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国焘离开汉口，到顾顺章被捕，时达17天，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完成护送任务后，为何在武汉逗留那么久呢？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一种说法是：顾顺章的武汉之行还兼有将苏区送到武汉的钱物押解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使命。那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经费来源大多靠苏区供给，这是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的做法。另一种说法是：“中央要他赴汉，为的是要他去布置白区与赤区的交通路线。”因为在顾顺章赴汉之前的几个月来，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及中共湖北省委的秘密机关先后被国民党破获，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委员兼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参谋长刘云、中共长江局秘书长苏立民、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袁秉章、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袁树人等几十人先后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武汉中共地下组织面临崩溃的危险，中共中央除了要求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外，还交给他重新建立武汉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重大任务。还有一种说法是来自逮捕顾顺章的蔡孟坚：他称顾顺章待在武汉是等待向忠发到武汉来。向要由汉口转向井冈山。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时顾顺章已发生精神懈怠，对中共的感情已不纯真了，已开始离心了。1930年5月，中共中央将在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工作的聂荣臻调到特科工作。顾顺章对中共中央派聂荣臻来加强特科工作和约束他的浪荡行为一事大为不满，认为是中共对他的不信任，进而产生怨恨，导致对中共开始离心。如果如前面陈养山所说“护送张国焘是要把他调离中央特科”是属实的话，顾顺章就更加不满了。有的书中说：“因他（指顾顺章——笔者注）阳奉阴违，屡教不改，以后只得采取组织措施，将他调离特科。”“1930年夏天，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为防意外，采取断然措施，将顾顺章派往武汉工作，特科工作改由陈赓主持。”历史事实是：不存在中共把顾顺章调离特科这事，这段时间周恩来也不在国内。但可以推断出中共中央对顾顺章生活浪漫是有过批评的。具有刚愎自用、骄傲自满、唯我是才、居功自傲性格的人，往往对批评不接受，反而产生怨恨。顾顺章大概也是属于此类人吧！
再有一件事是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造成的乱象使顾顺章产生困惑和迷惘，使他产生精神懈怠，觉得在中共党内混下去，没有多大前途，产生了随波逐流的想法。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植下青云直上，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三人常委”也得听命于“火箭式”上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的指挥。王明一伙在中共党内大搞宗派主义，以我画线，残酷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件事对顾顺章的刺激非常大。
王明宗派对特科事业的发展和特科兴盛衰微有着重大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特科最后是败在王明宗派手中，王明宗派害了特科，所以有必要交代王明宗派的一些人事活动。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生，安徽六安人，家庭成分较有争议，有的称“破落小地主”，有的称“富裕农民”，有的认为是“小商人”，土地改革时定为“贫民”。其实这些都不确切，也不重要。从他父亲陈聘之一生没有固定职业的经历看，似乎王明的家庭成分是“自由职业者”更为贴切。
1920年，王明考入地处六安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他是个专心读书、成绩优异的学生，特别是他的白话文更是班上同学无法可比。据同班同学王逸常回忆：
我与陈绍禹都是班上学习较好的同学。当时老师批改的作文本，每次都按写作的好坏次序发放。最好的放第一本。每次发放的第一本不是我的，就是陈绍禹的。凡写文言文时，往往我是第一本，凡写白话文时，陈绍禹往往是第一本。他的白话文写得很生动。
善写白话文和文笔流畅奠定了王明后来擅长政论文的坚实基础。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王明参加了一些进步学生的活动。1924年秋毕业后，他离开皖西山区，进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学习。他能说善写，课余常参加社会活动，先后担任“豫皖青年学会”事务部主任兼会刊编辑、“安徽同学会”会刊《皖光》的编辑，很快成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武汉三镇青年学生起而响应，掀起了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热潮。王明被推选担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委，在爱国青年和学生中间，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在这个运动中，王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
1925年10月28日，王明达到了他留苏的愿望，由上海起程，同行的有俞秀松、董亦湘、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等六十余人。他们于1925年11月28日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
王明在中山大学，的确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着作，也发挥了善背能记的特长，很快掌握了俄语。
王明在中山大学，还种下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之根。王明是学生出身，只有书面知识而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对工人、农民接触很少，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若明若暗，这是他犯教条主义的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是，当时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相当盛行，对马列主义照搬照抄，崇拜权威，对于某权威任何一句话，他的崇拜者都千方百计要在马列主义着作中找理论根据。这给王明以恶劣的影响。
王明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着作，但他不是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马列主义作为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而是把“本本”上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夸夸其谈。
王明看到中共领导人一再犯错误，认为那些领导人不懂马列主义，只有自己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真经”。“半部论语治天下”，读了这么多的马列主义书，还不能统治中国吗？当他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宠爱时，个人感觉越来越好，个人定位越来越高，觉得别人都不行，唯独他行。
