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征讨清国策案》到甲午战争的爆发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思想界虽然也有各种形态的“亚洲主义”，如朴素的、策略的、征服的各种类型，但是研究表明，在早期亚洲主义内部各种思想流派的较量中，朴素的、具有真善美的思想因素，主张真诚、朴实的亚洲团结、民族平等互助的思想从未成为影响时政的思想主流。参见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载《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这一点，如上所述，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说得很明确，即所谓“我国不可有期待邻国之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之犹豫”，就是说，要日本与亚洲各国真诚地结成命运共同体，来共同振兴亚洲，这样的想法就不应该有，连犹豫都不应该。可见其毅然决然要主宰亚洲的欲望之强烈。
关于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准备，正如日本学者中塚明所言：“日本从政府到军队，预先就设想了和中国交战的时机并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才断然出兵的，而且日中间的交战，至少从1887年开始，具体的作战计划就已经被构想出来了。”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该期还同时发表了吕万和翻译的中塚明所发现的《日本预谋发动甲午战争的一组史料》。戚其章《日本“征清”方策的陆续发现是对甲午战争偶发说的否定》（《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戚其章认为1879年秋被参谋本部派往中国的陆军中佐桂太郎根据侦察所得整理而成的《对清作战策》是近代日本制订的第一份“征清”方策。戚其章：《日本“征清”方策的陆续发现是对甲午战争偶发说的否定》，《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实际上，早在1874年日本“征台”之际，各种对清作战计划乃至“支那征讨敕命”就已经出现了。参见安冈昭男著、胡连成译《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五章“出兵台湾——征蕃与准备对清开战”。但是真正有充分准备，对清朝的地理、军事等状况进行详细侦察之后而提出具有切实可行性的作战方案，还是在1887年之后。1887年小川又次提出的《清国征讨策案》此“策案”国内有两种译本，一曰《清国征讨方略》，一曰《征讨清国策案》。《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发表了日本学者山本四郎的《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并翻译发表了《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戚其章在《日本“征清”方策的陆续发现是对甲午战争偶发说的否定》一文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此《清国征讨方略》。米庆余翻译的《征讨清国策案》与原稿影印件一同刊载在林伟功主编的《日藏甲午战争秘录——〈征讨清国策案〉与〈甲午海战记事〉》（澳门：中华出版社，2007年）。这里原原本本按照影印件称此策案为《清国征讨策案》。感谢米庆余教授提供资料与译文。就很有代表性。
1小川又次及其《清国征讨策案》的出台
小川又次（1848—1909）的事迹早在甲午战争之后立即被奉为“帝国军人龟鉴”，后来作为“伟人”、“名将”而备受推崇小川又次的事迹散见于枫仙子的《帝国军人龟鉴》（东京：东云堂，1895年）、吉本义秋、鹈崎熊吉的《大阪人物小观》（大阪：吉本义秋，1903年）、墨堤隐士的《陸海将校の書生時代》（东京：大学馆，1904年）、中川克一的《近世续伟人百话》（东京：至诚堂，1912年）、国民军事教育会编《现代陆军名将列传》（东京：国民军事教育会，1916年）等文献，以下叙述根据这些文献作成。以至近来还有将其作为日本“陆军战略的先驱者”对其进行研究。篠原昌人著有《陸軍戦略の先駆者小川又次》（东京：芙蓉書房出版，2000年），遗憾的是本文写作时未能参见此书。小川出生于小仓藩士之家，早年就学于藩校永思馆，与后来的陆军大将奥保巩同窗，安政年间随父亲到江户，向江川太郎左卫门学习西洋兵术，其时后来的陆军大将野津道贯亦在江川塾学习，二人同心协力，大有所获。庆应二年（1866），小仓藩与长州藩有隙，率藩兵与长州藩先锋交战。明治四年毕业于士官养成所，继而升为少尉。后来在西乡从道的率领下随军出兵台湾，出征西南战争之后升为少佐。先后在熊本镇台、大阪征台、广岛镇台工作之后，1885年任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同年枫仙子著《帝国军人龟鉴》封面
与儿玉源太郎共同在陆军大学听德国教官梅克尔（Klemens Wilhelm Jakob Meckel， 1842—1906）少校的课，得到梅克尔的夸奖，而且其长于作战战略，据说被当时的陆军少将、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1848—1899）誉为“当今的上杉谦信”。1890年升为陆军少将步兵第四旅团长，1894年以第1军参谋长参加甲午战争，因军功位叙男爵。日俄战争中率领第四师团出征，在辽阳会战中负伤归国，翌年即1905年升为陆军大将。
