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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在北京大学(1966~1977)(3)

我不是对理论有了兴趣。我对今天说白明天说红的完全看风使舵的理论,只有厌恶之感,没有同情之意。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在对号入座的过程中,忧心忡忡,完全是为了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是身处敌我之间,心悬两类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过着有忧有虑的日子。

我们平常讲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门。给别人戴什么帽子,都与己无关。我就这样顺利地度过了将近20年,从来没有切肤之感。我看到,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毕恭毕敬,“天王圣明,臣罪当死”。他们内心里的感受,我从来没想去了解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主动争取戴帽子的。可我现在左思右想,前瞻后顾,总觉得或者预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顶帽子,心里才踏实,好像是寒天大风要出门那样。现在帽子满天飞,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难道正副上帝分工还有一个掌管帽子的上帝吗?

在革命群众眼中,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反正还没有人公开训斥我,更不用说动手打我。我这个系主任还没有明令免职,可是“印把子”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从我手中滑掉了。也有几次小小的突然袭击,让我忙上一阵子,紧张一阵子。比如,有一天我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3000元!”我的姓名前面没有任何字眼,既无“走资派”,也没有“反动学术权威”,“秃头无字并肩王”。我觉得颇为失望。但是,既有成命,当然要诚惶诚恐地加以执行。于是立即取出3000元,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我满脸堆笑,把钱呈上。几个学生脸上都有点儿怪物相,不动不笑,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拒绝接受,“你拿回去吧!”他们说。我当然敬谨遵命了。

又有一次,我正在家里看书,忽然随着极其激烈的敲门声,闯进来了几个青年学生,声称是来“破四旧”的。什么叫“四旧”呢?我说不清楚,要考证也没有时间。只好由这一群红卫兵裁决。我的桌子上,墙上,床上摆着或挂着许多小摆设,琳琅满目。这些就成了他们“破”的主要对象。他们说什么是四旧,我就拿掉或者砸掉。我敬谨遵命,心里头连半点儿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因为经典性的说法是,他们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在半小时以内,我“破”了不少我心爱的东西。我回忆最清楚的是一个我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一个胖胖的满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欢喜。他们不知道怎样灵机一动,发现我挂在墙上的领袖像上没有灰尘,说我是刚挂上的,痛斥我敬神不虔诚。事实上,确实是我刚挂上的;但我敬谨对曰:“正是由于我敬神虔诚,‘时时勤拂拭’,所以才没有灰尘。”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但是,我在当时虔诚达到顶峰的时期,心里就有一个叛逆的想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

掉呢?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地听到了许多关于全国“破四旧”的消息。一位教授告诉我,他藏有一幅齐白石的画,一幅王雪涛的画,都被当作“四旧”破掉了。这只是戋戋小者。全国究竟破掉了多少国宝,恐怕永远无法统计了。如果当时全国真正完完全全贯彻“破四旧”的方针的话,我们祖国的宝贵文物岂不一扫而光了吗?即使我们今天想发扬,还留下什么东西值得发扬的呢?我真是不寒而栗。

我还是回头来谈戴帽子的问题,这是我念念不忘、念念难忘的一件事。

革命群众或者上头什么人究竟要给我戴哪一顶帽子?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一个问题。随着“革命”的前进,我渐渐感觉到,他们大概给我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顶帽子。我上面已经说过,我自己想戴的也正是这样一顶帽子。双方不谋而合,快何如之!按字面来讲,这是敌我矛盾。但是,上头又说,敌我矛盾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吧。

革命群众没有把我忘掉,时不时地还找我开个批判会什么的——要注意,是批判会,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别,差以千里——主要批判我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他们管这个叫做“修正主义”,多么奇妙的联系啊!据说我在《春满燕园》中所宣扬的也是修正主义。连东语系也受到了我的牵连。

