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表现人伦之美，但没有沈从文的人伦所具有的“神性”和“单纯性”，他既不回避人的私心，也不回避人的善良，人在贾平凹那里已经具有复杂个性。复杂性格的雕塑，贾平凹做得很成功，所以，贾平凹的人伦观念，主要体现在变化之中，人伦随着现代观念而发生变化。他在表现人伦时，试图给乡民寻求生活的出路，所以，第一位的主题是贾平凹表现乡民如何致富，改变穷困落后的现实。“黑氏”开饭馆，摆脱了受欺侮的命运；“天狗”在打井以后学会了养蝎，也发了财；鸡窝洼人家，禾禾养蚕，开拖拉机发了财。韩玄子毕竟挡不住王才，王才得到了书记的支持，生意越做越大；《金矿》里三大和香香背矿，也发了财，这种新的人伦观念，强调“致富乃生命存在的基础”，人再也不能死守着土圪塔。如果说，贾平凹赞同经济生活必须改变，那么，他对传统的伦理生活则试图保持。在致富之后，他的个体户主人里，没有荒唐者，只有安分守己者，或找到真正理解自己的妻子、丈夫，或真正是夫唱妇随。《天狗》并没有趁火打劫，为师傅出力，却迟迟不愿与师娘同房，悉心照料瘫了的师傅，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黑氏被小男人抛弃，当小男人落难时，却不计恩怨，帮助小男人，她对木椟的单调富裕生活已不满意，而愿意与来顺一起寻找新生活。禾禾没忘帮回回，回回虽有点自私，也关照禾禾，有情有义。三大帮香香，香香获得做人的真正勇气，替拐子丈夫造好楼，便悄然离去，寻找新生活。他们渴望生活，更渴望顺心开心的情感生活；富裕日子与甜蜜的情感生活，足以概括贾平凹人伦观的全部。这是贾平凹散文的抒情大调，在作这种主调抒情时，贾平凹没有忘记批判那些见利忘义者，那些自私自利者，那些嫉妒别人富裕使绊子的人。在《浮躁》中，田中正、田有善、巩宝山和那位将军，皆受到讽刺批判，而金狗、小水、韩文举，作者已寄托了无限爱、同情与理解。
在贾平凹的人伦观里，有很强烈、很明确的平民意识，他觉得为乡民写作，正是他生命的价值所在，他总是在爱情故事里，表达这种人伦观。他的作品，女人之可爱，也很有意思，善良，美丽，或屈辱但不屈服，或悲惨但不甘于命运的捉弄。贾平凹深深感到在写作乡土散文时，妇女的苦难是深重的，所以，他渴望这些美丽的女性有幸福自由的生活。贾平凹的人伦观念，导致他的散文以爱情为抒情主调，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抒情倾向。他对乡土的批判是次要的，而且常常缺乏深度力量，例如，田中正、巩宝山等人物的塑造，由于缺乏深刻的理解，不免带有简单化倾向，他还不善于生动地表现这些人物。贾平凹所代表的这种古典抒情式乡土叙事倾向，今天重新赢得了广大读者，这是否说明：人们在富裕生活的同时，不希望堕落，不希望为乡土恶习所主宰，希望“向神性注目”，感悟一些爱情的光辉呢？联系到沈从文与贾平凹的命运，或许他们所代表的这种抒情倾向，能够唤醒那异化的心灵，感悟真正的生命意识吧！贾平凹与沈从文在人物性格塑造上的成功，导致他们的作品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这一方面说明人伦之美具有永久的魅力，另一方面证明人们在创造新生活的同时，是多么渴望道德伦理的高扬！
绝对不能忽视怀乡心理与作家的联系，因为故乡对于贾平凹和沈从文这些身处都市的外乡人，是精神依托，是对抗城市人的文化心理优势和精神优势。陌生化便意味着优势，城市人对乡村的陌生，代表着无知，正如乡下人对城里人了解不深一样。怀乡，是他们创作的精神联系，在故乡采风，在故乡搜集故事，穿行在故乡的土地上，就会获得创作的灵感。可以说，贾平凹和沈从文的创作灵感，一刻也离不开乡土，他们能不思恋乡土吗？这是创作根本发生的原因。更深的原因，是价值和社会使命感方面的情感激发力量。故乡是生养过作家的土地，那里有自己的父老乡亲，作家尤其关心父老乡亲的苦难，因此，他的笔不能不伸向故乡，去了解父老乡亲的灵魂和心灵，试图改变那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封闭的文化社会意识。尽管作家总是看到那个不变的故乡，还是那条破船，还是那几个破衣烂衫的人，还是那片河滩，还是那种苦难的话题，还是年难过年年难过的倾诉，但是，作家的心灵，从故乡人的生命活动中获得真正的创造力。为了故乡，他们会舍得吃最大的苦，乡下人那种强大的生命力和承受苦难的力量，常常使作家获得深深感动。那些出外谋生的人急于回家过年，在火车的厕所里坐下来，又在新春的爆竹刚燃响时，离开故乡，奔向外乡。