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
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周恩来抚摸了一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什么？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差。
于是，警察终于缓和了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知道自己是在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
“哎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我在旅馆等票。”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一语中的
“你们还想在我们背后捅一刀子！”周恩来一语中的，直陈危害，梁漱溟等人极受震慑，只好收回“折中方案”。
在交谈中如果不敢坚持原则、遇事畏缩，换来的只会是对方的得寸进尺。所以，对同事、朋友、同盟者，只有坚持原则，帮助对方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给对方指出光明的前途，帮助对方进步，才能真正赢得对方的尊重，也才能真正说服对方。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红岩村迁至南京梅园新村，对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针锋相对的斗争，及时揭露他们的政治、军事阴谋。
自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就侵占了解放区的不少地方。1946年6月，又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内战。美国在帮助蒋介石完成军事部署之后，也宣布“调处”失败，放手让蒋介石大打内战。
蒋介石在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之后，得意忘形，以为大局已定，当天下午就宣布召开伪国大。召开前他还玩弄花招，欺骗人民，导演了一场和谈把戏，抛出所谓和谈的八项具体办法，在军事上继续挤压中共的同时，在政治上企图把中共和民主党派骗入伪国大的陷阱。这种行径当然遭到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抵制。
但民盟中的梁漱溟、罗隆基等企图牺牲人民的利益，向国民党退让，竟违反“有重要主张和行动要事先共同商讨”的协议，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人民的“折中方案”，送给孙科和马歇尔。
周恩来看到这个方案以后极为愤怒，当面斥责了他们：“你们这是帮着蒋介石假戏真唱，明知‘和平已经死了’，还硬要‘死马当活马医’！
“现在国民党已经全面向解放区进攻，他们要以武力消灭我们，你们还想在我们背后捅一刀子！国民党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想在我们身上踩一脚！但是共产党是什么也不怕的，最后的胜利必然是我们的！你们这样做，倒要考虑你们自己的前途。”
“和平已经死了”，一个“死”字，看透了蒋介石必定打内战的险恶用心。“死马当活马医”，准确地说明了梁漱溟等人的做法的帮闲作用，“捅一刀子”，而且在“背后踩一脚”，说明他们背信弃义行为的恶劣作用。
语言犀利，但却有理、有利、有节，是对朋友而不是对敌人，申明大义，直陈危害，指以前途，使梁漱溟等人极受震慑。
这是诤友在帮助我们进步，帮助我们改正错误思想啊！梁漱溟等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马上放弃那些糊涂想法，收回了那个方案，从而粉碎了国民党拉拢民主党派中的右翼分子为其政治骗局服务、孤立中共的阴谋。除了反动的青年党、民社党以外，中共和民主党派都未出席伪“国大”。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和其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伟大的预言。
正是由于周恩来说服了梁漱溟等收回那个方案，才让他们获得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谅解，所以，他们真诚地感谢周恩来，并把周恩来当做言必信的知己、肝胆相照的朋友。
该怒则怒
“胡闹台，简直胡闹台！”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放炮”，也招来周恩来的“雷鸣电闪”！
亚里士多德说，每一个人都会愤怒，这很容易。但要做到以合适的方式和程度、在合适的时间、为适当的目的、向合适的人表达愤怒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有七情六欲，也会有脾气，会发怒。适时地表达愤怒并不会吓走对方，严厉地批评对方会让对方产生深刻的记忆，以后再也不会犯同样错误。
周恩来一贯以温文尔雅、谦恭和善、忍辱负重着称于世，可是他偶尔也会忍无可忍而发怒。但周恩来的发火全缘于对工作的极端严格、认真，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极端负责任。特别是在搞外交工作时，周恩来为维护国家尊严和世界和平友好大局，对本国外交事务的方方面面更是出奇的严格。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情况都不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访问开罗计划，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许多亚非国家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于斗争性，所以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性子刚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
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表了态，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直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周恩来负荆请罪。
“周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和周恩来私交甚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恩来的两道浓眉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转身又是几个疾步，站到办公桌旁。砰砰砰地敲了三声桌子：“这是不允许的！”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连忙认错。
“就这一句完了？”周恩来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周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周恩来以新的激烈的势头继续讲着。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元帅走后，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地对周恩来说：“周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说：“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对失礼的将军们，周恩来也不客气。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送西哈努克亲王离开北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度尼西亚队，也是3点开赛。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们想看球，便有些心神不宁。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亲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领神会的将军们也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时的劲头。
周恩来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工作人员交代：“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周恩来身后。周恩来始终正直站立，目视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随后，周恩来并不看那些将军，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对那些将军说：“你们都过来。”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走近周恩来时，猛听一声喝问：“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戛然而止。将军们发现周恩来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静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的，周恩来的威严，让将军们根本不敢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周恩来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慢，给他们讲起了基本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周恩来讲了足有15分钟，才抬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周恩来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之后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生气，但再也没人发生类似失礼的现象。
威望功效
“如只讲成分，我也应辞去总理的职务吗？”巧用自身影响，说服那些唯成分论者。
人们总是附和比自己优秀的人或是权威者的意见和行为，特别是在不太认识的人或不懂的事物前，自己无法判断并下结论时，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当成分论困扰大家时，周恩来巧妙地借用自身的影响去说服他们。
怎样识人？看成分还是看表现，这是两种不同的识人观。周恩来一贯坚持从实际表现中选拔人才，从实践中识别人才；“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离开了实践，人才不仅失去了表现的机会和天地，而且也无法为人所识。马克思在批判康德的唯心主义时也指出，脱离了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去认识人的能力，就如同不下水谈论人的游泳本领一样。人才都是实践活动中的人才。德行、才能、学识等，都要通过实践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并在实践中被发现。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尤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被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因而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个人的成分被看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怎样说服各级领导在选人、用人中克服唯成分论呢？
北京某部队文工团有位女报幕员，仪表端庄，风度大方，嗓音圆润，深受观众的喜爱。但是，这位女报幕员却出身于一个反动军官家庭，沉重的家庭成分包袱压得她抬不起头来，也严重影响到她的发展。1955年肃反后，这个文工团的领导从这位女报幕员的家庭出身考虑，决定让她转业。
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立即做了如下批示：“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该同志的转业应慎重考虑。如只讲成分，那么我也应辞去总理的职务吗？”
接到周恩来的批示，文工团的领导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们重新研究了女报幕员的转业问题，决定让她继续留在部队，发挥其一技之长。
60年代初，青岛工人高思国创作了一出反映工人阶级新思想、新风尚的好戏《柜台》，获得了1963年的优秀剧作奖。然而，由于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在北京举行授奖大会时，能否让他出席，有关领导拿不定主意，最后请示了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要看本人表现，要尊重人家的劳动嘛！”
这样，高思国才得以于1964年来京参加授奖。会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北京饭店接见了30几位获奖作者和演员。
会客厅中间有一圈沙发，开始时大家都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在周围的椅子上就座。
周恩来进来后，非常热情地招呼大家说：“来，来，来，大家都坐到沙发上来。”
可谁也没好意思去。
周恩来一看这样，便说：“你们不过来，那我点名啦！”
他真的点起名来：“《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
接着就问：“《柜台》的作者来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