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世界工业革命兴起，清朝由盛转衰。接连起伏的内战和外敌的灾难性打击，更是动摇了大清王朝的根基，中国“崩溃”的序幕似乎正由此拉开。也正因为如此，查尔斯·贝斯福勋爵认为用“崩溃”一词作为他于1899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崩溃》的标题的确是最为贴切的。四年前，孤立无援的中国被一直以来没放在眼里的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打倒在脚下。这不是中国第一次遭受如此打击，也不是最后一次。台湾由此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当时在欧洲的德、法、俄这三个国家的干涉下，日本人未能如愿占领中国东北的重要地区（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但三年后，这里却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而在此之前，俄国还假惺惺地逼迫日本把这里归还给中国。俄国因对满洲的控制，大大提高了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地位，由此，它便在清朝皇族的发源地取得了支配地位。1898年居住在此地的一位英商说，“他们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俄国吞并了这个国家的”。一位英国的上层传教士也说，“他和他的同伴都把这里当作俄国的一部分，只不过名义上不是罢了”。有一个事实是不应该被那些满洲问题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即中国从未参加过任何把俄国人驱逐出满洲的战斗。不容置疑的是，如果1904年至1905年，日本没有在此地击败俄国的话，那么，不仅是辽东半岛，整个满洲在名义上都可能变成俄国的一个省。
1898年中国丧失的土地不仅仅是台湾和东北。当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占港口和沿海租借地，并划分“势力范围”，可谓猖狂至极。包括优良港。青岛在内的胶州地区，在前一年就被德国所占有；近300平方英里的威海卫地区则在1898年7月时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在之后32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被当作殖民地由英国所统治；另一块与威海卫面积相当的地区——香港，则被英国租借99年；广州南部沿海的广州湾地区同样为法国所“租借”。而意大利租借浙江省三门湾渔港的意图被中国成功拒绝后（此事正值墨索里尼上台前期），其内阁因未能在瓜分中国领土的狂潮中赢得彩头而被推翻。
如果西方国家认为瓜分中国只须痛痛快快地去干，不会遇到清廷和中国人民哪怕是一点的愤恨表示，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错了。所以外部侵略开始转变成“文明”渗透。而中国人也开始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竞争和敌对的世界。他们本身的这个民族人口最多，统辖土地（包括附属国在内）比其他民族更为辽阔，但相比之下，在影响力和受尊重程度方面，却远远不及人口和版图仅是其1/20的那些西方国家。
一直以来，中国人由于过分骄傲和敏感，无法接受自己长期落后于世界之林的事实。不要期望他们会接受日本人和西方人比他们发达的论调，这种论调对那些最了解中国的人来说显而易见是错误的。所以中国人无意标榜自己，而只是拒绝接受此类论调。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在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当他们发现理想和现实相距甚远时，他们就在寻找症结之所在。不过，他们并没有从自然法则出发，而是在可改变的环境和可纠正的错误中去寻找。于是一个改革派便应运而生，并且相应地分成了两个派系。右派主张渐进式的改良，反对灾难性的国体变革；左派则坚持从根本上做起，彻底推翻腐化堕落的清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康有为，中国19世纪90年代最杰出的维新改良运动领袖。他的弟子根据他的籍贯称呼他为“南海”。他由于拥护皇帝而应被划为中间派，可是他却因给光绪帝呈上了那些直接导致“百日维新”的奏折，而被当时掌握着中国人命运的大多数皇室成员和上层人士认为是极端恐怖的危险分子。康有为和他的作品让这些人既恨又怕，就好像中世纪的欧洲人对异教徒及其巫术的恐惧和憎恨一样，也与现在的欧洲人对待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一样。如果允许我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康有为可谓1898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头子”。虽然终其一生，他的观点也没什么大的改变，但15年后，他却遭人嘲讽（与袁世凯同流合污），被当成“死硬派”和顽固派来对待。
康有为在被特别推荐给皇帝之前，就早已在积极倡导政治和社会改革了，并对儒家传统观点做出了新奇大胆的诠释。他在家乡广东省享有崇高的威望，被人称为“今文学派”的领袖，而章太炎则是“古文学派”的领袖。1898年，康有为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好学热情的弟子。作为导师和鼓动者，康有为的名声从广东一下子传遍全国。最终他的教学活动引起了一些有改良意识且又有威望的达官显贵的注意，如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以及帝师翁同龢。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他集学者、诗人、书法家的名号于一身，被推崇为乾隆时期的文坛领袖刘墉的精神继承者。帝师的职位使翁同龢的学者生涯达到了顶峰，他也在这一职位上先后服侍了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
翁同龢思想开明、心胸豁达，他与陈宝箴、许景澄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议后，于1898年年初向光绪帝推荐了康有为。虽然光绪皇帝当时已年近三十，无修学的必要，但翁同龢仍担任帝师之职。这一职位赋予了翁同龢两项其他官员无可比拟的特权：一是可以私下觐见皇帝，二是可以不拘泥礼仪规矩，向皇帝直抒己见。这使他与皇帝之间具有了令其他官员羡慕不已的亲密关系。翁同龢将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介绍给光绪帝。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性格与境界，表明他没有中国官场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妒忌他人的恶习，并且已经从儒家迂腐的保守主义中解脱出来。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光绪皇帝并不像某些人凭空描绘的那样，是个缺乏主见令人怜悯的人。其实，在宫中，翁同龢比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其他人都更了解光绪皇帝的性格和能力。他知道光绪皇帝理解并希望去实践康有为的政治改革大计，因此他才会与皇帝商议此事。否则，他就不可能去做这么一件于他而言毫无意义的事情。
1898年1月，康有为第一次与光绪帝会面，年轻有为的光绪帝就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我曾与康有为谈到当年的事情，他语气中带着尊敬，对光绪满口称颂。不难想象，如果当时这位激烈的改革家，发现他的支持者光绪皇帝缺乏才智，且没有爱国之情和迫切热诚之意的话，他很可能早就加入那日益壮大的革命派了。这一派认为清朝气数已尽，已经成为务必清除的障碍，否则中国就将前进无门。即使康有为曾有过类似的想法，那么，在觐见过皇帝之后，也很快抛弃了这种想法，且终生不渝。因为他发现皇帝不仅同意和支持改良运动，而且迫切希望自己能成为实践这一运动的领导者。
虽然从未担任过帝师一职，与光绪帝见面仅寥寥几次，康有为还是在当时被很多人当成帝师。在一次觐见中，光绪帝授予他不须经由官方渠道便可直接呈递奏折的特权。康有为深怀感激之情接受了。1898年6月，“百日维新”被载入史册，正是康有为的这些奏折使得一系列改革诏令得以颁布。这些诏令在使当时中国人数不多的自由思想家振奋的同时，也令人多势众的保守派感到震惊，并引起他们的强烈抵制。
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以及践行这些主张的诏令被后来很多人批评为构想草率，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的实际，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诚然，这些批评并非一无是处。那些主张可能更适合于其后的要将中国变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革命。人到中年以后的康有为也承认自己当年的某些主张是错误的。但他的大部分观点和言论还是颇具合理性的。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为建立自己设想中的中国所进行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并非因为这些设想本身不合理和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而是因为那些非个人性格和才智方面的其他原因导致的。对此，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