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查顿的九人委员会组织一个三人核心小组，其中有东伦敦印度和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还有查顿本人。委员会授予他们采取行动的权力，让他们随时和政府保持联系。
9月27日，利物浦印度协会的代表也赶到伦敦，谒见巴麦尊外相。同一天，包括查顿在内的三人核心小组与巴麦尊外相见了面，查顿把自己所带的地图、航海图给了巴麦尊，他希望外相对于即将要对付的国家有个明确的概念。别怪查顿积极，他既然是鸦片贩子，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另外，他还拿了广州鸦片贩子摊捐给他的两万元活动经费呢，他不跑得欢点儿四处忽悠，那就是缺少职业道德与做人的良知了。
9月30日，39家曼彻斯特的商行和工厂致巴麦尊外相的呈文中写道：“我们下列签字的商人们与制造者们，都与对华贸易有很深的关系。兹因近来中国政府的侵略行为，使英国在广州的臣民们，被剥夺了自由，他们的生命遭遇了莫大的危险，他们的财产被无理地查封，我们恭敬地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中国方面这种侵略行为，应予以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政策。我们对于我政府的聪明、公正感，它对于国家的尊严的关心，深具信心。因此我们希望我们于最近期间，能夺回我们所遭受的损失，并且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我们对于政府能实现这些希望，深具信心。”
老实说，看了这封信，很羡慕人家的臣民。政府的存在，纯粹就是为臣民利益服务的。政府听臣民的话，臣民相信政府的能力，很和谐啊。对此，大力提倡和谐的大清真的羡慕死了。
民意汹汹之下，10月1日，英国内阁召开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于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同一天，伦敦98家商人集体上书，要求政府表明意图，早定决策。这封上书中，认定广东官方太过凶狠，侵犯了英人的人权：“在以前一切的断绝通商关系中，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地对英侨如此普遍地肆行蛮横侵犯人权。”
我晕，天朝知道啥是人权啊。天朝只有皇权，还有官本位。跟天朝讲人权，纯粹是扯淡！
10月3日，布莱克本城（lackburm）的商人也要求政府“采取迅速而果断的措施”。
10月4日，利兹市市长詹姆士·郝德佛斯（James Hordforth）带头在该市七十多家公司与商人致巴麦尊外相的呈文上签字，向政府陈述：“在我们这区域所制造的毛织品，畅销于中国市场，数量颇为不小。这笔生意已经由于广州的事件而陷于停顿，假使这停顿延长下去，势必使工厂货无销路，造成严重的痛苦……希望政府采取有效方法，来保护我们现在的利益，并且为将来建立较为巩固的、永久的通商关系。”
你看人家这市长当的！
同日，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五十四家商人也给巴麦尊提交了呈文，他们向政府提议：“从过去中国方面对我方的妥协提议所采取的侮辱的、轻视的态度的经验来看，一切满意的解决方案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除非英政府的代表，能有强有力的支持，才能保障中国政府给予一个客气的迎接”。
10月8日，卜赖克卜恩市三十四家工商业者联合致函巴麦尊，希望政府“采取断然的处置，强有力的手段，使英人遭受的侮辱，得以伸雪，所遭受的损失，得到赔偿。并将今后的对华关系，置于较以前更稳固的基础上，使商人等更有保障”。
10月10日，布利斯特经营茶叶贸易的商人也致以巴麦尊呈文。呈文中，他们首先交代，他们从没贩卖过鸦片，只做茶叶生意，从1834年以来，他们已向政府交纳一百万镑的税金。第二，他们批评政府所设立的对华商务监督一职，从1834年以来，已花去纳税人的钱大约十万英镑，但商人并没有受到其任何实际利益。驻华商务监督不但自身受到广东督抚轻视和无礼，而且也无力保护在华英商。由此他们置疑驻华监督的职权何在？第三，申明从中国进口茶叶对增加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每年给英国政府带来总数达三百万镑的财政收入。第四，谴责鸦片贸易，认为鸦片贸易让他们的茶叶贸易遭受很大的危险。广东地方政府的顽固、腐败和傲慢让茶叶贸易遭受威胁，来华的不法贩子们日渐增多，无视法律，无法无天。第五，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合法的茶叶贸易。