据说东语系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对于这一点,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于接受修正主义这一顶颇为吓人的帽子。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我是一个“死不改悔”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然若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40年中没有搞点儿这样的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着、译也绝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牛劲了。不管怎样,给我戴上与业务挂帅有一些联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真是十分满意。虽然我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并非就是完全美妙,自己还是像一只空中的飞鸟,处处有网罗,人人可以用鸟枪打,用石头砸;但是毕竟还有不打不砸的时候,我乐得先快活一阵子吧。

快活半年

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个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让爬山者疲惫的身体顿时轻松下来,因此名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攀登,其艰苦惊险的程度远远超过攀登泰山南天门。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场革命的攀登者。可是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大约有半年多的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脚下的路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较轻松了。尽管全国和全校正为一场惊天动地巨大无比的风暴所席卷,我头上却暂时还是晴天。在经过了第一阵艰险的风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心里异常喜悦,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从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学家喜欢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与此有牵连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变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运动,地位倒转过来。人们的地位千变万化,简直像诸葛武侯的八阵图,令人眼花缭乱,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当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谈到的帽子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地位问题。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如果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如果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绝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儿说不清楚。我的脑筋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时处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来是东语系的系主任。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是了。是免职?是撤职?谁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着搞清楚。“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当时的行动方针。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没有人去追问。连堂堂的国家主席,也不用经过任何法律就能够拉出来批斗。我这个小小的系主任,不过等于一粒芝麻、绿豆,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我虽然失掉了那一顶不值几文钱的小小的乌纱帽,头上却还没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这时候,学校里已经派来了“支左”的军宣队。每一个系都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和军官。系里的“造反派”也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造反派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专就东语系而言,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这些人根子正,一身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他们觉悟高,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理成章。我记得,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臂章一戴,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为什么第二种人不能戴红臂章,我不清楚。这是他们“革命家”内部的事,与我无干,我也就不再伤脑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还没有人像当年的阿Q那样,别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见,这些“革命家”的觉悟有多么高了。只有革命干部的子弟有点儿玄乎。虽然他们比别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红绸子来做,别人只能带红布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够稳定。今天他们父母兄姐仍在当权,他们就能鹤立鸡群,耀武扬威;明天这些人一倒台——当时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们的子弟立刻就成为“黑帮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边站了。

所谓反对陆平,是指1964年在社教运动中,北大一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当时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有严重问题,执行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于是群起揭发,一时闹得满园风雨,乌烟瘴气。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完全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幻想这样来保卫所谓的革命路线。我是幼稚的,但是诚实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但是,我一时糊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后来中央出面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陆平平反,号召全校大团结,对反对过陆平的人,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碰。我经过反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到了1965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我经过了首次冲击,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个阶段。后来军宣队进了校,东语系干部队伍重新组合。我曾经是反过陆平的人,按理说也应该归入“革命干部”队伍内;但是,据说我向陆平投降了,阶级立场不稳,必须排除在外。那几个在国际饭店坚持立场,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人,此时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当了东语系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有的甚至晋升到校革命委员会中,当了领导。我对此并无意见。但是,我仍然关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较要好的革命小将偷偷告诉我。他看到军宣队的内部文件,我是被排在“临界线”上的人。什么叫“临界线”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中间那一条界线的人民这一边。再往前走一步,就堕入敌我矛盾了。我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的处境真是危险呀。喜的是,我现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阴阳界那一条白线这一边,向前走上一寸,就坠入万丈悬崖下的黑龙潭中去了。

此时,全国革命大串联已经开始。反正坐火车不花钱。于是全国各地的各类人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子,到处旅游。所有的车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劲,再耍上一点野蛮,就能从车窗子里爬过人墙,爬进车厢,走到愿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号召说,这就是革命,这就是点燃火炬。结果全国一团混乱,到处天翻地覆。有人说,这叫做“乱了敌人”。一派胡言乱语,骇人听闻。是自己乱起来了。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只会弹冠相庆。

可当时我觉悟低,对于这一套都深信不疑。

北京大学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到了此时,更成了革命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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