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是个奇妙的自由世界，特别是在商业和工业方面。家里酿造的酒或任何在家里或在工厂里制作的东西，都不用交货物税，也不用为出售货物取得执照或许可证。人们完全自由地想制造什么就制造什么，想出售什么就出售什么，想在哪里出售就在哪里出售，在市场在街道或在屋前。虽然李大妈的酒店上午九点或十点就开了，可是她太忙，以致很晚才出来。商店无人照料，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取用他需要的东西，并且把购物的钱留在里面柜台上。丽江的其他商店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听说这种优惠被人滥用或留的钱被偷的事。
到下晚要在李大妈家酒店找到一个座位是不容易的。在紧急情况下她让我坐在柜台后面一个小凳子上，与其他顾客相对。男男女女在步行回村之前，来酒店喝上一两杯酒。可是按照纳西族的习俗，女人不坐下来陪男人喝酒。妇女一般站在柜台前喝酒，同时跟李大妈闲聊。女人请男人喝酒是很普通的事。没有人会阻止她付酒钱。男人一喝完酒就走了，另一个男人就坐下来。我坐在柜台后面较暗的地方，通过宽大的窗子，观察狭窄街道上的活动，确是一件趣事，就像在银幕上看着无比美丽的彩色电影。或迟或早，每一个来赶集的人至少要路过大街一至二次。见到老朋友，邀请进来喝杯酒，或结识新朋友。你可以向任何陌生人打招呼，邀请他共饮一壶酒，完全用不着作介绍。我有时在街上被完全陌生的人拦住，要我抽支烟或喝杯酒。妇女可不能这样随便，可是不时她们当中有熟悉我的人，会拍拍我的肩头并且说：“来，让我们干一杯！”她不得不站着喝酒，以避免在本地传成丑闻。
深蓝的天空，灿烂的阳光，街道上显出五光十色，当我们坐在李大妈的酒店里用瓷杯喝酒时，充满生活乐趣的山区青年，口里吹着像潘神（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希腊畜牧神）之箫的笛子，沿街跳舞而过。他们身穿没有袖子的皮褂和短皮裤。妇女慢慢她用绳子牵着几只好斗的猪，这些猪走得又慢又乱。它们会和过路的马匹缠在一起，或从人的双脚之间窜过去，于是从痛恨的过路人群中发出尖叫声、大笑声和诅咒声。马帮会突然从拐弯处上来，女店主们就冲出去收拾和保护她们的货物。骡马都满载柴禾，用驮着的篮子推撞男女行人，不时停在商店前面，马帮主正在努力与店主做成交易。
我在李大妈家酒店遇到的人群截然不同、令人有趣。有时我坐在由一个有钱的喇嘛、一个贫穷的普米人，一个更贫穷的仲家人，鲁甸人，附近村子里来的富有的纳西族地主和一个白族马帮头合成的人群中。另外一些时候，这伙人可能是富有的藏人，白彝和其他民族类别混合起来。有钱有势的人并不显得势利，而穷人也不显得阿谀奉承。如果他们互相听得懂的话，他们各自静静地喝酒、抽烟并且闲谈。多半是他们邀请我喝一轮酒，然后我同样邀请他们喝一轮。开头我对那些看来很穷的人有些失礼，我抢着付我定的酒钱和他们罚我喝的酒钱。在每一种情况下，他们反应迅速，以压倒的优势付了酒钱。
“你的意思是我付不起招待朋友的酒钱吗？”一个人愤慨地大声说。
“你以为我是叫花子？”另一人怒气冲冲地说。
“我和你一样，如果我付酒钱，我是真心的。”第三个反驳道。
此后，我非常小心不要得罪这些自豪而无拘无束的人们的自尊心。没有什么比显示优越感更激怒他们的了。
可是，我得承认李大妈有点势利，她不欢迎原始的部族人和她认为是臭名远扬地坏和有偷窃行为的人在她酒店喝酒。她自有惊人的智力，确切地知道谁好谁坏。有时我带某个村里新结识的人去喝酒，李大妈后来责骂我，劝告我不要跟“那个无赖”有任何来往。起初我怀疑她的判断，可是后来我学会非常尊重她的意见。如果她说某人是坏的，过些时候她说的话肯定得到验证。逐渐地她向我指出所有丽江和周围农村的不良倾向。他们当中有些是富家子弟，已经变成声名狼藉的浪子、鸦片烟鬼、赌徒甚至是小偷。其他的在村里横行霸道，也抽鸦片烟、赌博，有机会就行窃偷盗。当这些无赖借口有病痛需要治疗来访时，有时我家里就丢失了东西。但是李大妈有时对坐在酒店里的某些奇异的部族人变得十分热情。
多亏她的介绍，我结下了许多友情。
