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在网上遇见一位年轻戏友，问我怎么看新编历史剧《情殇》。
恕我孤陋寡闻，光看《情殇》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一本什么戏。如果光从字面上理解，“殇”的本义是“未成年而死”，接近于“夭折”，《楚辞》中有《离殇》；引申义是“为国战死者”，《楚辞》中有《国殇》；把《情殇》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是“感情的夭折”，什么时代？谁的感情夭折？为谁夭折？一无所知。后来在网络上搜查，才知取材于西施和范蠡的传说，类似的婺剧本来就有浙江婺剧团的《西施泪》。
这么一本很通俗的戏，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高深的名字呢？自从上世纪推出电视政论篇《河殇》以后，这个生僻的“殇”字，忽然成为时尚人士专门用来装点门面的道具，从石头里接连蹦出不少“殇”来：愿殇、天殇、海殇、雨殇、树殇，如今又弄出个《情殇》。我们浙江兰溪的先贤李笠翁在他的经典著作《闲情偶记》里，对戏曲的“词采”有过精辟的论述，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第一个观点是“贵浅显”：“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忌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则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第二个观点是“忌填塞”：“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如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正因为戏曲是演给读书人、不读书人、妇女、小孩同看的，贵浅不贵深，要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
戏曲的个性贵在浅显，该剧在取名时并没有考虑男女老少的观众看不看得懂。毕竟这是演戏，不是做诗，何苦要装得文绉绉的呢？好在该团随机应变，下乡演出时将《情殇》更名为《越女情》。浅显倒是浅显了，不过还是不明确，天下越女何其多，到底指谁？哪里人？原来浙江婺剧团的《西施泪》多好，戏名里明明白白地点出了两个意象“西施＋泪”，清清楚楚地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关于西施的悲剧故事。
我一直以为感情戏是婺剧的短腿，虽然以“文戏武做，武戏文做”而独具魅力，似乎已臻于完美；我一直以为郑兰香擅长扮演小尼姑、白牡丹之类娇俏调皮的作旦，扮演端庄凝重的正旦是她的短腿，虽然文武兼备，唱念做打俱佳；当我看了由浙江婺剧团改编、郑兰香主演的婺剧电影《西施泪》以后，完全颠覆了陈旧观念，郑兰香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全才，婺剧完全能够演好情感戏。
《西施泪》以婺剧自己的方式，浓墨重彩地演绎了西施和范蠡感天动地的人间真情，塑造了西施侠骨柔肠的丰满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场面：第一场，当范蠡因“窝藏”西施而被吴兵所抓，躲在一旁的西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以己身换范蠡，并不甘受辱，意欲拔剑自刎；第二场，在吴国为奴的范蠡跪在地上，让做了吴王妃的西施做上车的垫脚石，西施“见将军难禁悲泪似泉涌，一霎时万把钢刀刺心胸”，顿时天旋地转；第三场，范蠡为消除夫差的猜疑，送三千骑兵到吴国，夫差在馆娃宫上命西施给范蠡敬酒，西施以“此杯本是越溪产，千磨万劫已失形。吴酒难变黄金色，献与将军细品酩”，表明不忘故国的心志，激励范蠡不忘旧耻，报仇雪恨；第四场，夫差和范蠡在馆娃宫挥剑拼杀，危急时刻，西施挺身而出，救了范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镂剑伤入肺腑，难随将军同归途。相逢不幸成永别，莫为西施抛泪珠”，剧情最后达到了高潮。这个悲剧的结局，比西施和范蠡泛舟五湖的传说更加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在《西施泪》中，西施和范蠡的爱情是放在复国这个主题下的，体现了国破家亡之痛。吴王夫差是一个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听信谗言、诛杀忠臣的昏君。西施虽受宠幸，无时无刻不思念故国：“吴宫海棠带露开，西施捧心姑苏台。脂粉难将旧痕盖，心病本从心事来。”并以飞鸟寄托自己回家的愿望：“仰飞鸟兮云间，凌长空兮翩翩。失巢穴兮哀怨，恋故土兮呜咽。天茫茫兮路远，知再返兮何年。”