编《日露战役纪念写真帖》，下馆町
小川又次出身于小藩而能够在军界崭露头角，论者认为凭借的是他过人的谋略胆识。他与梅克尔关于山炮（适用于山地可以分解搬运的一种火炮）、野炮（具有机动性的轻型加农炮）的争论在当时传为佳话。在日本军备上梅克尔主张山炮胜于野炮，小川则反对说，山炮射程短不适于实用，必须以野炮为宜。梅克尔不服，越发辩护山炮之功能，这时惹急了小川，便愤然对梅克尔说：既然足下如此倡导山炮之锐利，试率德国之兵以山炮装备来袭击我国，我以野炮破之，这样来证明谁的正确，仅仅纸上谈兵无益。说罢拂袖而去，此举让梅克尔惊呆了。山县有朋对小川有知遇之恩，也是看重他的军人素质。据说有一次山县去视察军事演习，其他军官都是坐在高头大马上指挥，将自身暴露在敌方面前，而小川则注意隐蔽自己，其他视察官说这是演习，没有必要如此认真，山县则摇头说：此言差矣，其他将校是在演习，只有小川一人在实战。军人如果没有这种作风，临阵将误大事。此后，小川便颇得山县之信任。枫仙子：《帝国军人龟鉴》，第24—26页。
据德富苏峰编述的《公爵山县有朋传》记载，山县任参谋本部长之后，特别重视派遣人员到中国对其兵制、军备、地理情况进行实地调查。“1880年，公（山县）选拔十余名支那语研究生，派往支那，使之实地调查各地的状况，参谋本部第二局员小川少佐（后为陆军大将，男爵小川又次）当时作为其学生监督被派往支那。此后在参谋本部第二局编纂科发行《邻邦兵备略》及《支那地志》，就是这种实地调查的结果。”德富苏峰编述：《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第798—799页。1886年他再次到中国考察，1887年2月，他根据自己两次实地考察经验并综合其他考察意见，即策案“旨趣书”中所谓“曾两次秘密前往该国，视察其形势要领，并取舍驻在该国将校之意见，以决定计划之策案”，从而起草了《清国征讨策案》。
2《邻邦兵备略》与《清国征讨策案》对当时中国兵制与军备的记述
《邻邦兵备略》是陆军步兵中尉福岛安正受山县有朋之命而编，据福岛所言，初版1880年秋成，第二版明治1882年5月2日起草，6月30日脱稿，较之初版虽稍有增补，但是由于清国情况极为复杂，不足之处仍十有八九。初版出来后，山县有朋将其进献给天皇御览，并于1880年11月30日同时上奏《进邻邦兵备略表》。第二版出来之后，山县有朋又为此写“叙”，可见其重视非同一般。第二版分四卷，经整理，其目录如下：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扉页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序
第1页书影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序第2—3页书影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序
第4页书影
卷之一
第一编军制（第一章兵部、第二章兵制）
第二编八旗（第一章总论，第二章禁旅八旗亲军营、前锋营、护军营、向导营、骁骑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步军营、圆明园八旗护军营、虎枪营、包衣兵，第三章驻防八旗畿辅驻防八旗、东三省驻防八旗、各省驻防八旗、新疆驻防八旗、守陵寝兵、守围场兵、守边门兵）
卷之二
第三编蒙古（第一章兵制、第二章沿革、第三章内蒙古、第四章漠北蒙古、第五章青海蒙古、第六章阿拉立善蒙古、第七章额济纳蒙古、第八章准噶尔、第九章土尔伯特、第十章土尔扈特、第十一章新和迹特、第十二章内属游牧、第十三章回部）
第四编西藏（第一章兵制、第二章沿革）
卷之三
第五编绿旗（第一章直隶省、第二章山西省、第三章山东省、第四章河南省、第五章两江省、第六章闽浙省浙江提标、海坛镇标，第七章广东省督标、抚标（甲陆路镇戌：提标、惠州协、广州协、肇庆协、增城营、潮州镇、南韶连镇、高州镇，乙水师镇戌：提标、碣石镇、南澳镇、阳江镇、琼州镇），第八章广西省、第九章四川省、第十章湖广省、第十一章陕甘省、第十二章云贵省）
第六编勇兵（第一章直隶省、第二章山西省、第三章山东省、第四章河南省、第五章江苏省、第六章安徽省、第七章浙江省、第八章福建省、第九章广东省、第十章广西省、第十一章四川省、第十二章湖北省、第十三章陕西省）
卷之四
第七编长江水师（第一章编制瓜州镇标、湖口镇标、汉阳镇标、岳州镇标、狼山镇标，第二章检阅）
第八编海军（第一章北洋水师、第二章南洋水师、第三章福建水师、第四章广东水师）
第九编商船
编纂《邻邦兵备略》的初衷，如山县有朋在该书“叙”中所言：“古有外惧之戒，邻邦兵备之盛可以强我邦矣。”是为了说明“兵力强大而后国民之志气始可旺，交际之平均始可保，平市之利益始可制，而国民之富实始可守也。”《邻邦兵备略》中的“军舰全表”（局部）
以此作为日本扩张军备的理由。因此论述当时中国兵备的情况，不惜竭尽全力搜集相关资料，不厌其烦地描述其“兵备之盛”，甚至不惜溢美之辞，目的在于引起“外惧之戒”。而《清国征讨策案》目的在于“攻击支那”以“鼓舞士气”、“伸张国威”。正是因为两者的目的不同，对中国兵备记述的视角也就完全不同。
这两种文献依据当时中国的哪些资料而作成？其客观性如何？这些尚有待军事史家的考证。这里仅以上述两种文献中所描述的当时中国海军的状况，比较其侧重之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