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苏联解体的产物和主要继承者。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外交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上实施“休克疗法”，试图急剧转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果造成长达10年的经济动荡和衰退。政治上试图确立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结果却诞生了与西方民主不同的总统制政治体制。外交上历经磨难，经过多年调整才形成了一套灵活务实的全方位外交政策。随着俄罗斯转轨过程的结束，俄罗斯必将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的解体
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转向
1982年11月10日，76岁高龄的勃列日涅夫病逝。此后继任的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1914-1984）和契尔年科（1911-1985）都因年老体弱，就任时间仅一年多就先后病逝。在28个月时间里，苏联连丧三任最高领导人，反映了苏联最高领导层年龄结构的不合理和某些制度上的弊端，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进程。1985年3月11日，即契尔年科病逝的第二天，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一致选举54岁的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又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从此，苏联进入它最后一个时期，即戈尔巴乔夫时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迅速而明确地提出了他对内坚决进行改革，对外努力缓和同其他国家关系的施政方针。从戈尔巴乔夫上台进行改革到1991年8月事变为止，6年多的苏联改革历程，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开始到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
这个阶段，戈尔巴乔夫已经提出了根本改革的思想，但仍然准备在现行体制之内推行，实施方案带有较大的继承性，表示对内要完善社会主义（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对外要谋求缓和。
戈尔巴乔夫下决心进行改革的最初动因，是看到苏联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差距正在危险地拉大，认为必须而且也有可能较快地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确定了把国内和对外工作的重点都转到发展经济上来的方针，在1986年2月的苏共二十七大上制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000年在经济上翻一番。改革的重点放在改造社会生产力上，但也提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相互间总能自动适应。改革的主要方法是以科技进步来加速设备更新，同时要改变经济机制，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成见。但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否定原有机制，并表示要在完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他认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一切，就能大大改善国民经济状况。
在对外关系上，苏共二十七大确定了对外总路线是“巩固并推进和平”，目的是为了创造实行改革所必需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当时，苏联把重点放在减少核战争的威胁，改变同美国的对抗关系上。1986年1月1日，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全面裁军建议，要“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进入第三个一千年“。同时，苏联还准备从地区冲突中脱身，包括从阿富汗撤军。
在这一阶段，苏联在对外关系上很快打开了局面，但加速经济发展战略毫无成效。
● 第二阶段：从1987年1月到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这一阶段，对内转向突出政治改革，准备“革新”社会主义，对外宣称“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新思维”。
第一阶段的经济改革推动不下去，戈尔巴乔夫将原因归于政治阻力太大。于是，他开始转向政治改革，力图为经济改革扫清障碍。但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是准备用“全人类标准”来改造社会主义。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从此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戈尔巴乔夫在会上重新解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列举列宁论述社会主义的十个关键问题，涉及的领域从生产关系直到上层建筑，说它们“长期被简单化和阉割”。他全面地批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宣称的官僚主义命令体制，几十年来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又发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并作了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报告等，在这些活动中戈尔巴乔夫更是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等思想。针对苏联长期缺乏民主、缺少公开性和夸大阶级斗争等方面的弊端，戈尔巴乔夫宣称：“改革，这就是全面发扬民主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治”，“扩大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开性”，“充分地揭示我们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他把过去体制上的弊端归结为三个“异化”：“人与政权的异化，人与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成果的异化，人与精神财富的异化”，说“改革的意义，归根结底就在于彻底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但他的纠正办法却是转向采用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在1988年6月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把社会主义制度解释为面向人的“真正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品质”应该是“民主和人道主义”。
