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日本关东军与德王联手，武力西犯绥远，结果惨败。对手傅作义所部一举摧毁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的伪蒙军。“七七”事变后，傅作义奉命向德化进攻，德王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此自保，伪蒙古军政府遂名存实亡了。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1937年8月，日本军部批准关东军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侵占整个内蒙的夙愿。关东军随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8月20日，伪蒙军配合关东军西犯，一月之内先后占领多地，并赶走了傅作义，占据了绥远省城。忘形之余，德王再做“建国”迷梦，准备“定都”归绥，但遭关东军拒绝。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察南自治政府”成立。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即如法炮制“维持会”，后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其间，德王虽多次要求“独立建国”，但无奈主子以时机不成熟予以否决。
在日本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德王于8月29日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同年9月1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担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侵华日军，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迅即占领德王府。德王等人逃遁，由日本人一手扶植的伪蒙小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并吞和控制华北，即着手在华北沦陷区策划建立伪政权。1937年7月底，在北平成立了以北洋军阀余孽、汉奸江朝宗为主席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以直系军阀、政客、汉奸高凌蔚为首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10月，日本政府派喜多诚一为北平特务机关长，扶植汉奸筹建统一的华北伪政权，以王克敏、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为伪“政府筹备处”成员。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4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2个“市政府”。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长，以王克敏、王捐唐、江朝宗、齐燮元、朱深等为临时政府委员。伪政府下设6部：行政部总长王克敏，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教育部总长汤尔和，赈济部总长王揖唐，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司法部总长朱深。
大汉奸王克敏是杭州人，字叔鲁。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王克敏曾于段祺瑞执政期间出任中国银行总裁、财政部长等多项要职，并且三度出任财政部长。也因为王克敏本人在北洋政府的地位，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便发布通缉令捉拿王克敏，王克敏便逃往大连。1931年，王克敏在张学良支持之下出任北平财政处理委员会的副委员长，1935年任职于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且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等多项要职。
1940年3月30日，即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的当日，华北的王克敏“临时政府”被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是汪伪政权的下属，实际仍由日本华北方面军控制。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北群奸顿时失去靠山，或逃亡，或托关系依靠新势力。历时8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权，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为日本于中日战争期间成立的傀儡政权，由梁鸿志等人于1938年3月28日成立于南京。其主要支持力量为日军的华中方面军，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日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
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的策动和扶持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曾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梁鸿志任“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温宗尧任“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另设议政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议政委员会设常务委员，由梁鸿志、温宗尧及内政部部长陈群三人组成。行政院下设交通、外交、绥靖、教育、内政、财政、实业及司法行政各部。
“维新政府”的所有政务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未经与顾问协议，“维新政府”不得施行其政务。行政院会议内容及决议案，均由顾问事先按日方意见定调。连伪政权这群汉奸的生活起居，也要受到日本顾问的监视。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一伙对日本主子很卖命，在他们统治的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权被吞并。
梁鸿志后来出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后改任汪伪立法院院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匿居苏州。是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归案，押解上海。1946年6月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在上海处决。
汪伪国民政府
