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置会场的情况，现采撷二例，说明特一科工作的艰辛、细心、机警：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有将近50人参加。中央特科一、二、三科的人员都动员起来，共同筹备这次会议。会场选定卡尔登戏院（现长江剧场）后面白克路（现凤阳路）上的一排楼房。会前决定由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氓充当这座开会楼房的主人，除李一氓的夫人和两个男孩以外，党组织又调来赵毅敏当李一氓的弟弟、李一超（又名李坤泰）当他的妹妹，共六口人组成一个临时家庭。整座楼房的布置，与会人员的吃、住、行，以及房内房外的警戒，均由中央特科安排。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那个临时当他妹妹的四川姑娘李一超，连李一氓都不知道她的来历和真实姓名，以后就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就是赵一曼，原名李淑宁，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黄埔六期），同年加入中共。“九一八”事变后请缨到东北从事抗日工作，改名赵一曼，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女将领，后来英勇牺牲。
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周恩来首亲自布置李宇超（康生的表兄弟）、刘淑琴夫妇和罗登贤的夫人周秀珠住在中央机关。
当时李宇超和刘淑琴都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下属机构文书科工作，李宇超负责文书科的日常工作，刘淑琴也在文书科工作，机关住在上海遵义里（现松寿里）。
刘淑琴回忆六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情形说：“1929年夏天，我结束了文书科的工作。李宇超也从文书科调出，去搞军事训练班工作。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要求用家庭形式来掩护。这时，周恩来要我去住机关搞掩护工作，公开身份是家里闲住的女主人，实际上却是为全会做些文书工作，听听报告等；同时把顾维桢（顾顺章的胞兄——笔者注）调去机关烧饭。当时，我担心自己做不了，周恩来对我说，另找别人要添做衣服，党的经费有困难，这个会很重要，一时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了。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六届二中全会开会的地点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幢房子是在一条弄堂的最后一排，样子很漂亮，像是公馆。为了把房间布置得像有钱人家的住房，我把结婚时的缎子被和好衣服都带了去。周恩来是会议的总负责人，顾顺章负责会场的安全保卫和大会的行政财务。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中，我认识的有：周恩来、关向应、贺昌、刘少奇、项英、卢福坦、李立三、罗登贤、顾顺章，可能还有邓恩铭。我还看到一个外国人和一位翻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只开了个把礼拜，具体情况就不了解了。会议期间，顾顺章的老婆打扮得很妖艳，坐着小汽车来会议处转过几次。还有罗登贤的爱人（名字叫秀珠）也来过开会的地方，并和我一起住在楼下，其他来开会的人都住在楼上。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不住在这里，只有开会时来……”
营救被捕同志也是特一科的任务。一般的同志被捕后，依靠中国救济总会进行营救。遇到中央负责同志被捕的时候，就由中央特科负责营救。营救的办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被捕的同志尚未暴露身份时，中央特科采取公开聘请律师出面辩护的方法，合法营救。
二是寻找内线，或托人说情，或者行贿买通，争取释放。
三是武力营救。在上述两种办法无效后，万不得已才用此招。
特一科重要的营救活动如下：
特一科曾两次成功营救任弼时。一次是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巡视员的任弼时于1928年10月到安徽南陵县进行巡视工作被捕，特科多管齐下，既求人又花钱打通关节把他取保开释。另一次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的任弼时于1929年11月在上海被捕，特科请大律师潘震亚出庭辩护，又通过关系使任弼时减刑释放。
特一科还于1929年4月间营救了郑超麟夫妇出狱。1929年3月18日，离开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去苏联留学的郑超麟夫妇在家被捕。顾顺章利用鲍君甫的关系营救，郑超麟夫妇得于1929年4月28日底出狱。郑超麟后来回忆说：“1929年4月28日或29日，我们终于出狱了。”“顾顺章当日来新旅社看我们，告诉我鲍君甫此次极力帮忙。中央为我们的案给鲍君甫500元做活动费。顾顺章又给我30元，要我请鲍君甫吃一餐饭，看一次电影”。
特一科还通过关系使被捕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沪东区委书记恽代英能从轻判刑和提前释放。若不是顾顺章叛变出卖，恽代英就能成功出狱。
特二科队伍也不断壮大，人才辈出，拉出来，打进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在特二科科长陈赓麾下，聚集了许多有才干的助手，其中有特二科副科长刘鼎及其妻子吴先清，济世名医柯麟、贺诚，被称为“隐蔽战线的英豪”的陈养山，“战将”陈寿昌，“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帝制余孽”杨度等。特二科这些英雄，在特科的统一部署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不同的身份、职业搜集有价值的情报，甚至转入敌人内部卧底，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业绩。特二科还把敌特部门的重要人物“拉出来”，为我所用。与敌特侦探机关重要人物、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建立反间谍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登瀛愿意为中共服务，提供情报。到被顾顺章叛变之前，杨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帮中共做了许多识奸惩恶的事情。
特三科阵容也越来越大，装备不断更新，保卫工作万无一失，除奸行动干净利落。特三科由顾顺章亲自抓。初创时只有四条枪，人数不多。到了1929年下半年，行动队人员越来越多，共有四十多名，武器装备也不断更新，主要武器有勃朗宁（一种手枪的牌号）、左轮、驳壳枪，另有一批化学手榴弹，能使敌人流泪，大家管它叫“流泪弹”。每次行动以后，遇到敌人追捕，就扔出去，以迟滞敌人，而自己戴上特制的眼镜，不受影响。特三科能从外面随时调动枪支，甚至能够调来机枪。还能随时从洋行里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来。有重要行动的时候，特一科派人到米店购买成批大米，把米袋装上卡车作为掩体，搞成一个活动的堡垒开到现场射击敌人。特三科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叛徒、特务，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从1928年至1931年，特三科进行了一系列镇压叛徒、特务的战斗。有些重大行动，如镇压何家兴夫妇、白鑫等，周密大胆，干净利落，在上海引起极大震动。
特四科交通网络遍布各地，畅通无阻，通讯联络快捷及时。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址到上海后，逐步建立了上海市区的交通网络和通往外地的长途交通网络。至1930年春，以上海为中枢的中共地下交通站已辐射到全国各地，先通过中央分局和各省省委，再由他们通达各县，最后由各县通达各乡。总之，哪里有中共组织，就将交通站或点，通达到哪里。这样，构成了一个中共全国交通网络，也称长途交通线网络。一般说来，从上海通达到全国各地的交通线主要有三条干线：一条从上海经天津到北方各地；一条从上海经香港到南方各地；一条从上海经武汉到长江中上游各省。
为了能及时、迅速沟通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了解各地革命事业的进展情况，特四科于1929年冬天还建立了无线电台，各革命根据地的无线电台网络不久即与之链接，从此，中共有了发达快捷的通讯。
特科的这一切建设和发展，凝聚着中共中央以及中共有关同志的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