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失业者的人数是两百万的时候，人们会以为只是两百万人没有工作，余下的人则相对而言衣食无忧。我承认直到最近我都习惯于这么想。我过去认为，如果你将已经登记失业的约两百万人归入贫困行列，再加上那些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登记的人，在英格兰食不果腹者的数字（所有领取救济金的人或者差不多状况的人都属此类）至多约为五百万。
这一数据大大低估了真实人数，原因在于：第一，能够出现在失业数据里的是那些实际领取救济金的人——亦即他们通常是家里的户主。失业者的家属不会在名单上显示，除非他们也能单独领取一份补贴。一名劳工介绍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要想获得依靠（不是领取）救济金生活的人的真实数据，你得在官方数据的基础上大约乘上三倍。仅仅这样就使得失业人数达到约六百万。此外，很多人虽然有工作，不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可能和失业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他们领到的工资连基本生活工资都达不到。（例如，一份兰开夏郡纺织厂最近的调查显示，超过4万名全职工人每人每周的工资低于三十先令。在普雷斯顿，仅以其中一个镇为例，这个镇里周薪超过三十先令的人数是640人，而低于三十先令的有3，113人。）虑及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再加上之前提到的领取养老金的年老者、穷人以及其他无法归类的人，得到的食不果腹的人口远远超过一千万。约翰·欧尔爵士[1]认为应该有两千万。
作为工业矿区的典型，维根的参保工人数大约在3.6万上下（2.6万男性和1万女性）。其中，1936年初失业人数大约为1万人。不过这是冬季的数据，此时矿工们都是全天候工作的，夏季的失业人口则可能达到1.2万人。将以上数字乘以三倍，可以得到3万人或者3.6万人。维根的总人口数略低于8.7万人，因此，无论何时都有超过总人口三分之一的人——不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工人——是领取或者依靠救济金生活的。这一万或一万两千失业人口包括由四到五万矿工组成的稳定的核心人群，他们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不断失业。作为一个工业城镇，维根之前的状况并不是特别差。就连前两年因战争和战争传言而表现强劲的谢菲尔德，失业人数的比例也是一样的——注册工人中有三分之一失业。
男性首次失业后，只有当他的保险印花被用光了，他才能领取“全额补贴”。
因此一个典型的父母加三个小孩，其中一个孩子年满14岁的家庭，每周的总收入为32先令外加最大的孩子可能挣到的钱。当一个男人的保险印花用光后，在转到公共援助委员会之前，他可以从失业援助委员会领取26周的“过渡性救济金”。
因此，一个接受失业援助委员救济的典型五口之家，如果孩子没有工作的话每周收入大概是37先令6便士。当男领性取失业救济金，他四分之一的救济金会被算作房租，每周至少7先令6便士。如果他付的租金超过了救济金的四分之一，他就可以获得一份额外的补助，但是如果少于7先令6便士，相应的部分也会被扣除。公共援助委员会的补贴理论上是依照当地的标准派发的，但由中央基金支撑。
由于当地机构的自行裁定权，这些标准略有不同，一名单身男性每周是否可以领取额外的2先令6便士，决定了他的补贴能否上浮到15先令。根据失业援助委员会的规定，一个已婚男人救济金的四分之一会被当作房租。因此，上面提到的典型失业家庭每周的总收入大概是33先令，这里面有四分之一是房租。另外，大部分地区在圣诞节前六周和后六周都会有每周1先令6便士的煤炭补贴（1先令6便士相当于一英担[2]的煤）。
由此可见，一个领取救济金的家庭每周收入平均为三十先令左右。这里面至少有四分之一要被扣除当作房租。也就是说，无论孩子或成人，平均每人每周用于吃、穿、取暖、以及其它开销的费用只有六七先令。有大批的人处于这样的生活水平，至少占了工业区人口的三分之一。收入状况调查执行得很严格，只要有任何细微的迹象表明你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就会取消救济金发放。比如码头工人，通常是被雇佣半天，他们不得不每天去劳务介绍所登记两次。如果没有登记就会假定他们是有工作的，救济金就会相应地减少。我见过一些逃避收入调查的案例，但我得说，工业城镇仍然有一定的社区生活，而且每个人都有认识的邻居，逃避调查比在伦敦要困难得多。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实际上仍和父母同住的年轻人编造一个住址，假装已经独立生活，从而可以单独领取补贴。但是周围有很多的密探和搬弄是非的人。我记得有个人在邻居外出的时候帮着喂鸡，却被报告政府，说他“有一份喂鸡的工作”，而他也难以反驳。在维根最出名的笑话是一个男人申请救济被拒，理由是他“有一份运送木柴的工作”。据说他被看见在夜里运送木柴。他不得不辩解他并未运送木柴，只是夜里躲债潜逃。那些“木柴”其实是他的家具。
