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第一期拟招500人，在广东方面招150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被委托办理招生事宜，共有1030人参加，考试形式有笔试、口试。黄第洪参加会试。他奋力竞争，过关斩将。他的功底不错，运气亦好，成为147名录取者之一。
1925年12月，黄第洪怀揣着国民政府的津贴费100元和中共党组织的补贴金150元，作为路费，从广州乘俄轮出发，经汕头、上海，直驶海参崴，然后换火车经过千里冰封的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老乡、同学左权、陈启科、萧赞育等人。
当年，黄第洪在黄埔军校时，尽管国民革命伊始，创业艰难，但是国共两党精诚团结，革命处于兴盛时期。再说，黄埔军校地处珠江中长洲岛（亦称黄埔岛），地势险要，警戒严密，是革命的大本营和后方基地。1925年五六月间，披着“革命军”外衣的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阀勾结陈炯明，投靠港英殖民主义者，企图乘黄埔学生军和其他革命军东征远在潮汕之机，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发动了叛乱，广州一时纷乱不堪。政府党政要员纷纷撤到长洲岛，把它当成他们最安全的避难所。1925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因地位直线上升而遭人嫉恨，在广州两次险被暗杀，他也把长洲岛当成最安全的避难所，将寓所从广州东山搬迁到岛上来。黄第洪在国内参加革命，几乎是足不出安全的黄埔军校校门，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和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是个属于托马斯·潘恩所称的“春天里的爱国者”。
1927年9月，黄第洪结束中山大学学业后转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7月，黄第洪与刘伯承、左权一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黄第洪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中共含辛茹苦培养他并寄予厚望，要他学成后能发挥作用，为党、为革命尽力工作，多做贡献。
初到上海后，黄第洪翻阅报刊，收听广播，看到的听到的是国民党到处吹嘘“剿匪胜利”，百般造谣诬蔑中共和红军的报道和消息；一出街头，血雨腥风扑面充鼻而来，到处可以从电线杆上和交通要道的墙壁上看到贴着诸如：“奉蒋委员长令……共党要犯×××立即枪决。淞沪警备司令×××”的告示。黄第洪害怕极了，心里蓦地产生了一种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心境。
权欲和利欲会使人败坏，懦弱也同样会使人败坏，变得卑鄙无耻，良心泯灭。黄第洪决心叛党投敌。他直接写信给他当年的校长蒋介石，表示愿意为国民党效劳。你要另改门庭投靠国民党也就算了，正像也是留苏中共党员的黄埔一期同学王叔铭、王公亮等人一样悄悄地去做就是了，当时国民党也不要求黄埔生中的共产党员“自新”要以出卖中共组织为前提。黄第洪觉得这样做不够意思，他还要以出卖恩师、同志为“见面礼”。信中还自称他返回上海后，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与周恩来来往密切，与刘伯承、左权等人也有交往，知道他们的工作和起居情况。
此时，蒋介石虽然正沉浸在取得战胜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的喜悦之中，却被中共的“工农武装割据”活动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特别是中共乘他与冯阎混战无暇顾及，四面出击，攻城略地，扩大了苏区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力量，这使他改变了对中共是“流寇”、“小吵小闹”、“不足为患”的看法，越来越感到中共才是心腹之患。现在，蒋听到昔日的“大弟子”能从中共方面“回头是岸”，幡然改图，寄书输诚，且能有求之不得的“见面礼”，自然高兴得很。他直接将信件及批示交给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的徐恩曾，授权他接洽黄第洪输诚事宜。
徐恩曾像蒋介石信任他一样信任鲍君甫，将黄第洪的事交给鲍去处理，并且告知接头的办法。
鲍君甫一边将消息报告给中共特科，一边准备与叛徒接头。
特科接到情报后，非常重视，首先必须弄清楚叛徒何许人也。叛徒用的是化名，只能根据情报提供的经历去推测他是哪位。黄第洪出国前在中共党内的活动仅限于黄埔军校，出国留学后即在国内销声匿迹，非知名人物。那时从苏联完成学业陆续回国的人不少，他们有的分配了工作，有的没有马上分配工作，居住在上海市区，由中共地下交通分头、单线联系。特科暗中调查，对号入座，颇费一番周折，才查到确有其人，该人分配在中共中央军事部门工作，在此之前认识周恩来。又是一个白鑫式的人物！多亏鲍君甫预先提供了这个情报，多亏特科及时发现了这个危险的叛徒。
鲍君甫终于在南京路一家邮电局与黄第洪接上了头，暗号是两个人均拿着一个皮包和一份当天的《申报》。叛徒的行踪终于被鲍君甫掌握了。
