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这一招显然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次会谈之后，马歇尔对民盟的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外交对手”。当谈判破裂周恩来被迫离开南京时，马歇尔前来道别。他真诚地对周恩来的随行人员说：“谈判破裂，我深感遗憾。国民党所有的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到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样坚韧强硬的人。”
1956年，当周恩来面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时，也使用了借言推辩这一招。
当时赫鲁晓夫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怒不可遏，却一时找不到语言来反驳，于是转而就当时颇为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恩来进行攻击：“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
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言外之意就是指责周恩来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这一招是赫鲁晓夫惯用的伎俩，他曾经对批评他的陈毅也大喊：“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
听到这些话，周恩来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平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我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
在这里，周恩来并没有就人的阶级出身与阶级立场问题进行辩论，如果这样做，其结果是对赫鲁晓夫的问题反击力不够强硬，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他以赫鲁晓夫提出的阶级出身问题巧妙推论，提出两人的共同点“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使对方的恶意改变方向，反倒成为攻击其自身的有力杀伤武器。
趁热打铁
“你们上海也学大方点”，趁热打铁，周恩来说服上海星火魔术团留在江西。
铁要趁烧红的时候打，沟通工作也要抓紧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去做，趁对方热情高涨，一鼓作气敲定下来，让对方不好意思反悔或无法反悔。
1961年9月，周恩来在江西南昌视察时，当地领导安排了杂技表演。担任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
当时江西还没有这种艺术团，所以演出使南昌人民大开眼界，受到热烈欢迎。江西有关部门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提建议，问能不能把上海这个团留在江西。杨尚奎也早有这个想法，于是向周恩来提出。正好时任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也在座。
对于江西省委领导的心思，周恩来是清楚的，他也觉得这一要求不过分，但他并没有马上表态，因为这牵涉许多方面。
观看表演时，台上的魔术师朝台下大声问：“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
“我这块表借给你！”大家顺着声音一看，只见周恩来忽地站起身，摘下手表举过头顶。
卫士小张把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手表，优雅地向周恩来鞠躬致谢，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魔术师表演的是“表箱遁表”，这是当时最精彩的节目之一。当魔术师要将“失而复得”的手表还给周恩来时，周恩来把手一扬，大声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这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气氛达到了热烈的顶点。心中有事的杨尚奎不失时机地探出身子，拍拍柯庆施的手：“老柯啊，咱们当着总理的面说个事儿，把这个团送给我们江西吧，这就填补了我们的空缺。”
柯庆施很有经验，干脆不吱声。
“总理，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文艺团体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对吧？”杨尚奎更会办事。
“对的，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是不是？”周恩来捅捅柯庆施。柯庆施不好再装没听见，但也只是冲周恩来不置可否地笑笑，就是不说话。
“哎呀，大上海就大方点嘛，也支援支援我们江西。”
“江西的同志很大方，”周恩来马上帮腔，“支援国家粮食说加3亿就加3亿。
你们上海也学大方点，就划给他们吧。”
周恩来和杨尚奎一唱一和，连开玩笑带劝说地攻柯庆施。柯庆施终于招架不住了，笑着摇摇头说：“我斗不过尚奎同志。好吧，待会儿我跟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把球踢给杂技团，这是很好的一着。
但周恩来没等这一着奏效，演出一结束，就去看望演员。
他先找到了杂技团的团长，说：“团长同志，你们的演出很不错啊！很受江西人民的欢迎啊！”
得到周恩来表扬的团长备受鼓舞，十分高兴地说：“哪里，哪里，是江西人民太热情了，给了我们很多鼓励！”
“老区人民的确很热情啊！他们也很需要你们啊！你们能不能留下来啊？”
“留下来？”