故乡，成了他们的停泊地，这乡村，永久故乡的乡村，怎能不牵动作家的苦难思索？！怀乡心理中正有着这种使命感，当然，怀乡也意味着作家对故乡文化和土地人伦的亲近，正是这种亲近感，作家才能热情地表现家乡的变化，家乡的富饶，家乡的美丽。沈从文与贾平凹的故乡，在叙事话语中呈现出迷人的景象。故乡似乎很美，似乎是那么富饶，乡民适应着社会的变化，享受着爱情。在这种怀乡心理中，他们对故乡的亲近有精神怀乡的心理寄托，他不排斥故乡，并不强调故乡的穷困，而是给故乡涂上油彩，让故乡以美，以神秘，以富饶，以变化展示在人们的眼里。至此，沈从文与贾平凹的抒情传统，在这种怀乡心理中得到了真正的融合，他们对故乡具有同等深沉眷恋的情感。虽然沈从文和贾平凹皆曾表示过对故乡的失望，但是，这种失望没有和绝望联系起来，而是和希望同在。于是，故乡的人，在新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中似乎获得了自由，或者沉醉到原始古朴的风情中，享受着生命的欢乐和生活的安详。
5.2.4乡土散文叙述的语言美感与散文语言个性的创作呈现
沈从文与贾平凹的乡土画卷和人伦精神，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深深赢得了广大读者，是因为这些乡土思想与审美情感与作家独有的乡土话语的审美表达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人承认，语言的成熟和独特表现力，是作家成功的基本前提，沈从文与贾平凹的成功，显然与他们的优美而深情的语言才能有关。他们所描写的故事并不离奇，其中的生活情景，每个人皆可以体验，如同就在身边发生的生活事件一样，但是，为什么作家能把这种习见的生活材料和人伦情感作如此出色的审美表现呢？这正与他们的乡土话语情调有关。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及乡土话语，是因为乡土生活话语与城市生活话语不同。乡土话语必须合乎乡土精神，必须切合乡下人的性情，这样才能具有表现力，而又不与城市话语生分，那种语言的原素是共通的。在分析了风情画卷和人伦性情之后，必须深入地分析他们二人的乡土话语美感，这是他们的乡土散文的审美精魂。
沈从文并不是一下子就找到了乡土散文的审美语言基调。他曾回忆说：“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主要是维持一家三人的生活，为了对付生活，才特别从不断试探中求得进展。”沈从文在从事创作之前已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故乡的童年记忆和故乡的军旅记忆，那动人的生活情景深深蕴藏在作者的记忆中。由于在创作伊始，他还没有真正掌握独创性的叙事话语，因此，他不能用语言真正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无限深情，要知道，多少人就是因为如此不能成为作家。沈从文写得很苦，探索很艰难，但对文学的执著、灵性和认真精神，促使他寻找到了适合于他的语言，这语言便是当时普遍受欢迎的抒情语言，而不是写实语言。带有诗的灵性的语言深深作用于他的精神创作，郁达夫、徐志摩等的语言美感激活周作人、废名的语言文字的思想情感力量支撑，使得沈从文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家园。特有的语言创作取向，表现出特有的审美精神，而这些作家正是才子性灵抒情派，他们强调以优美抒情的语言表达复杂的内心体验。抒情语言，是沈从文乡土话语的基本精神，也是他乡土叙事与抒情的语言基调。沈从文说：“我的文字风格，假若还有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言语太多了。”“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确实，沈从文散文中的鲜活语言与湘西人的生活语言联系很紧，对此，凌宇指出：“在经过作者集中、提炼的人物对白里，回荡着湘西特有的乡音，使人因为自然而生真实、亲切之感，仿佛将人带到湘西的河船上，茅屋里，晒坪上，碾坊中，溪河边，直接面对着湘西山水。湘西的父老，湘西的习俗，配合着湘西特有的自然风光和社会人情的描绘，沈从文把整个自然都斟在自己的酒杯里。”凌宇的这一评价，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沈从文散文叙事话语的精神实质。
