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格言说：幽默是生活波涛中的救生圈。其实，幽默也是沟通过程中的救生圈。幽默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艺术，是心灵的折射，是含蓄的批评，是深刻的启迪。幽默能使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它能使说服者因为充满情趣而受人欢迎，它能使对立冲突由一触即发的态势变为和谐的交谈过程，它能使对方不失体面地理解、接纳、叹服你的劝解，接纳你的观点。
大凡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有内涵丰富的幽默感，往往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伟大的外交家则以其幽默赢得对方。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的幽默具有非凡的魅力，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幽默有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他能够成功地说服别人的重要因素。
1957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上海市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主妇是一个家庭的内阁，她是管家庭经济生活的“财政部长”，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卫生部长”，是关心社会治安工作的“公安部长”，又是管孩子教育的“教育部长”，还是搞社会活动的“外交部长”，除“国防部长”的事务要丈夫多管一些外，妇女在家里是包办内阁。他的话讲得既深刻又风趣，引起了全场妇女干部的阵阵笑声，大家都感到格外温暖。
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中国怀有一种始终不渝的好感，曾着有《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中国人征服中国》等着作，为向世界人民公正地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周恩来就认识了斯特朗，在延安的岁月中，同她尤其熟识。
斯特朗因同情中国共产党而在某些西方国家被某些人看成危险的革命分子。
1958年，72岁高龄的斯特朗第六次来华时，决定在中国定居。周恩来按照她的意愿，把她安顿在距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一箭之遥的一个舒适的公寓里，还派了人当她的秘书兼翻译并照顾她的生活。每年当她生日来临，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必定登门祝寿。
1965年11月，斯特朗的八旬华诞，周恩来和斯特朗的许多好朋友都出席了她的生日宴会。周恩来的开场白尤其使那天的主宾感叹不已。风采动人、善于辞令的周恩来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贺40‘公岁’诞辰干杯！”
预料到客人们对“公岁”这个奇怪的词儿会感到困惑不解，周恩来急忙做了解释。他说：“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40公斤等于80市斤。因此，40公岁就等于80岁。”
听了他对这个新名词巧妙的解释，几百位中外祝寿者爆发出一阵欢笑声。
周恩来接着说：“40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
周恩来这番贺词匠心独运，一反常规来了个公制与市制的换算，将年龄减半，真可谓别出心裁，妙语惊人。这样巧妙地运用数字换算既显得别开生面，不落俗套，有幽默感，又符合“逢人减寿”的交际心理原则，使80岁的斯特朗心花怒放，高兴不已也感激不已，把宴会的欢乐气氛迅速地推向了高潮。
在各种交际场合中，周恩来总是能以其丰富的经验、敏捷的反应、连珠的妙语自如地应对各种意外的情况，让在场的人为之折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驻重庆的大使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的招待会，周恩来应邀出席。国民党和各中间派团体的代表也参加。
招待会进行到中途，突然苏联大使和周恩来都大吃一惊。原来，在他们面前有一个蒋介石的高级助手正从公文包里抽出好多传单来，给每个客人发一张。周恩来转眼就恢复常态，一面带着笑容走向那个人，一面说：“王先生，我看你是在推销书刊吧，让我来帮帮你。”
周恩来一边说着话，一边拿过来几份传单，做出随随便便的样子，把传单内容很快地看了一遍，他这才放了心，原来那传单并不是反苏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而是反对日本的宣传品。周恩来重新笑嘻嘻地和王先生一起在会场上走着，帮他分发传单，一面做出共同主持其事的漫不经心的姿态，大声说：“我是在替王先生卖书刊呢。”
这么一来，既避免了苏联人的尴尬，王先生的尊严也保住了，招待会继续进行。
1961年5月9日，周恩来前往机场欢送陈毅赴日内瓦参加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会议。飞机起飞后，他照例兴致勃勃地同前来送行的外国使节寒暄。有一位使节半开玩笑地问：“阁下可能再去日内瓦吗？”
周恩来想了一想，便用英语回答说：“Sorry， I am not the Foreign Minister anymore！”（很遗憾，我不再是外交部长。）说完立即回头问翻译说得对不对，周围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1963年12月下旬，周恩来访问摩洛哥王国。
在与国王的谈话中，哈桑国王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他笑着说：“当今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今后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难以做出肯定回答的问题。因为国王、皇帝现在不多，将来肯定更少，还可能会没有。但这样做答，未免显得不太友好。再说也不应该，因为哈桑王朝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政府也是爱国政府，和中国关系也不错。
不答，不友好；答，又难以直言。这就是周恩来面临的难题。
但这道难题并没有难住周恩来，他紧接着哈桑的问话风趣地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陛下还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在座的陈毅副总理也随之说道：“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
说毕，三个人都哈哈大笑。
哈桑国王大概事先有所准备，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回答得如此巧妙，既回答了问题，又不会违心或影响友好关系，还妙趣横生，不能不让哈桑国王折服！
