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突破成了习性，哪怕一个微小的胜利，都足以鼓舞着所有的人继续向前。
没有全局的个体，是散沙；没有个体的全局，是空架子。
无论处于什么境地的个体，都始终以全局为念；无论全局将要走向哪里，都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个体。
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雄韬伟略，没有林彪、彭德怀等人的智勇机变，长征无以为继。
没有包括每个普通士兵在内的个人的奉献、牺牲，坚持、突破，长征何以有果？
一个真正的整体，哪怕看起来弱小，也胜过貌似强大的散沙。
历史绕不开的钱壮飞和夏曦
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评价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并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
这样一个传奇人物，殉难于乌江天险重飞渡期间，有一次我专门前往钱壮飞烈士陵园和烈士殉难处凭吊。
一路上先是坐汽车、坐运沙船、搭乘老乡的拖拉机，最后到烈士殉难处的时候手脚并用地爬上了陡峻的山崖，可谓颠沛辗转。但这是一条受益匪浅的启迪之路。
钱壮飞早在1929年就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在1930年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秘书。期间，钱壮飞设法智取了国民党的电台密码。
1931年4月25日晚，正在独自值班的钱壮飞一连收到了武汉发给徐恩曾的6封特急密电，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不寻常与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
于是，钱壮飞果断地立即拆译密电，密电译出的一刹那，他惊呆了：中央特科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3月24日被捕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
眼看着中央要被一网打尽，明知自己随时可能被捕的钱壮飞，已经无暇考虑个人的生死安危。
他冷静地设法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中央，通知中央机关和相关同志尽快撤离。
接到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立即全部转移，避免了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巨大破坏。
在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钱壮飞，他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与毛泽东的话如出一辙。
二
钱壮飞身份暴露之后已经无法继续在白区开展工作，于是他辗转前往广东等地继续参加工作。
由于害怕被追究，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员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国民党当局也就长期没有变更情报系统的密码。
在1930年冬到1931年2月两次反“围剿”和后来的长征期间，钱壮飞所获取的密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8月，钱壮飞转移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等职。在局长曾希圣和钱壮飞的共同领导下，二局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队多种版本的密电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可靠情报。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在长征途中，这个“秘密武器”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4年10月，钱壮飞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年3月末，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省金沙县，钱壮飞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的丛林，随即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
关于钱壮飞的牺牲地点和原因一直存在争议，2002年经贵州省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
钱壮飞的英魂永远留在了贵州大地上，他的墓址位就在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至今已有数十万人来此瞻仰。
如果没有钱壮飞在危急关头所做的一切，中国的革命事业会处于何种境地，最后会是何种结果，简直无法想象。
奉命打入国民党内部开展情报工作，这是一个随时都有生命之虞的艰巨任务，钱壮飞不仅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还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如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话，那么钱壮飞则在火势未成时大雨滂沱的恶劣天气里为火种撑了一把伞！
三
我也曾到毕节烈士陵园祭扫过夏曦烈士的墓地。
夏曦，字蔓伯（又做曼伯），1901年生于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
夏曦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也是毛泽东的校友，曾和毛泽东一起参加湖南革命运动，毛泽东称其“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
夏曦早年参加新民学会，是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和领导人之一，在共青团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夏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夏曦于1927年11月至1928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1928年5月，夏曦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会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夏曦被增补为中央委员。3月，他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
在此期间，夏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红军力量受到极大损失。
后来，他对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6年2月，夏曦在贵州毕节溺水牺牲，被埋葬在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那一年他35岁。
夏曦牺牲后，毛泽东曾给其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了一封信，信里有这样的内容：“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
在毕节城西50公里的杨家湾镇七星村，立有夏曦烈士纪念碑。1985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夏曦遗骨从七星河畔移到毕节烈士陵园。
钱壮飞、夏曦是长征期间在贵州牺牲的众多烈士的代表。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最后长眠在青山绿水之间，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毛泽东青年时写下的那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历史不可能绕开他们，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
贵州路上的“胜负手”
一
对于红军来说，长征期间在贵州的经历就是一条浴火重生的涅盘之路。
对于当时的敌对阵营来说，这又是一次内部的碰撞和较量。
因而，这是一场看得见硝烟的战争，也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战争中的血与火让人感慨不已，战场上的机与谋更让人步步惊心。
值得庆幸的是，血与火没有压垮民族的脊梁，机与谋也没有泯灭民族的良知。
在交锋的过程中，红军不仅最终打破了国民党的包围圈，由死向生、由弱变强，还感染、感召了对方阵营中的许多人，使得他们后来走到了人民的阵线里。
