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董以贤良之身与武帝对话，仁啊爱啊地忽悠，汉武就被忽悠晕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操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系，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优选官制。这是儒学教育与选官制度的初步挂钩，隋唐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科举入仕的标准，儒与政彻底挂钩，意味着中国士子们此后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走了：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明朝时，考试内容（四书五经）、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参考书（以朱熹的注解为唯一正确答案）三者的统一与固定，意味着中国文人头脑的格式化彻底完成，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就这样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文人集体变成了法国科学家约翰·法布尔实验台上的毛毛虫。这种毛毛虫有一种“紧跟领袖”的盲从习性：法布尔把若干个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接，围成一圈；花盆周围不到六英寸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沿，一圈一圈地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在不停地转圈儿，一连走了七天七夜，终因饥饿、力尽而死。儒家化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毛毛虫的状态呢？他们所谓的勇气，也只是紧紧跟在权威的身后循序而行。
如果没有权威，他们就会造出一个，然后顶礼膜拜，鱼贯而行。他们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他们从不会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他们所有的任务，就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
实话实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法布尔的毛毛虫实验并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中国古时的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毛毛虫们爬行的轨迹，他们不但遇不上松针，过不上所谓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们可能活不过七天，因为轨迹之外等待他们的不是松针，而是文字狱那样的玻璃罩。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一百倍之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运动员。这一点，倒跟知识分子的超越性有点类似。可惜的是，科学人员在跳蚤的头上罩上一个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着了头，再拍，再跳，再碰，连续多次后，跳蚤适应了玻璃罩，不再跳那么高了，每次跳跃，总会保持在罩子的高度以下。科学家继续改变罩子的高度，跳蚤也跟着改变自己的跳跃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没有跳跃的空间了，于是，跳蚤变成了爬蚤。
中国古代的文字狱，从秦皇发端，到朱元璋创立高峰，到大清王朝再创高峰，大清文人们，钻到古文字堆里去搞训诂，意味着大家早已集体成为爬蚤了。大清的知识分子知道该干什么（训诂考据兼练书法），不该干什么（少说风凉话，少发牢骚）。有那水平高的，可享受皇家宠物般的待遇，比如大清才子纪晓岚就给皇家做过侍读学士。乾隆在岗时，喜欢旅游，特别是六下江南，直接促进了南中国的旅游事业。这个侍读学士一时发傻，劝谏乾隆，希望皇帝老子节省些钱，乾隆一听就急了，大骂纪晓岚：“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由此可以看出，堂堂的纪晓岚，实是乾隆家的“倡优”，还不如爬蚤呢。
如果纪大学士知道英国那边的文人，一直在争取着大清这边文人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自由与尊严，并业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他会不会感叹自己“不幸生在大清朝”？
早在大清入主中原前后，英国就闹上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议会军里一个叫约翰·李尔本的上校因呼吁民主而住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李尔本也没闲着，继续撰文呼吁民主，呼吁平等，呼吁成立共和国，甚至还呼吁出版自由。这种呼吁是有效果的，首先体现在了新闻方面。1622年，英国出现首家英文报纸《每周消息》；1706年，英国《晨邮报》开始发行；1785年，《泰晤士报》创办；1802年，英国《爱丁堡评论》创刊，其政治背景乃辉格党。
1809年，托利党创办《每季评论》，与《爱丁堡评论》对着干。两大杂志均集中了一大批学者，背后各有一大党派支持，发展成为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家评论杂志。
有两党制，还有办报自由，这样的日子够纪晓岚们眼红了，但是英国人民并不满意，他们得寸进尺。1818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为了鼓动人民造反争取更大自由，跑到意大利写自己的浪漫诗篇去了。他说：“诗人的力量，不为人所左右，而能左右他人。”所谓的左右，说穿了就是煽动民众造反，他的伟大与浪漫，就在于此。一年之后，他煽动造反的长篇诗歌——《假面的暴政游行》诞生了，他在诗中尽情地忽悠英国民众：像睡醒的狮子一样站起来，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快摆脱束缚着你们的锁链，像抖掉沉睡时沾身的霜露，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
自由是什么？而你们善于回答的却是奴役。