而《情殇》完全颠覆了《西施泪》的主题和剧情，虚构了不顾历史背景的“仁爱”主题，编造了西施和夫差、范蠡之间的三角恋爱故事。在《情殇》中，西施俨然成为一个越国派往吴国的“和平使者”，为了推广她的“仁爱”一说，发表了“和平宣言”：“屠戮无辜非人性，息兵止戈睦邦邻。广施仁爱立诚信，恩加海内颂太平。”西施还切切实实地践行她的主张：“睦邦邻吴越交好如一家，通有无相辅相助，利人又利己。”“我已恳请大王免除越国贡物，以后物物平等交换。连年来放赈灾粮，教化百姓，以消战争之祸，解百姓之困哪。”当得知勾践准备归还吴国两万担已经煮熟的稻谷作为来年的种子，还要杀死伍子胥时，西施劝他：“睦邻安邦休刀兵，行王道大仁大爱惠万民。”“昔日求吴王赐万千兄弟姐妹吉祥，今日也求你赐吴国万千无辜百姓平安。”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吴越都在江浙两省，本是一家；而在战国时代，却是势不两立、杀父深仇的敌国：先是越国杀死了吴王阖闾；后是阖闾之子夫差在伍子胥的辅佐下，励精图治，三年后兵临会稽，越王勾践匍匐为奴，石室养马；最后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兴兵灭吴。由此可见，在烽烟四起的战国时代，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西施的所谓“仁爱”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西施“仁爱”说在越国碰了壁，却得到了吴王夫差的共鸣：“斩臣服之国君，是为背信；诛友邦之来使，是为无礼；杀本王爱妃，是为薄情寡义。”并为越国放粮一万石，拯救灾民。夫差不仅仁德爱民，宽宏大量，与西施心灵相通，而且对西施嘘寒问暖，百般体贴，成了一位光明磊落的大丈夫、有情有义的真君子，逐渐赢得了西施的芳心。从当初痛别范蠡、入吴为妃的被逼无奈，到“念大王集宠幸千百一身，沐新爱忆旧情枉自伤悲”的两头为难，再到“西施心中愧疚深，红颜厄运家国亡”的深深自责。在临死之前，夫差有一段慷慨陈词：“安得娘娘身无恙，大丈夫一死又何妨！”“大丈夫生当人杰，雄风在死做鬼枭。”完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宁死不屈的大英雄，难怪西施对死后的夫差顶礼膜拜：“磊磊君子仁之君，不求予取求真情。人说王业梦寐求，宁弃王业情不变。人说君位享至尊，宁失至尊情不变。人说生命诚可贵，宁舍生命情不变。言行合一践前诺，读懂西施仁爱心。”西施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了。
由此，荒淫暴虐的夫差成了光明磊落的君子，含垢忍辱、卧薪尝胆的勾践和范蠡君臣，都成了只讲权谋、阴险狡诈、不讲情义、没有骨气的小人。在《西施泪》中，面对吴军的搜查，范蠡劝西施快躲起来，“姑娘你莫入虎口作羔羊”，并表示国难当头、无力保护自己心爱女子的愧疚；勾践也是一样，“还望西施姑娘前程珍重”。而在《情殇》中，范蠡请求西施：“求雄起暂受辱强越疲吴，有情人终相聚待等明天”，勾践更是把西施当作“人肉炸弹”：“惊天红颜一奇葩，堪敌十万黄金甲”，为了保全自己，把西施作为羔羊，送入虎口。当西施拒绝勾践要她除掉伍子胥的要求时，勾践竟然请求雅兰公主毒死西施，然后嫁祸伍子胥，是何等的阴险！在夫差逐步赢得西施芳心的同时，范蠡最终失去了西施的感情：“原以为为君解难，别投怀抱虚酬应。谁曾想大王真情，感天动地掠我心。大王他王业江山融关爱，大王他泣血饮命铸真情。浣纱本是定情物，洁白无瑕似我心。今日魂儿飞魄儿散，心已死情已殇，只将浣纱做孝绫”，正式把他们之间的爱情送进了坟墓。
吴越两国的争霸战争是历史，西施范蠡的爱情故事是传说。无论是历史，还是传说，传统戏剧中的人物形象，经过历史积淀，在观众心目中早已经定型。作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我觉得不宜轻易更改，更不宜完全颠倒，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假如有人修改《秦香莲》的剧本，把薄情寡义的陈世美改成重情多义的君子，把孝顺公婆的秦香莲改成红杏出墙的荡妇，把铁面无私的包拯改成徇私枉法的贪官，观众能够接受吗？！如果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像电视连续剧那样，把马文才改成武功高强的公子，观众能够接受吗？！尊重传统，敬畏传统，即使要修改传统中的不合理之处，也要慎之又慎，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