茶商的声音更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多么正义，多么理性，对政府的意见又是多么的大啊！
10月18日，在近三百家工商者的忽悠下，巴麦尊终于发出了他的第十五号训令，告诉义律，英国海军将于1840年3月到达中国海面，可能还有少量陆军。
11月2日，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等人以书信形式向巴麦尊递交了呈文。在这份呈文中，他们谈了鸦片贸易，谈了中英关系面临的困难，更谈了战争的理由、战争的目的、兵力的投入等。这份呈文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如果说英国政府是民意政府的话，那么这份呈文就是一份完整的民意表达。为了说清楚英国此时的民意，咱们就得啰唆一下了，详细列举一下这份民意清单吧。希望诸位能从这份清单中发现一些大清商民所没有的东西。
一、关于鸦片贸易
1．鸦片贸易是经英国政府最高当局批准的，“对于直接间接经营鸦片贸易的商人们，加以辱骂，是极不公道的”。
2．对于中国政府，鸦片贸易在条文上是违法的，但是“广州当局，上至总督，下至税吏，都与这种贸易有关”。
3．我们并不主张无视中国政府的正式抗议而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假设中国人坚持禁烟，那么英国商人便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英国政府不得为此种违法商人提供保护。
4．鸦片输入造成中国白银外流，国家不能增加税收，只便宜了少数政府官吏。
这是中国政府禁烟的原因之一。
5．假定鸦片贸易永远不能变为合法，那些冒险商人得自己为自己负责，政府不能对他们加以保护，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贸易——英国的制造品与五金，很有发展前途。
6．茶叶已成了全英国人口的日用必需品。原先我们用鸦片或用从别国挣来的钱来购买它，但是随着我们工业品的物美价廉，它们必定会畅销中国。所以希望政府保护。
二、关于中英关系面临的困难
中英关系，若能以欧洲原则为基础就好了。“但是中国人以优越种族自居，鄙视英人，因此对在华的外侨，屡加侮辱。再者，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准许外侨居住，如果他们遵守法律，皆予以保护。但中国以为外侨居住中国，是中国格外施恩，且不准外侨与中国人自由往来，只片面地要求外侨遵守中国法律，但并不予以相互的利益。对于外侨的商业以及社会家庭的活动，都横加干涉，极为专制。我们知道两种制度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是不易妥协的。”
三、关于中英之间的困难局面如何解决
他们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动武。他们认为，动武有很大的成绩，无论如何，得试试动武的效果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商务监督忍受不了侮辱，必定要离开中国。
2．英商在中国遭受歧视，被看成劣种人，高贵的人必不愿在中国做生意，对华贸易必定沦为走私，甚至海盗。英商必以走私对待排斥，以沿海抢掠来补偿中国对其财产的没收。
3．英国没有其他办法，要么屈服，要么动武。
4．整个对华贸易史上，中英的冲突并不是鸦片。虽然它早已遭至物议，但仅是在白银外流严重之后才成了首要的问题。纵观整个对华贸易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屈服只有使危机加深，只有武力才能强迫中国让步，否则两广总督将永远是专制的，不公道的。
四、关于战争目的
1．必须要求中国为侮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一事道歉。只有不轻易放过这种侮辱与侵略，才能使中国对我们尊敬。
2．必须要求中国赔偿鸦片损失。因为这些鸦片不是英商走私时被他们收获的，而是拿驻华商务监督与英商们（不管他们是不是鸦片商）的性命来威胁，遵驻华商务监督之命，大家被迫交上去的。
3．战争之后，政府应与中国签订一个条约，内容如下：
1）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
2）英商须有与本地华人直接交易之权，反对只与行商交易。
3）在华经营合法贸易的英商，中国政府与官吏不得视为低贱之人。中国政府应当让他们自由地在家庭与社交方面遵照欧洲的习惯，拥有住所，妻子同居。中国当依法保护，不得横加欺侮。