在对外关系上，戈尔巴乔夫为谋求改革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缩减庞大的军事费用，提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务。他摒弃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抗和进攻政策，在继承赫鲁晓夫“三和平”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国际政治新思维”：一是强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戈氏宣称，“我们的职责是捍卫我们无与伦比的文明和地球上生命本身，争取理智战胜狂热，为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各种条件”。于是，他把实现裁军看作是通向人类安全的唯一途径。二是强调各国“自由选择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呼吁各国相互承认，各国人民有权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尊重各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代表这个制度的合法政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成了苏联采取和西方国家求同，放弃联合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等做法的思想依据。从此，苏联决定放弃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抗，对外实行战略大收缩，把经济上的利害得失放在首位。但它又走到另一极端。它非但不再认为西方国家会给苏联造成什么军事威胁，反而急于向它们作出全面让步。它不仅不再支持第三世界同它关系密切的国家，反而视它们为负担，急于当作包袱甩掉。
在这一阶段苏联改革的结果：一是在经济上虽然有了一个完整的方案（1987年6月），也改变了过去自上而下发动的做法，转而要求从基层——企业、联合公司开始，但由于改革措施既不实际又不配套，因此，经济改革并无起色。二是政治改革开始为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开辟了道路，在推行公开性和消灭“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新闻舆论很快就不再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文章，都出现在报章上。在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中，掀起了一片重评斯大林和20世纪30年代体制、甚至是否定苏联历史的舆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释放。各种组织、集团、民族主义势力也开始出现并逐渐抬头。他们从地下到公开，人数由少到多，参加者由党外发展到党内，逐渐汇集成为一股政治反对派，苏联的政局开始混乱。三是同西方国家关系加深。标榜“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在意识形态上向西方靠拢，在西方眼中的“敌人形象”开始减退。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意图的怀疑大为减弱。
● 第三阶段：从1988年6月到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改变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苏联政权结构的阶段。
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又从“全人类标准”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趋于接近”。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写了两篇著名论文《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和《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在文章中戈尔巴乔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重大因素是吸取了社会主义的经验”，而苏联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却“曲解或违背了马列主义”，因此理应吸取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据此，两种制度“相互接近”也就顺理成章了。
戈尔巴乔夫的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改革上，便是开始采用西方的政体。从1988年6月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到1990年3月，苏联的权力中心逐步从党的政治局转移到最高苏维埃，特别是总统委员会。设立了新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赋予最高苏维埃更大的权力，并实行总统制。经过这种政治转移，权力结构实现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党的领导名存实亡。政体的变化表明，戈尔巴乔夫决心摧毁原有的政权体制，并因此改变共产党的地位。在提法上，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也已将苏共从“领导核心“变成了”政治先锋队“。1990年2月又修改了规定党的领导作用的苏联宪法条款第6条，并正式推行西方式的多党制。
在经济改革上，此时也形成了根本改变所有制和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思路。在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提出了建立伙伴关系的目标。
● 第四阶段：从1990年7月到1991年8月19日事变。经过各派政治力量激烈较量，苏联社会主义正式转向，国内改革同要求西方全面介入相结合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初期，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的经济改革方案上。在激烈的斗争中，苏共队伍更加涣散，地位进一步下降。
苏共二十八大更是正式取消了苏共领导党的地位，把苏共在法律上置于多党制下与其他政党同等的地位。而戈尔巴乔夫则对苏联自我改造经济体制的能力越来越丧失信心，他更加急切地争取西方的援助和合作。1991年4月到6月，苏联酝酿并提出了开始时被称作“大交易”，后来正式提出时定名为“希望协定”的改革计划，这一计划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认可。这一改革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苏联和七国集团共同采取和平行动，使苏联的改革进程同西方的援助活动协调一致；苏联逐步放开价格，扩大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做到卢布可以自由兑换，最后完成向市场机制的转变，使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而西方七国则参与拟制苏联的改革计划，确定它们向苏联提供援助的规模、时机和形式，制定监督苏联利用西方援助情况的机制。这一切表明，苏联准备让西方介入苏联经济改革从计划到实现的全过程，而且希望西方通过援助的手段来加以推动或制约。
苏联不仅要求同西方在经济上一体化，还希望西方在政治上也伸出手来，帮助改造苏联。1991年7月，经过两年的努力，戈尔巴乔夫终于得以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正式会议结束后前往陈词，提出了西方如何在各方面帮助苏联改革的具体计划。德国总理科尔把他此行称为“苏联靠拢西方世界的里程碑”。
到这一阶段，在许多经过选举未能进入权力机构的地方，苏共已经丧失执政党地位，成了在野党。苏共队伍分裂，有些“激进派”退出共产党，另组新党，留在党内的也合法地分成不同的派别。1991年7月2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新党纲草案不再提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承认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的独立自主地位，以及地区和基层组织广泛自治的原则。
总之，从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发展轨迹大致是：对于苏联的传统经济和政治体制，从有限地摒弃到全面否定；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迅即转向政治领域。改革的目的，从在经济上振兴以便赶上西方，变成达到同西方一体化。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6月5日在挪威领取诺贝尔奖金时说，改革的构想是使苏联从一种体制过渡到另一种体制。这可谓是他6年多改革的一个总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