二
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第一个交战的对手就是王家烈的黔军。
王家烈当时是国军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人称“贵州王”。在与黔军交手的过程中，红军接连取胜，先是击破了王家烈布置好的数道防线，直抵乌江，之后又曾两次攻破娄山关、两次攻占遵义。
黔军在“追剿”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败绩既让红军获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了组织上、军事上的调整，也让蒋介石找到了打击黔军势力的良机。
在1935年4月的时候，王家烈先后被迫辞去贵州省主席和25军军长的职务，成为一名有职无权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他的黔军也被改编为国民党中央直属的5个师而分遣到各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家烈加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并逐渐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曾任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并被选举为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获得新生的王家烈努力工作，撰写了大量具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曾为贵州的发展和建设提出过一些中肯的建议。
1957年，王家烈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王家烈病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为王家烈正式平反。
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仗就是青杠坡战斗，对手是川军的郭勋祺部。
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未能取胜，却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郭勋祺人称“郭猫儿”，就是狡猾机灵的意思。他早年与杨闇公、李筱亭、肖华清、周钦岳等共产党人相识，并与刘伯承、陈毅有旧交。
青杠坡战斗结束以后，郭勋祺所率川军在第二天进入了土城，当得知红军主力已经进入云南，郭勋祺便命令部队就地休整，不再追击。
抗日战争中，郭勋祺率部英勇作战屡建功勋，曾任23集团军总司令兼50军军长，后因与新四军来往密切而在1939年被革除军职，直到1946年才被重新启用。
解放战争时，郭勋祺在襄樊战役中被俘，被俘后他主动提出回四川搞策反工作，得到了刘伯承、陈毅等人的认可。不料他在回川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挡获并被转送南京，软禁在国民党中央医院。
蒋介石下野后，郭勋祺才被解除软禁返回成都。回到四川以后，他向包括川军将领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内的同学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成立了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并任司令员，促成了成都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省体委第一副主任、省人大代表等职。
1959年，郭勋祺在成都病逝。
三
红军二渡赤水以后攻占了遵义，1935年2月28日上午，红军与驰援遵义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展开了激战。
战斗中，大部分国民党军被歼灭，吴奇伟率领小部分敌军仓皇逃窜，渡过乌江后遁去。
1935年4月，吴奇伟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10月，他又出任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4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奇伟坚决抗日，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浔线会战、鄂西战役，所部第4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1949年5月，吴奇伟参与和策划了粤东起义，成为广东解放的功臣。
同年，吴奇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吴奇伟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于1953年病逝。
在与吴奇伟纵队的作战中，红军大获全胜，极大地鼓舞了士气。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对鲁班场守敌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了进攻。
战斗中红军虽然损失较大，但打击了周浑元部的士气，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为三渡、四渡赤水赢得了空间，开启了长征中红军在军事上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转折。
周浑元是蒋介石嫡系将领，早在1933年时就参加了对红军作战。长征中，周浑元更是率部转战万里，“追剿”红军。
1938年，周浑元出任重庆警备司令，同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红军在贵州长征期间，除与黔军、川军和中央军多次交手外，滇军也始终是蒋介石战争部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滇军首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派遣20多万滇军参与抗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过程中，龙云开始逐渐支持抗日民主活动。
1949年，龙云在香港正式宣布起义，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龙云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7年，龙云被划为“右派”。
1962年，龙云病逝，1980年获得平反。
红军长征期间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并与邻近几省的地方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多次交手。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人外，黔军的柏辉章，川军的刘文辉、潘文华等人后来均率部起义，为全国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在和红军多次交手的过程中，这些国民党将领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红军和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较大反差，受到了红军坚定、坚毅、坚决的救国救民精神的感染和感化，所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场上都做出了贡献，并且在后来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永远需要的正能量。
金沙不（亦）是金沙江人们在了解和研究长征时，会注意到很多资料在介绍苟坝会议前后的历史时都会提到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名，通常也会对打鼓新场做一个注解，说明这里是今贵州金沙县城。
红军长征时，离开贵州以后先是进入云南，然后辗转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
由于红军是在云南东北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地方渡过金沙江的，这里距离金沙县并不远，所以难免会有人认为金沙就是金沙江，或者认为金沙江就在金沙境内。
实际上并非如此。
金沙县是在1941年时成立的，当时将黔西县的西北部及大方、遵义两县的一部分整合在一起设立了金沙县。
金沙的名字则取自境内“金宝屯”“沙溪坝”两个地名的首字，同时也包含有“披沙拣金”的含义，表达了对这里的美好期望。
金沙历史悠久，这里有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清代的古营盘遗址和年代不详的古城垣遗址，县城所在地自清以来就是川黔交界地区的一处商贸重镇，金沙也是闻名的美酒之乡、贡茶之乡。
说完了金沙再说金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