有一次，周恩来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场的美国记者故意拿着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分别出版的地图，指出两国边境在珠穆朗玛峰这一段的画法不一致，并借此提问：“关于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做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来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
周恩来立即回答：“无所谓平分。当然，我们还要进行友好的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
边界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美国记者的提问既是挑衅又是圈套，简单回答是或不是都会掉进陷阱。周恩来识破其险恶用心，改“平分”为“联结”，表明了我国解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强调了睦邻友好政策，所言无懈可击，令美国记者大为失望。
对于对方担心的事情，周恩来也总是能够妙语释疑。
1956年，新加坡前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参加新加坡工商考察团来中国访问考察。10月9日，周恩来接见了他。戴维说出了自己的也是新加坡许多人的疑虑：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这个问题极具代表性。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约有1000多万人，又多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根据各国和旧中国的法律，他们是有双重国籍的人。不过，这使居住国很担心，也使华侨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这是个重大的国际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新中国的国际形象。
所以，周恩来说：“凡是已经或自愿取得当地国籍的华侨，就当然丧失了中国国籍，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是亲戚关系。华人成为所在国公民后应当效忠入籍的国家，应当同当地人民一道为所在国政治、经济独立和文化繁荣做出贡献。同时，也希望海外华人为促进所在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积极作用，以利于促进我国同华人众多的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是亲戚关系。”一句话，语言亲切、幽默，态度明确，极其清晰地阐明了新中国关于华侨的双重国籍的政策，消除了东南亚华侨居住国的怀疑和顾虑，同时还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各种保守势力在华侨问题上的造谣、污蔑和挑拨离间。
对方的过分要求，周恩来则机智又不失礼貌地加以拒绝，还能让对方不难堪。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
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该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只听周恩来哈哈一笑：“我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
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
“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
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经历千年而不腐烂，这是一个严禁外泄的国家科研机密。周恩来巧妙地借用中国古代传说婉转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被人称为“乒乓外交”。周恩来亲自接见了来访的运动员。
在一阵握手寒暄之后，周恩来圆满地回答了一些提问，妙语如珠，四座欢腾。突然，美国队员科恩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您对美国的嬉皮士怎么看？”
这意外的提问显然时机、场合都不合适，所以连美国人都惊呆了。
这时，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注视着周恩来，看他如何回答。
只见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逸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喽？”周恩来又转向大家说：“青年人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美国的嬉皮士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批对社会现实不满、追求我行我素的人，他们通常穿着打扮都追求时髦和刺激，他们采取的不是积极的态度，而是玩世不恭，其行为常常与世格格不入。对这种人、这种做法，周恩来显然是不赞成的，但他没有直说，因为直说会伤害这位年轻人的自尊心，而且在外交场合也显得没有礼貌。所以，周恩来选择了循循善诱，从正面启发的说服艺术。
先表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从美好的愿望去理解：年轻人不满现状，追求真理，想法多样，表现形式不同。这就使对方感到得到理解和尊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同伴面前也不失面子，因而感到满足。
然后，批评这种表现是不恰当的，对社会应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但话又说得很委婉：“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之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表现了对年轻人的信任，这样既照顾到年轻人的自尊心，又使对方对听到的话的含义也能心领神会。
再以现身说法，格外亲切，令人易于接受。
最艺术的是最后一个疑问句：“你说是吗？”在这样严肃的外交场合，对这样的问题，对待来自隔绝20多年的国度的年轻人，一个大国的总理做这样郑重的回答之后，以一句完全是征询、商量的口吻问句，平等地谈心，诚恳相对，无半点强加之意。
科恩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的总理嘴里会听到“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
周恩来机敏、友好、含蓄、恰如其分，俨然长者风度，充满了慈爱、亲切和耐心，完全折服了科恩。
两天后，周恩来收到了远在美国加州的科恩母亲由香港辗转送来的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