比黄第洪从苏联迟到上海一个多月的周恩来一听到这个消息，一开始并不相信，周恩来命令特科再做一番仔细调查，特科经过周密调查，认真研究鲍君甫所介绍接头人的相貌和口音等情况，证明黄第洪向蒋介石自首属实。白鑫的叛变使周恩来痛心疾首，刻骨铭心，对这类忘恩负义的叛徒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不及时清除这类叛徒，后患无穷。周恩来下令鲍君甫稳住黄第洪，命顾顺章伺机下手镇压这个叛徒。周恩来感叹说：“我方的黄埔早期同学并不多，他们都是我们党军事指挥员的后备力量和宝贵的人才。但是，黄第洪叛变投敌证据确凿，手下留情，后患无穷。对他实行组织纪律这是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啊！”
黄第洪以为中共还蒙在鼓里，但他在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深知中共特科侦查手段的厉害，也因为做贼心虚，惶惶不可终日，走马灯般地搬家变换地址。鲍君甫两次约他到指定地点约会，他都不敢去。他一心一意想的是：只要抓住周恩来，就是投靠国民党蒋介石的最大“晋见之礼”，不这样做的话，同是黄埔一期的都是搞政工耍嘴皮子的，恐怕无法赶上当年彼此的同学邓文仪、曾扩情、袁守谦之辈的地位。他知道要见到周恩来是不那么容易的。因秘密工作的规定和白鑫叛变的教训，已使中共领导人比以前更加小心谨慎。他设下圈套，写信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电局里见面，声称有中共党员在苏留学的重要情况要汇报和请求调动工作，信中还假惺惺地表达他渴望像“刘云、陈启科诸同志，奔赴苏区，从事武装斗争，学以致用，报答党恩”的迫切要求。
这种无耻的叛徒还敢与对中共忠心耿耿，英勇顽强的刘云、陈启科相提并论！
刘云、陈启科都是黄第洪的老乡和黄埔一期同学，他们已于黄第洪决心叛党的同时在武汉先后被捕牺牲。
不怕你不来，唯恐你不敢来啊！周恩来很快答应赴约，黄第洪信以为真，一直做逮住了周恩来，自己能飞黄腾达的美梦。
黄第洪乖巧狡猾，头脑一直在为周恩来见面的事运转。赴约那天，他突然改变主意，中途而返。他觉得与周恩来这样“重要人物”约会，特科肯定会派“重兵”保卫；再说，周恩来才智过人，自己绝非他的对手，他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不会轻易答应赴约，自己又不可能带太多的特务随身保护，两方斗起来，自己也是逃脱不了的。吃不到鱼，反而沾得一身腥味。再说，会不会有诈？
黄第洪这个考虑只对了一半。周恩来正忙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和筹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本没空，也不值得亲自出马会见黄第洪。他已交代由顾顺章全权处置这件事。
此后有一段时间，黄第洪不敢再抛头露面了。这时，他如果改弦更张，放弃诱捕周恩来等人的计划，离开上海到南京，安分守己，不做对中共太缺德的事，就不会被中共惩处。但是，他好大喜功，包藏祸心，不诱捕到周恩来不死心，仍然留在上海，伺机下手。可惜，黄第洪自己不清楚，他人若在上海，特科绝不会放过他的。中共中央对于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清除，否则祸患无穷。他的时日不多了。特科加紧侦察，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址。
初冬的一个黄昏，两个戴礼帽，穿着浅蓝色大褂，自称黄埔同学的人突然闯入黄第洪的住处，黄第洪感到惊讶，还以为是南京蒋介石派来的“自新同学招待所”的干部要带他到南京。这时，两只枪口对准了他。黄第洪一边假装问话，一边敏捷地推倒桌子掏出手枪，但为时已晚，“嘭、嘭、嘭、嘭”四声，无情的子弹准确无误地击中黄第洪的额头。贪生怕死、忘恩负义的叛徒像条癞皮狗瘫倒在桌子底下。黄第洪，这个忘恩负义、包藏祸心的叛徒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这两个特科人员，一个是特三科科长、顾顺章的连襟谭忠余，另一个是“红队”队员，他们奉顾顺章之命惩处了黄第洪。
因为谭忠余是特三科科长又是顾顺章的连襟，有必要简单介绍他的有关情况。
谭忠余（1909-1933），原名谭洪江，又名钟宇、忠宇、但忠宇，上海宝山县人。幼年因为家中经济困难，无钱进学校读书，在一家米店里当学徒。有个妹妹在纱厂里做工。他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1927年初，谭忠余在中共上海市沪中部委任交通员。他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末，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后，他被调到特科，是“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第三科科长顾顺章的副手。他娶顾顺章的小姨子张爱宝为妻，成为顾的连襟。
年8月，特科三科科长蔡飞（绰号“老白脸”）被捕后叛变，谭忠余即任三科科长。从1927年到1931年，他在参与领导“红队”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及为党筹集经费的工作中，积极勇敢，取得良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