因为奴役的名称本身已成为你们姓名的回音……英国这样一个以保守着称的民族，其诗人的浪漫主义与中国的浪漫主义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英国的浪漫，要的是民主与自由，乃大浪漫；中国的浪漫，具有宗教气息，乃小浪漫，仅限于“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地表示不再跟政府玩的小家子气和“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宗教般的幻灭感。形象地讲，中国整个国家刚被拿破仑喻为睡狮，英国那边的文人已经正告国民人人皆为睡醒之狮了。
这就是大清即将面对的对手，大清不败，天意何在？公理何在？
同年，雪莱还写下了着名的《西风颂》，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结尾：把我的话语传给天下所有的人，就像从未熄的炉中拨放出火花！
让那预言的号角通过我的嘴唇向昏沉的大地吹奏！哦，西风哟，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820年，雪莱的好友、英国另一浪漫派诗人拜伦发表的诗歌是：《本国没有自由可以争取》。他在诗中呼吁：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为邻国的自由战斗！
去关心希腊、罗马的声誉，为这番事业断头！
……为自由而战吧，在哪儿都可以饮弹、绞死或受封！
这家伙，一副“不自由勿宁死”的气概。1822年，这家伙因轮船事故丧生，年仅30岁。天才早逝，令人痛扼。值得欣慰的是，雪莱从8岁就尝试诗歌创作了，他这一生，一直是在为民主、自由而呼吁。相形之下，天朝文人即使活得有滋有味，也不过是个政治上的小爬虫、生活中的小跳蚤、御座前的小倡优，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很没劲。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英国民主运动——宪章运动开始。同年6月27日，英国纽卡斯尔市广场上有民众大集会，会上，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军乐队的带领下举着鲜艳的旗帜列队行进，旗帜上写着拜伦的诗句：自由之神再一次召集大军，发抖吧，你们这些暴君！
难道你们还讪笑这是虚张声势？
到头来，你们会流血而非流泪！
拜伦与雪莱，他们的浪漫就这样渗透到了英国民众的风骨里，铸就了大英帝国的软实力。问题是，大清那样的政府，接受不了这种西式风骨，首重的就是中外之大防。康熙英明，大力禁传天主教。1805年，除了禁教，政府又补充了几条，禁止西方人在中国刻书和设立学校。这是一个非民意政府的本能吧。一句话，封建专制政府是靠忽悠老百姓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所以绝对不能容忍异质文明前来影响这种忽悠！把中国人都忽悠醒了，不就会出乱子了吗？
1819年，一个名叫梁阿发的广东华侨从爪哇回到了老家。虽然各种材料说法不一，时间也有误。但总的来讲，他曾先后受雇于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Milot）做印刷工人，得此契机，他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位华人牧师，中国第一名报人。从此，不是给老乡们分发自己刻印的小册子，就是在家乡开设有洋人背景的民办学校，甚至还自己出版一份华人新闻报刊。问题是这些东西都是政府的大忌，结果又是逮捕，又是烧书，又是毁版，又是打屁股的，梁阿发只能在老家广州、澳门、爪哇之间来回“流窜”。
1834年，在华英人想出一个西风东渐的好主意，他们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郭士立鼓吹：“本会的主要宗旨将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该会的通报宣布：“我们现在做这个实验，是在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她是否会在智力的炮弹前让步，给知识以胜利的棕榈枝。我们路程的终点是遥远的，壁垒是很高的，路途是崎岖的，通道是艰巨的。因此，我们的前进可能是缓慢的”。该会秘书裨治文在广州，只能在家里收养几个穷孩子对其实施“和平演变”，他收的第一个学生是个小乞丐。该会委员伯驾在自己的医院雇佣几个童工，算是临床实习西医了；该会秘书郭士立的妻子在澳门收养几个穷女孩子，让她们识字读书。这些“国际志愿者”不知道，对于大清这种牧羊人来讲，对国民的要求很简单：智力上永远不要进步，体质上永远健康。而这些“国际志愿者”目前正在做的恰好是：智力上“帮助”大清人民进步（传授西学），体质上“帮助”大清人民虚弱（贩卖鸦片）。大清当然不乐意了，放哪个牧羊主也不乐意！
1835年，广州英商又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在发起的通报中，他们宣布本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看了这些通告，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天朝百姓自有自己的精神鸦片——儒家的三纲五常仁义忠孝。现在可好，外国人不但往天朝输入物质上的鸦片，还输入精神上的异种鸦片——基督教，更别提独立、自由、民主等西方祸水了。天朝既要防身——禁止大家吸食鸦片，又要防心——防止出乱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了，天朝不必过分担心，因为洋鬼子们遭遇的困难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招不到学生。
忽悠了好几年之后，澳门才建立一所“马礼逊学堂”，第一届学生只有六个，还都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穷人家的孩子。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早期着名学生，有两个在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第一个是容闳，上学一直上到美国耶鲁大学；第二个是黄宽，上学上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而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所雇用的四大翻译中，有一个就是马礼逊教育会社的学生。问题是，这些名学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容闳，奔波一生，弄了一些留美学生，还都半途退学回国了。大清，它最怕的就是西风啊！
西风一吹，国人皆醒，大清的统治还怎么继续啊！不过，大清的统治者没想到，大清人民并没有醒来的内在动机与外在需要，他们已经睡下很久很久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睡得更沉一些。不约而同地，他们都爱上了那么一口：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