4）出入口关税，应由中英协定，以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
5）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系英女王的代表，应准与中国皇帝、大臣，以及地方当局直接交涉，并准予居住北京或者其他商埠以保护英侨，管理商业。
6）在华英侨，如违反中国法律，只准将其个人处罚，不得良莠不分，混为一谈。
7）如中国不愿开辟商埠，应将一岛让与英国（用购买或其他方式），英国可在岛上建立商馆。
五、关于兵力投入
一艘英国海军最大的战舰，用来吓唬中国人（载兵四百人），让他们知道英国人不是好惹的；一艘二等军舰（载兵三百人）；两艘一等巡洋舰（载兵各一百二十人，总计两百四十人）；两艘载炮二十八门的巡洋舰（载兵各八十人，总计一百六十人）；两艘小巡洋帆舰（载兵各二十人，总计四十人）；两艘较大的轮船（载兵各一百人，总计两百人）；八艘六百吨级的运输船（载兵各一百五十人，共计一千二百人）；两艘小铁甲火轮船。
水兵共计两千五百四十人，最大的那个主力舰还可顺便运送三千九百六十人的陆战队。如此，水陆兵合计六千五百人。
看了这份兵力投入单子，真替天朝悲哀，堂堂的天朝，就要栽在这区区几千人的队伍手中了。货真价实的较量就要开始了，较量的结果：不在人数而在人心；不在天朝以德治天下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而在体制的优劣。至于器物层面的优势——英国船坚炮利，也被林则徐“英人一仆便再也爬不起来、不善陆战”的夷情汇报给掩盖了！
除此之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商人团体替政府考虑得真周到。他们不但考虑到军队出发时煤的装运和食物的储存，还考虑到，这支部队必须开到北京附近。
如果北京的皇帝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就不必打仗了。如果不同意，就封锁沿海，并在沿岸占据一两个岛屿。打得北京皇帝服软了，我们就要求赔偿与自由通商，得到目的后，可以把占领的岛屿归还他们。
这些建议和呈文，当然不是拉本德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这个商人团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有幸在资料里发现了一个名叫安德鲁·韩德森的商人写给拉本德的信。我们看看，一个英国商人，给他的商会主席提供了哪些信息和建议：
1．从1817年到1837年，我十六次前去中国经商，希望我的经验能对目前的对华关系有益。
2．这个时期的头三年，英国主要对华出口棉花，其次是鸦片。棉花白天交易，鸦片晚上进入中国，由走私船和官船运进。鸦片按箱交钱，用以贿赂巡抚、粤海关监督和其他官吏。
3．我们从中国带回的商品，除了茶叶、丝、蔗糖、瓷器之外，还有锌。中国禁五金出口，所以锌也是在晚上运出，有时候用官船，只不过也得贿赂当局罢了。
4．1821年，停在黄埔岛上的用来贮存鸦片的趸船被命令移到珠江口外约十二里的伶仃岛。
5．中国当局对于呢绒与外国制造品抽税甚重，加之以公所及其他费用，导致东印度公司运来的货物赔钱。中国方面对于英国制造品的勒索及获得银元的困难，对于鸦片入口的激增，大有关系。
6．鸦片入口激增，中国政府每年输出两百万银元。白银的缺乏，是中国政府激动的原因，但奸诈的中国政府却借口鸦片的毒害来达到整顿财政的目的。
7．鸦片贸易占整个入口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二，若没有广东省当局的允许甚至鼓励，那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广东官职是有名的肥差。中国官吏宁愿降二三级，也愿意到广东来，以大发其财。
8．中国的法律好像是专门为了帮助这些贪官向外人勒索，除此之外，既无法执行，而又极为荒谬，除事事掣肘而外，毫无用处。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是只征收入口关税的，官吏们的勒索，比官税重得多。而且，自从律劳卑出使失败，他们勒索得更过分了。
9．1836年，巡抚突然想多勒索（这时的巡抚是祁贡，总督是邓廷桢），每箱鸦片给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银元。钱的一部分到了水师提督（当是韩肇庆啦）手里。他每月派一只巡船到鸦片船上去核对，每箱收税一元，并且经常给一个收据。大家认为这是水师不信任粤海关监督和其他有关人员，怕自己分赃不够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