在丽江的酒店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吵架，当然李大妈的酒店里也从来没有吵架。可是这不是说丽江城里没有吵架的事，因为丽江人非常敏感，很容易得罪的。
不时两个女人或两个男人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邻居们也会加入争吵之中。女人们会喊出可怕的话语互相咒骂，然后就突然痛哭起来。接着邻居就插手，双方很快就被劝解分开了。然而有些争吵从白天延长到夜晚，不断发出尖叫声、诅咒声甚至打起来。如此多的猥亵侮辱的话倾泻在对方头上，以致我无法理解双方怎么能再见面。
偶尔间会发生震惊或轰动全城的事。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出现在市场上，他继续悠闲地在街上游荡。我那时坐在李大妈家酒店里。他从一个商店走到另一个商店，乞求给一杯酒或一支香烟。妇女们见了吐唾沫，并把脸转过去。可是没有人采取措施阻止他。事实是厚脸皮的丽江妇女几乎什么东西都吓不着她们。可是她们得表现出一点羞怯和为难，以便避免男人尖酸刻薄的嘲笑。街上从来见不到警察。直到这天挨晚了，有人不嫌麻烦从警察局喊来警察时，这个发疯的人才被带走了。他并没有被监禁，因为在丽江没有制定惩罚在公众面前耍下流行为的法律或条例。这类事情主要靠公众舆论来决定。人们只要朝公园走几百码远，就会看见几十个赤身裸体的藏族人和纳西族人在河里游泳，或躺在阳光下的草坪上，完全暴露在过路人面前和房屋前面。过路的妇女和姑娘们见了，就咯咯发笑，低声议论，可是没有抱怨。然而应该分清界线，人们反对在公共市场上赤身裸体。
一天下午另一件麻烦事发生在李大妈家酒店里，那时我已经劳碌一天后歇息在那里了。我和伙伴们坐着喝酒，而李大妈忙着做杂务事。一个贫穷的山里人来了，并且站在酒店门口。李大妈问他要什么东西。他说他要我给他检查身体并且给他一些药。由于我的医药知识我已获得名声，大家知道我在办公室里办着一个必备药品医务室。当我在酒店时我总是拒绝做医疗服务的，因为我不想把酒店变成医务室，从而干扰合法的经营。李大妈告诉他第二天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
“你有什么病？”她随便问。我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那个人就脱下裤子，显露出下身。李大妈的脸部红了。她很快拿起鸡毛掸帚去打那个人。
“滚出去，你这个憨包！”她断然地命令道。然而羞辱已经造成，在街对面开糖果店的和大妈以大笑声轰赶他。李大妈装出非常生气的样子，辱骂着那个愚蠢的人。这件事在全城传开了，我在李大妈的竞争对手杨大妈的酒店和在和大妈的酒店里都被人问及这件事的详情。
与李大妈的酒店相比，杨大妈的酒店肯定是低层次的。它甚至完全谈不上是个酒店，它只不过是一所正在建盖的新房子的拱形大门内的一块小地方。它在一座小石桥旁边，石桥跨过清澈的大河，而市场广场正好开办在石桥台阶下面，前面正好是繁华的大街，一头朝上越过我们村的小山，另一头通向双石桥。这是个很热闹、很有战略地位的拐角。一张小矮桌正好安在石桥旁边的墙根下，还有几张矮凳子。其余的地方堆放着杨大妈经营的新篮子、木桶和木盆。背后是院子和部分已盖好的房子；我习惯坐在桌子旁边，而杨大妈坐在石头台阶上，缝衣服或整理着东西。起初，让我在她那里喝酒，她感到很难为情，她认为这样对我不够尊重，对她的生意也不好，因为我在那里可能吓跑了羞怯的顾客，然而几个星期以后，大家都熟悉了我，我变得很有名气了。
杨大妈是个怕羞的中年妇女。她已守寡，靠拼命干活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
可是由于她的生意特点，她获利不多，她经常抱怨资金不足。有一次她向我贷款五十元，我借给她了。她专门为最穷最原始的部族人备办伙食，这些部族人居住在鲁甸和很少为人知道的长江支流上的遥远山村里。她熟悉所有普米人、仲家人、苗人、白彝人和傈僳人，她对垦荒种地的矮个子四川移民很友好。他们居住在雪山森林中和有一万一千英尺深的可怕的虎跳峡中神奇的村子里，大江从永远半明半暗的峡谷中咆哮而下。从九河和剑川来的白族姑娘在她的顾客中也是有数的。