必须肯定，沈从文的乡土话语与故乡生活有着十分亲密的联系，但真正的湘西方言，又必须通过“官话”传达出来，传达出那种内在的神韵，确实并不容易。在这种内在的精神翻译过程中，作者力图把人物语言与作家的题材、人物、完满地协和起来，因为任何美丽的文字皆和表现的对象有关。面对着荒山、枯河、黄土地，冒烟的灰路，你是如何也赞美不起来，你必须粗犷，才能与气氛谐和！沈从文的乡土话语，首先，与故乡地理取得一致。其次，沈从文所表现湘西人说话、办事并不勇猛，而是重情义，语言也就显得细致和委婉。当你置身于武汉或济南，如果你讲优美动听的语言，定会被认为是娘娘腔，那里的方言必须火爆，才能见出人物的性情和内在力量。沈从文的乡土话语，与故乡人伦性情取得了一致，在叙事话语的抒情意向与故乡人的伦理性情之间，沈从文求得了精神上的一致。在这种精神一致性的基础上，叙事话语本身显示出作者特有的审美情调，于是，语言与作家的个性联系在一起。他喜欢抒情，他的语言呈现出以下个性特征：一是“秀”。沈从文的语言之灵秀，正如李渔所说：“山水者，人之才情，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孕育了沈从文的才情，所以，人的语言格外灵秀，这与他笔下的自然和谐一致。例如，“橘柚生产的地方，多在洞庭两边，沅水流域上各支流，尤以荼河中部最多最好。价格不甚高，经年绿叶浓翠。”写水，写树，他要让其中显露出美，灵气来，所以，他的语言，自然灵秀。二是“甜”。沈从文的语言非常甜蜜，这主要表现在人物对话语言的虚拟中。三是“淡”。他的散文，总是叙述一些轻轻巧巧、平平淡淡的事，不触及尖锐、残酷和激烈题材，语言轻巧是沈从文的个性风格。惟其语言轻巧，所以，不论是什么事，皆可以转化为灵性和柔美，而见不出其中的凶恶。写些简单的话，一般不作长篇大论，即使是讽刺性作品，也大多如此。四是“柔”。他的乡土散文语言，不紧不慢，如行云流水，沈从文的语言有散淡神情，正适合他为湘西，为这片美丽的土地流淌“蜜泪”。
《长河》和《边城》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人物也不复杂，但是，作者从容写来，不紧不慢地叙述，传达了湘西内在的生活底蕴和湘西人生命的安闲。请看他叙述老船夫的死：“那人回到城边时，一见熟人就报告这件事，不多久，全城的人知道这个消息。河上船总顺顺，派人找了一只船，带了副白木子，即刻往溪山里撑去。城中马总兵同军人，直到碧溪去，砍了几根毛竹，用葛藤编作筏子，作为过渡的临时渡船。筏子编好后，撑了那个东西，到翠翠家中那边岸上，为老船家渡人，自己跑到翠翠家看着那个死者，眼泪温莹莹，守了一会躺在床上的老友，便忙着做些应做事情。”这叙述，何等从容！
贾平凹的乡土话语，很有特色，他比沈从文更注意语言自身的修饰加工。如果说，沈从文的作品有一些粗枝须剪，那么，贾平凹则极注意语言的纯静优美。贾平凹的创作受中国语言的浸润很深，特别是古典笔记小品语言，对贾平凹有直接的影响。他读古典笔记小品，肯定比读古典散文所耗费的功夫深，正因为如此，他的语言底色，是陕南山区的厚重乡音，再加上古典笔记小品的放达、纵逸和神秘，贾平凹逐渐炼出自己所独有的语言了，同时，他浸染了中国现代乡土散文语言中的抒情格调，这便是他对孙犁语言的吸收和仿效。孙犁曾特别欣赏他的语言，这大约就是知音吧！贾平凹不大受欧化语言影响，而且天然与之有对立性情，贾平凹的语言与陕南文化有关，比较静，缺乏沈从文作品那种甜趣、生机与活力。他的作品很静，平平常常过日子，不见得大波大澜，即使是吵架，也是这静的日常功课，如果把这静，写成闹，那才怪呢！他的语言纯静，沉着，不动声色，叙述起来于静中感受到生活的跳动、变化以及创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变迁。贾平凹在语言运用上颇为讲究，他喜欢用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乃至五六个字的短句加以表达，极富活力，而且富于变化，特别是两字句的奇妙运用，在他笔下特具精神，总能显现画龙点睛的力量，他的构想与叙事话语很有魅力。贾平凹的乡土话语沉稳，所以，就不显得灵秀，而是显出古朴。贾平凹的散淡语言，合乎他的散淡性情，总是很忧伤，很冷静，不急不忙，富于沉思，不火爆，也不激昂，他的笔下，少见大气磅礴的激昂抒情话语。贾平凹的乡土话语，很有乡土性，也很有时代感，极合乎乡下人的性情，常常三言两语，就把乡下人写活写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