王明在中山大学搞了一个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即以他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称还有一段由来。王明利用米夫对他的宠爱，在中山大学作威作福，大搞派别活动，控制了中山大学党政领导机构。他以自己画线，认定只有他和他的小圈子的人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对于持不同看法的人，他就扣以帽子，打以棍子，甚至借助苏共“两条路线”斗争的气势，置于死地。王明一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中山大学中国大多数留学生的强烈不满。1928年夏，中大领导人想用开大会总结工作的方法，肯定学校和王明控制的学生支部局的工作，结果引起全校规模的大辩论。会议一直开了10天，最后投支部局信任票的只有29人，其中一人当时还是个未成年人，投票时观望着，被王明宗派的人示意一下才投信任票。后来人们把这伙投信任票的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9年3月，王明再次由莫斯科回国。
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王明是带着米夫改造中共领导的厚望，被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派回国的。
米夫对王明回国作了周到安排。在王明回国之前，米夫就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
王明回国之途，享受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待遇，“上火车坐的是头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到海参崴换轮船时，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都坐三等舱。25岁的小青年王明，就这样“牛”地来到了上海。
王明自恃有米夫做靠山，米夫又对中共中央作了特别交代，认为一定会安排他一个好的工作和委以一定的领导职务。没想到，中共中央一纸“派王明同志到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做宣传工作”的介绍信，使他感到很失望，心里怨气顿生。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安排是慎重的，又是坚持原则的。接到关于王明回国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安排王明等人工作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当时曾经有过规定，凡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由于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经验，除非军事专业人才外，一般不直接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而是先安排到基层工作，锻炼一个时期后，再根据他们在基层工作中的表现和能力，调整到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坚持既定的分配原则，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安排王明的工作。中组部部长周恩来、秘书长恽代英、秘书余鸿泽又专门研究了王明的安排，才做出以上的决定。
不到三个月，王明又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
沪东是上海的工业区，从提篮桥以东到杨树浦一带工厂林立，其中有老怡和纱厂、恒丰纱厂、永安纱厂、三新纱厂等工厂，还有英商电车公司和海港码头，在上海是产业工人的重要集中地。
这时，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的是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的中共老党员何孟雄。他对王明既表示欢迎又严格要求，热情帮助。王明却对何孟雄的批评帮助很有看法，记恨在心，伺机报复。
王明一直存有怀才不遇、中共中央对他“大材小用”的心理，对基层宣传工作不投入，千方百计想调到中央机关。他求情于他的同学、时任中央宣传部秘书潘文郁。潘文郁素知王明的“文采”，很乐意为他活动。1929年10月，王明调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工作，担任编辑和采访员（记者）。
从1929年夏到1930年春，王明急于表现自己，发挥他“能文”的专长，先后在中共刊物《红旗》和《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中心内容就是宣传共产国际那些“左”倾的思想和政策，以表示自己是紧跟和忠于共产国际路线的。
王明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急于要转变革命性质，鼓吹“现在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在新高潮到来之时，有很快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他认为“国际中国的革命形势，都使工农兵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逼近”，号召上海工人“准备第四次武装暴动”。他主张“坚决的彻底的从各方面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认为“改组派”和反蒋各派同蒋介石一样，“都是工、农、兵、贫民、革命学生的死对头”，主张打倒一切，“根本打倒国民党各派的统治”。他强调“取消主义及一切右倾倾向是目前党的主要危险”。
王明以上这种鹦鹉学舌式的极左宣传，只能推动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左”倾思想和政策的滋长。
王明革命口号喊得很响，表现出非常激进和革命的样子，但是他却经不起严峻考验。
1930年1月12日，上海工联会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的一个地方开会，布置全上海工人年关斗争的问题。王明也参加了。会议开始不久，一些英国巡捕和便衣侦探突然冲了进来，把出席会议的24人全部逮捕，用汽车送到老闸捕房关押起来。
这是王明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被捕，也是唯一一次。他非常恐慌。好在巡捕房不知道工人打扮的他是什么身份，以为是一般的受“共党煽动”的工人积极分子。
王明央求巡捕放他出去。巡捕回答他：放人可以，不过你要想办法搞点钱来买通关节。
王明看到出去有戏了，急忙说：“钱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你们有人同我一道去，我能找到出钱的人。”
那时，王明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文郁一起住在鸭绿路的一所房子里，这个住所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接头机关，王明为了自己能够获救，不惜暴露党的秘密机关。那个巡捕虽然没有让王明同他一道去，但是，他按照王明提供的地址，把王明写的信送到了潘文郁那里。由于巡捕索钱心切，利令智昏，没有联想到这所房子可能是中共的秘密机关，因而这个机关才没被发现，潘文郁才免于出事。
在中共特科的积极营救下，没有暴露身份的王明于1930年2月18日上午出狱。
王明被捕后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中共中央对他给予严肃的批评和处分，将他调离中央宣传部机关，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担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全总机关报《劳动》三日刊的编辑。
野心勃勃的王明一直觊觎中共领导权，在基层不断搬弄中共中央的是非，挑拨中共同志的关系，挑起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在米夫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终于实现了他的政治野心。
早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930年12月底，王明已攫取了中共江苏省委（亦称临时江南省委）的领导权。他一上台便大肆援引亲信，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正是王明选拔的李竹声、盛忠亮等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才导致中共在上海站不住脚，特科也遭到破坏。
王明还不择手段地压制与打击中共党内的持不同意者，他忌恨的何孟雄首当其冲。何孟雄是中共的老党员，党龄与中共同龄。早年从事工人运动，创建了京绥铁路工会。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上海沪西、沪中、沪东区委书记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