杨大妈心地善良，她不忍心杀那些身体半裸露、冷得颤抖的男女的物价太多，他们来自本地人几乎连地名都不知道的遥远地带，他们要卖的货物只是一小满篮奇怪的草根或几条制作粗糙的长凳。我喜欢杨大妈的酒店胜过喜欢丽江任何其他酒店。因为在这里我就处在绝望没落的部族人中，可以观察他们的希望和失望，并且或许不引人注目地帮助他们一点。
对这些智力迟钝的无能的人们来说。生存是很艰难的。他们早已失去支配生活的能力，而现在也不知怎样才能恢复。他们缺衣少吃，饥寒交迫，他们所做的事情中没有一件能使他们适应当今的社会。他们为生存所作的努力是可怜的，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生产制造的东西没有一件对于当今变化着的经济有任何重要性，丽江就是他们的活动领域，而丽江不再是原始落后的了。谁想要他们那些粗糙的长凳和草药呢？即使有人要，也几乎赚不了分文。在毛毛细雨或刺骨寒风中行进数日后所挣得的几文钱，能给家里人买点什么呢？当然不幸者不仅是来杨大妈家酒店的人们。还有其他人，他们更富有生气，尽管他们衣着落后外貌原始，如像来自南山的神秘的阿托里人，虽然他们只穿兽皮，却是高大、英俊，精力充沛、眼睛炯炯有神。他们就像森林之神，从林间空地下来，在凡人中狂欢一场，他们克制不住地要吹笛子箫管，总是蹦蹦跳跳的。
起初阿托里人完全不理睬我；他们非常敏感，又像黑彝一样自豪，我经常观察他们来市场赶集。男人先骑着膘肥体壮的骡子来，妇女随后到来，身上背着要卖的新篮子和木桶。她们戴头巾，穿很厚的肩头上有红色羊毛披肩的羊皮斗篷，这种斗篷有时男人也穿。后来我得知，这就意味着她们打算在丽江城里或在某个半路上的村子过夜，用这些斗篷作睡袋。妇女们把货物存放在杨大妈家酒店里，不时地带着很可能要买的顾客回来。一天之内她们卖不完手中货物时，她们就把剩余货物留在杨大妈手里，到下午晚些时候男人女人都折回来了，大家喝上一杯酒。之后男人骑马离去，妇女们开始疲劳地步行，她们的篮子里装满买来的东西，一个沉重的白酒坛子在顶上，被杨大妈灌满了酒。她们很少能当天回村子里，就在大海边的拉市坝过夜。
一天晚上一个阿托里人羞怯地递给我一杯酒，我们闲谈时我注意到他的名字叫吾金，他是南山最深处的村子来的，他家人很多，他的一个叔叔是云南省军队中的一名上校，他有时寄给他们钱和礼物。通过吾金我很快认识了许多阿托里人；他和他的伙伴们，有时还有他们的女人相陪伴，常到我家过夜。我的医疗设备很吸引他们的注意，并且广为他们服务。吾金和他的伙伴们喜爱音乐，按照西方留声唱片的音乐起舞，另外加上他们的长笛和箫管。我总是同情阿托里妇女，她们背着沉重的装满食品和酒的篮子，而她们的男人骑着马得意扬扬地走了。有一天我问这些妇女中的一个，那时她刚把一个沉重的篮子抬起来背到背上。
“太太，你们为什么不得不背所有这些沉重的东西而你们的男人总是几乎空着手骑着马回去呢？”
她转过脸来对我说，“晚上哪个女的会喜欢一个疲惫不堪的丈夫呢？”
我经常奇怪地看到每天晚上大量的酒被妇女们背到她们住的村里去。有一天我向一个妇女提出这个问题。
“啊”，她叹气道，“必须引丈夫喜欢，没有个丈夫，一个女人什么也弄不成，不管她多么有钱有势。”
市场上的石板路面和大街上的大石块路面，由于几百年来人畜在上面行走，已经被磨滑了。可怜的藏族人，穿着生皮做成的软鞋底高筒靴，就像牛在冰上行走一般。如果一个人要设法走得快的话，他两脚朝天地掼倒在地上。这类不幸事引起市场上人们的哄堂大笑和拍手称快。如果一个人跌下马来或被推进河沟里去，或一个妇女把一篮子鸡蛋摔在石头上，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笑一场。人们对不幸事件的这种欢笑，我总是感到惊讶。可是人们心里确不真正残忍，并且马上帮助受害者。
事实上不是所有事件都是好笑的。有一次我去杨大妈家邻居那里买一盒火柴，我在那家商店角落处看见一个我以为是来自遥远地方，也许来自乡城的藏族。这人畏缩胆怯，以害怕的眼光望着我。一些姑娘发出一声警告。当我靠着柜台取火柴时，他发出一声尖叫并且拿着匕首向我扑来。那完全是由于姑娘们闪电般的行动抓住了他，我才没有被严重地刺伤。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见过洋人，他以为我是邪恶的伊达神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