汪伪国民政府，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共亲日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在日军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权。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着手组织伪中央政府。经日本策划，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取消，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为“国旗”，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其组织机构仍用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等。
汪伪政府的辖区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赣、鲁、豫等省小部分。在政治上，他们收编国民党降日部队并收买流氓地痞建立“和平建国军”和特务组织，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日爱国人士，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结大批伪军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强征粮棉，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在外交上，1941年11月，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国﹑美国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同年11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日军当年为何未能占领陕西？
抗战时期的陕西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陕西作为西北之咽喉，尤其是陕甘边区作为全国模范抗日基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既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又是坚持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成为日军狂轰滥炸的主要目标之一。8年中，日军飞机轰炸陕西560多次，投弹1.36万余枚，死伤民众万余人，炸毁房屋4.3万余间。其轰炸时间之多、范围之广，均居全国前列。
然而，在整个抗战时期，除陕北的府谷沦陷数小时外，日军基本没有能够侵占陕西的一寸土地，这是为什么呢？
且听笔者为各位看官解析这一疑问。
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华北大、中、小城市和交通沿线的土地，又向南方大举进攻。这年秋天，日军又派出兵力，直扑陕西。他们认为打下陕西，就可进军西北和西南，配合其南下大军，速战速胜灭亡中国。
日本方面认为，陕西是抗日中坚——中共中央所在地，而西安是张、杨逼蒋促成全国抗战的基地，打下陕西是对中国抗战精神的致命一击，所以对于陕西，他们是志在必得。
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已开到晋西北前线，在关中的杨虎城部队主力也开到了山西河北交界的前线。陕北留守的部队只有1万多人，要防守300多公里的黄河西岸；关中留守的6000多人，要防守100多公里的关中东部。日军先后投入进攻的部队有5个师团，3个旅团，四五万人，三倍于我军，又有空军、炮兵配合，日军以为攻取陕西不是什么难事，以为胜利在握。
但是，当自命不凡的日军迅速推进到陕西东界的黄河东岸，一看到黄河，就为之失色：世界上竟有这样雄伟的河流，实在太可怕了，他们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黄河从陕西省的府谷向南到韩城禹门口，奔腾在陕西、山西间的峡谷中，似从天而降，又一泻千里，吼声震动，力冲万钧。黄河在禹门口，猛出峡谷，一展数十里之宽，如海如潮，泥潭、沼泽四布，流向深浅莫测，古来即为渡军之大忌。
汹涌澎湃的河水巨澜翻卷，黄河天险让日军很是头疼。
既来之，则战之。经过一冬的谋划，日寇采取的战法是：先用空军对我守军狂轰滥炸，使我无力还击，然后用武装的船只强渡占领渡口，后续部队迅速登陆，汽车、装甲兵马上开来，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我军以沉重打击。
而对于随时可能打过黄河的侵略者，我军严阵以待，决心御敌于黄河彼岸。
抗日军民在山区中修了坚固的工事，配备了强大的火力，在敌人船只开到河中时，打个人仰马翻，并向对岸敌军发射迫击炮，坚决顶住，并迂回渡过黄河，从背后打击日军，使其有被前后夹击之忧，无法组织渡河战役。
从1938年到1939年底，日军从府谷渡口到潼关渡口，发动了大小20多次的渡河战斗，均以失败告终。
1939年，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投降了日本后，竟然无耻地建议日本要尽快占领陕西，说这样就可迅速战胜八路军和盘踞在陕西的杨虎城所部。于是日本人又对陕北宋家川（即吴堡县城所在地）这个大渡口，一连进行4次攻击，最少时用兵500人，多时1500人，飞机大炮开路，战船跟进。但我军在敌人滥炸时，集中向敌船发射火力，打得敌人人仰船翻，落荒而回。在回到东岸时，准备渡河的后续日军又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阵营大乱，赶快向太原方向退去。日军先后在府谷、神木、佳县、吴堡、枣林坪、马头关、大庆关、潼关发动的进攻，也是每次出动5000到10000人的兵力，都遭到同样的战法而被击退。值得一提的是，杨虎城所部在朝邑（今大荔）、邓宝珊所部在榆林向企图从东、从北（包头）强渡黄河的日军，都予以了狠狠的打击。府谷和大庆关（朝邑）都被日军一度占领，但很快就被抗日的力量反击并收复。
1939年后八路军在华北建立了根据地，深入敌后，不断向日军发起攻击，使得日寇再无力西顾了。此后，他们偃旗息鼓，不再企图打到陕西了。
1939年被我军俘虏、曾在宋家川参加渡河作战的日军一司号兵山田回忆说：
“船到河心，每一个浪就是一座大山，船过了一个浪头，我们都吓一脸煞白，全身发软，哪还能打仗？大大的可怕。”
黄河天险加上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致使日军始终未能占领陕西的一寸土地，使陕西得以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特别是成为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大本营，又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领导中心。
二战时日本为何独不敢侵略澳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特别是作为法西斯轴心国之一的日本，在战前吞并了朝鲜与中国的台湾，在二战中又侵略了中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以及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等地区，唯独对弹丸之地的澳门却不敢染指，这是为什么呢？
据刘成禺着《世载堂杂忆》中的说法，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不敢对澳门下手，主要是由于当时巴西的一个照会唬住了日本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