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将军发动包头战役，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0年2月15日，日军闭城门大搜捕，怀疑有人私通傅作义部队，将包头商会会长董五三等80余人逮捕，刘澍儿子刘定基是广恒西的会计，被日军逮捕后活活折磨死填入黄河，四儿子刘治基是清真小学教师亦被逮捕，被日军打得遍体伤痕后取保释放。
听到家中儿子一死一伤的噩耗后，刘澍如五雷轰顶，从北京返回包头后，他痛不欲生心如刀绞。但没有民族骨气的他，又屈服日军安抚，于1943年出任包头综合镇镇长。
1945年，日军投降。1946年，国民党政府按汉奸罪逮捕刘澍。不久，刘澍因病保外就医去世。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刘澍的四子刘治基，见父亲去世，悲痛欲绝，一口气没上来，也毙命了。
父子俩一前一后都死了，刘家笼罩在一片凄云惨雾之中。刘澍与儿子刘治基同日出殡，不胜悲凉。出殡的那天，世人见他们父子俩的两口棺材同行黄泉路，颇多感慨。
刘澍生前曾写有《感怀》一诗：“凭几握管自书情，富贵浮云眼界清。渐向困时发恨语，耻于乱世取功名”。
这首诗发乎内心，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盖棺论定。是非功过，留与后人去评说。
尽管政治生涯有污点，但刘澍对包头文化的研究还是颇有建树的，他曾写下了关于包头发展的不少珍贵史料。如“包头”一语来源于蒙古语，或者是梵语、藏语，也就是“包克图”的谐音。有学者考证，这种说法最早来源于着名的包头藏传佛教五当召第七代大喇嘛雅楞不勒。雅楞不勒又是根据五当召第一代开山祖师——宏道禅师的口传，而宏道禅师的口传又来源于刘澍的记述。
1937年，刘澍整理过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叫做《包头名称考》，对包头地名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文章中写道：包头名胜“转龙藏……此间涧溪，复以山中群鹿每晨麇集来饮于此，梵语谓鹿为包克图。相沿日久，省呼为包头，此包头之名称之由来也”。那意思是说——包头有个名胜叫“转龙藏”，那里有条小河，附近山里的鹿群每天早上都要来“转龙藏”前的小河饮水，梵语称鹿为“包克图”。这样，久而久之，就叫成了“包头”，这就是包头名称的由来啊。刘澍还说明：这是喇嘛雅楞不勒遵照他的师祖宏道禅师，口说相传而来。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他文章中的“包克图”作梵语。后来有人沿袭刘澍的文章，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就把梵语改成了藏语，再后来又演变成了蒙古语。
而蒙古语中正有包头的对音词——包克图。于是，蒙语语音的——包头、包克图，就等于了梵语——鹿的意思。
但无论是梵语和藏语，经专门研究和请教专家，都缺乏包克图是有鹿的地方的根据。着名的维吾尔族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访问内蒙古之后，发表于1960年10月的文章《内蒙访古——一段最古的长城》中写道：“包头也是蒙语的音译，意思是有鹿的地方”，这大概是翦伯赞到内蒙古之后听到的情况介绍，因为至今没有见到翦伯赞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论着。但是名人的文字对于传说的流布和认定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既有口传文载，又有史家认同，再加上鹿——是人们喜爱的吉祥动物，包克图——有鹿的地方，作为包头地名的来源，也就众望所归了。
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
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常用来比喻反复无常的小人。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时期，各路军阀倒戈和跳槽是常有的事。不少军阀是变色龙，今天是这个派，明天又是那个系，一点都不足为奇。但是，有这么一个军阀，曾三度投冯玉祥又三次背叛冯玉祥，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张学良）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毫无军人应有的气节，可谓无耻之极。
这个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就是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幼时曾在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少爷毕广垣，得以入小学读书，与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1908年辍学从军，入清朝新军第三镇吴佩孚部下，驻河北廊坊。
不久，新军第三镇兵变，石友三流落北京，整日游手好闲。
1912年，石友三再度从军，投入冯玉祥部下，1912年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因他天性机灵，善于察言观色，不久便成了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他的地位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不断擢升。1924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便提升石友三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包头，任包头镇守使。此时的石友三，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一道，成为冯玉祥麾下着名的“十三太保”。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石友三任第6军军长兼第6师师长。
三叛冯玉祥投蒋又反蒋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石友三奉冯玉祥的命令进攻晋军，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大。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达成休战协议，双方罢了刀兵。
后冯玉祥赴苏联，南口大战国民军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
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石友三的第6师增编为三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代理指挥张之江等决定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便联络韩复榘，投降了阎锡山。
同年9月，冯玉祥回国，表示既往不咎，石友三便离开晋军，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旋即被冯玉祥又任命为第5路司令，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9年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正如毛泽东于1929年秋写的词中所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蒋桂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命令各部暂往西撤。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交给石友三500万元犒赏费，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
