工业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爸爸为了中国的开放改革，注射了一支强心针。他不但捐赠金钱，更以魄力促成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平台，向世界市场推进。
国联公司成立20年来，大部分员工是环球培训的，环球的工作规律、管理方法无形中成了国营的航运公司的示范模式，即使在船运业不景气期间，各船公司纷纷倒闭，此公司也是年年有盈利。
1984年5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爸爸时，对爸爸和陪同的柴树藩称赞说：“你们的合作是成功的！”
其实，除了合作成功，爸爸与柴部长还成了很好的朋友。爸爸对柴树藩部长的真诚和干练，十分敬佩。
爸爸喜爱书法，常练毛笔字。当他发现柴部长的书法很有功底，便向柴树藩求字，柴部长虽然觉得自己的字并不好，但仍然铺纸研墨，欣然挥笔，书写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赠送给爸爸。
爸爸收下赠品，刚说完谢谢，接着又提出一个要求：“请柴部长以个人名义给我写份担保书，保证按合同保质、保量交船。”柴部长幽默地打趣道：“包先生，写这样的担保，我这个部长可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啊！
好，笔墨伺候！”
他立即挥笔疾书，并在保证书的最后落款处，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大名！
“你真够爽快！”爸爸由衷地夸奖。
柴树藩部长搁笔笑着答道：
“包先生过奖了！不是我柴树藩有多大能耐，是因为我身后有世界上最好的造船工人。你想想，过去能造出军舰、潜艇的工人之手，如今掌握了引进的世界先进技术，当然一定能保质、保量按时交船！”
果然，爸爸在上海船厂造的新船都能如期下水！
我知道爸爸做事一向谨慎，他一定是担心国内办事拖拉，为了保证在上海造的船能如期交付，他便想出用开信用证的方法。不过又觉得这样做，有点不给柴部长面子。后来，当我知道邓小平第一次接见爸爸时，他俩的一段对话，才恍然大悟。
爸爸对邓小平说：
“签订合同，并不等于我完全相信国内的造船水平、质量问题，尤其是能否如期交船，说实话我真有些担心。中国船厂的管理水平和实力，与日本、英国等相比，差距是不小的！”
邓小平点头称赞道：
“你说的是实话！包先生，你发现问题能直说，是帮助国内发展，好！”
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口烟，又吐出一团白雾后接着说：“我的办法就是抓头头、抓政策。”说完笑着转头看了看在座的六机部部长柴树藩。
聪明的爸爸立即笑道：“知道了，我就抓着柴部长不放！”
爸爸的话一出口，满座皆欢。
如此看来，爸爸让柴树藩部长以个人名义写担保信，还真是有了邓小平的“口谕”提醒吧。
1997年2月13日，柴树藩部长永远停止了呼吸，告别了他的亲人、同事和他钟爱的造船事业。遵从他的意愿，他的家人将其骨灰撒在了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和大连造船新厂香炉礁这两处海域，生长在海边的他终于在大海的怀抱里得到安息。
我还听到了这样一件事：
柴树藩部长为了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造船出口的渠道，与海外人士交往密切，在当时的环境下，招来了一些人的误解。特别是在动员我爸爸为上海交大捐赠千万美金后，有人还曾上书中央纪委，提到爸爸请柴部长及夫人去日本主持新船下水仪式的问题。
胸怀坦荡的柴部长对此没放在心上，夫人陈欣却深感委屈，便去找中纪委书记陈云申述她应邀出国及柴树藩动员包玉刚先生捐资之原委。所幸，陈云书记深知柴树藩的为人及品德，因而深信不疑，他没多说什么，只是气定神闲地蘸墨挥毫，给柴树藩的夫人笔录七言绝句一首：
周公恐怀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假如当时身便死，
一生真伪谁复知。
表达了对柴树藩的信任、激励和鞭策。
庆幸时代不一样了，中国确实进步了。如果因为与爸爸的交往给柴部长带来不幸，我想天堂里的爸爸一定不会安心的。
对于中国的船舶工业，后来朱镕基总理总结道：“船舶工业发展实际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方面，柴树藩确实……有很大的功劳。过去认为船舶出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真正出口比较好的还是船舶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