“对！江西没有杂技团，他们很希望你们能留下来！”
喜欢这儿是一回事，真正留下来却是另一件较复杂的事，况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团一大帮人的问题，团长一下子不好表态了，他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我要和大家商量。如果大家都同意，我本人没有什么话说。”
“好，我们一起来做大伙的工作！”
接着，周恩来趁热打铁，亲自同全体演员见面做工作。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周恩来问。
“好！”演员们异口同声。
“来这里生活惯不惯呀？”
“习惯！”“很适应。”
“江西人民和领导同志们对大家怎么样？”
“非常热情！”“照顾得非常周到！”
“是的，江西是好，山好、水好、人更好。”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静静地听完周恩来的讲话，都激动地议论起在江西演出这段时间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来自各方面的关心与照顾。
周恩来看看火候差不多了，便大声问：“大家既然对江西这么有感情，江西人民也十分需要你们，欢迎你们，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好！”演员们都热烈响应，情绪很高昂。
后来，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这个团最终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到了江西，为江西的文艺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以理服人
“全国一盘棋，要讲大局嘛！”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出发，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进而激发人们的进取心和责任感。
周恩来的说服首先在于晓之以理。理正、理深、理透，让人口服心服。周恩来看人看事不是就人论人，就事论事，而是从人和事出发，使之上升到新的高度，揭示出深刻的道理，让人耳目一新。
当然，要收到沟通的效果，光有理还不行，还必须使理深入到人们心目中，让人愉快地接受；反之，理再对、再深、再透，人们不接受，也是一堆空理，毫无作用。而要使人口服心服，必须采取正确的方式。推心置腹地摆困难、讲道理，不厌其烦地谈心对话、疏通引导，这是周恩来常用的方法。对于那些有思想疙瘩和不同意见的人，周恩来总是因势利导，而不是以权压人，以势压人，他总是通过寓理于事、寓理于情的循循善诱来激发他们对革命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1961年1月，周恩来出国访问归来，在昆明停留休息。有一天，军区开文娱晚会，请周恩来参加，他欣然同意了。
离开招待所，周恩来要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乘一辆车，以便了解当地情况。汽车缓缓行驶，车过东风路，路旁一座建筑物映入周恩来的眼帘，他问：“这是什么建筑？”
秦基伟答：“是军区新建的一个国防教育展览馆。”
“你们修这个干什么？”
秦基伟答：“准备陈列战争时代的武器和战斗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让部队参观学习，加强国防观念。”
周恩来蹙了蹙眉头，严肃地说：“北京已经有了军事博物馆，你们这里就不要再搞这类建筑了嘛。现在国家经济困难，还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你们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给阎红彦吧。”
阎红彦是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把这幢建筑交给他，也就是要部队把军事展览馆交给地方。
要把这幢楼交给地方，秦基伟心里实在舍不得。虽然省里和军区关系很好，但终究是各自的财产。再说，军区建这个展览馆既没向国家要钱，更没向地方伸手，所花500万元全是勒紧裤带省下来的，要交给地方，怎么舍得呢？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全国一盘棋，要讲大局嘛！交给地方也是支援国家建设，比你们留着它用处大。你看怎么样？”
既然是总理，还是用商量的语气征求对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好说的！
秦基伟说：“好，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随后立即召开军区党委会，传达贯彻执行。
当周恩来行将离开昆明时，当着秦基伟、阎红彦的面又问及此事，阎红彦反而不好意思地问秦基伟：“你们舍得吗？”他很体谅部队，知道建得不易。
秦基伟答：“有啥舍不得？听总理决定嘛。咱们过去打仗还不是这样，一切行动听指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
周恩来高瞻远瞩，善解人意，表现了处理问题的高超艺术，也表现了高超的沟通艺术。
“文化大革命”中，西藏地区曾一度出现混乱局面。从机关干部到工人、牧民，到处都出现了派性，甚至武斗不止，国外反动势力也乘机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
局势严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驻藏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有些也受到影响，所以抓好军队领导和部队的稳定工作，就成了稳定西藏局势的关键。
周恩来多次接见干部、群众代表，耐心说服，反复强调：大家头脑要清醒，不要头脑发热，让派性迷住眼睛。要求大家“从派性的泥坑里拔出来，不然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