这个变色龙再次易帜。第二天，石友三便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声明与“逆贼”冯玉祥不共戴天。
这一年秋天，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旋即又被命令其所部开赴广东，去讨伐李宗仁、陈济棠。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
其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石友三共同讨蒋。石友三欣然同意，举起了反蒋的大旗。12月1日，唐生智领衔各路军阀通电讨蒋。2日晚，“雷厉风行”的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
可惜这些人都不是老蒋的对手。不久，唐生智等部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间接地回到了蒋介石的阵营，躲过了蒋介石的惩罚。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冯、阎倒蒋的中原大战爆发，石友三参加了中原大战，受命率10万大军进攻陇海线。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参战，冯阎军呈现败势。石友三即通电投靠张学良，第三次背叛了冯玉祥，也背叛了曾在危难之时帮助他躲过蒋介石惩罚的阎锡山。
投张又讨张老本都蚀光
1931年春天，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同乡的关系，投奔其门下。张学良将其部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军部驻邢台，石友三为总指挥，拥有兵力6万4千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60万元。但石友三对此仍有不满，图谋夺取整个华北地区。
石友三表面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
1931年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委他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5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讨伐张学良。
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石友三成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同敌人。很快，石友三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南北夹击，7月31日，石友三全军覆灭，成了光杆司令。
这一下，多年积累起来的老本一下蚀光了，石友三只好依附山东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次年，他协助韩复榘，成功暗杀了另一个军阀张宗昌。
躲过了军统的暗杀
1932年，石友三秘密离开山东，从烟台乘船潜入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与勾结，住进了日租界。他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旧部及汉奸、流氓、失意军人等筹办汉奸武装，多次军事骚扰国民党军的抗日行动，给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带来极大的麻烦与威胁。蒋介石早就对石友三恨之入骨，便乘机要军统局对他迅速惩处。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派特务王文收买了石友三的亲信——侍从副官先鸿霞。
先鸿霞从军统手中取到了一种剧毒药，他用金钱买通了厨师在菜中下毒药。
那天晚上9点多，石友三和三姨太上桌吃饭，那厨师把掺了毒药的火锅端上来。
由于过度紧张，竟将汤水都晃荡出来了。石友三立即警觉起来，拔出手枪逼厨师坦白，厨师讲出了下毒实情。先鸿霞见厨师望着自己要指认，知道事要败露，便伸手摸枪，正在观察动态的贺参谋飞脚踢飞了先鸿霞的手枪。
恼羞成怒的石友三，令参谋捆住先鸿霞送日租界宪兵队，称其为南京派来的抗日分子，由日军处理。军统刺杀石友三的这次行动计划全部失败了，石友三继续过着优哉乐哉而又浑浑噩噩的日子。
联共又反共抗日变哈日
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编，任命其为冀北保安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部编在名将宋哲元帐下任181师师长。同年底，石友三任69军军长，后任第10军团总司令。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石友三还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所部充当政工人员。
1939年4月，蒋介石极尽拉拢之能事，命亲信臧伯风带去口信：清除共产党、八路军，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
背信弃义的石友三再次摇身一变，由联共变为彻底反共，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多次发生冲突，还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称为“石阎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不久，石友三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
1940年春，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反被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他执迷不悟地认为：要保存实力，唯有与日伪勾结。之后，石友三积极配合日伪军，多次进犯八路军根据地。他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
投降日本前被埋黄河边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对他十分不满。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开始商谈投降条件。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
高树勋把石友三押在南寨，对杀石有些犹豫不决，后在亲信们的怂恿下才下决心，派卫士队长高金兰、军部参议李席儒等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汪精卫：两首绝命诗冰火二重天
汪精卫曾两写绝命诗。第一首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未遂入狱后所写：“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第二首是汪精卫死前写下的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写第一首绝命诗时，汪精卫是名满天下的反清革命英雄，其视死如归的冲天浩气，比起任何前贤都不逊色。写第二首绝命诗时，汪精卫却成了卖国求荣、臭名昭着的大汉奸，注定是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两首绝命诗，可谓是冰火二重天。其立意之高下，不啻天壤之别，让人真不敢相信是出自同一人笔下。
汪精卫是如何由一个革命先驱者蜕变为大汉奸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