收入调查最残酷、最恶劣的后果是令许多家庭分崩离析。卧床不起的老人会因此被赶出家门。比如，一名领取养老金的年老者，倘若丧偶，通常会与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同住，他每周十先令的补贴会被用于家庭开支，他得到的照顾可能不会太差。然而，在收入调查中，他却被算做一个“租客”，如果他住在家里，那么他子女的救济金会相应减少。于是，到了七十或七十五岁的年纪，他却不得不搬去出租屋，把他的养老金交给出租屋的房东，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我亲眼见过许多这样的例子，由于收入调查的制度，现在全英国都是如此。
不过，尽管北部工业区失业状况相当严重，伦敦的贫困现象——特别是赤贫——却比北部工业区更显而易见。虽然北部工业区的东西看起来更破旧，汽车也少，衣着讲究的人更少，但明显贫困的人却不多。甚至在类似利物浦或曼彻斯特这样规模的大城市，遇见行乞者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而伦敦如同一个漩涡，将各类被遗弃的人吸入其中，伦敦很大，这里的生活也相对独立而隔绝。除非触犯法律，否则无人关注你。在这里，或许你已完全崩溃。而在邻里们彼此相识的地方就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工业城镇，旧的社交生活方式尚未瓦解，传统依然强势，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因此，也就有了一个潜在的避难所。在一个有5万或10万居民的镇上没有什么临时的和来历不明的人口；例如，没有人睡在街上，而且失业条例里也并没有条款反对人们结婚。每周有二十三先令收入的夫妇离饥饿线不远，但他们也可以勉强组成一个家庭。他们比每周拿十五先令的单身汉的情况好太多了。一个单身失业男人的生活糟糕透顶。他有时住在普通的公寓，更多时候是每周花上六便士住在一间带“家具”的房间里，用剩下的九个便士努力的生活（每周六便士用在食物上，三便士花在衣服、烟和娱乐上）。当然，他既无法有像样的食物，也无法真正安顿好自己。此外，每周房租六便士的人恐怕是不会乐意呆在家里的。所以他只能通过在图书馆或其他可以取暖的地方闲逛来打发时间。取暖——几乎是一个失业的单身男人在冬天唯一的念头。在维根最受欢迎的避难所是电影院，价钱特别便宜，花上四便士你就可以找个座位，在有些地方甚至花两便士你就可以在日场找到座位。就算是处在饥饿边缘的人也乐意花上两便士，以便远离冬日下午的阴冷。在谢菲尔德，我被人带去一个公共大厅听牧师的演讲，这是我听过的，也是我所能想象出的最愚蠢最乏味的演讲。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坚持到演讲结束，演讲还不到一半，我的脚不由自主地把我带了出去。然而大厅里挤满了失业者，为了能呆在一个温暖的地方，比这更烂的胡说八道他们也会听完。
有时我会看见一些靠救济金生活的单身汉，他们的生活境况非常凄惨。我记得在一个镇上，有这么一群人非法蜗居在一所废弃的几乎要垮掉的房子里。他们找来了一些旧家具，想必都是别人不要的，我还记得他们仅有的桌子是一个大理石面的旧洗手池架，不过这样的事只是特例。单身工人并不多见，只要结了婚，失业对他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多少改变。他的家就算再穷也仍然是一个家，值得注意的是，因失业导致的错位现象——男人没有工作但女人工作照旧——并未改变两性之间的地位关系。与女人和孩子是中产阶级家庭的中心不同，在工人阶级家庭中，男人才是家庭的统治者。比如，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几乎没有男人会做家务，而失业并没有改变这个看起来有些不公平的习惯。男人从早到晚都很空闲，而女人还像以前一样忙碌——事实上甚至更忙，因为她不得不用更少的钱来持家。然而到目前为止，就我的经历而言，女人们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我相信她们和男人一样，觉得倘若一个男人仅仅因为没工作就变成家庭妇男，会使他失去男子气概。
但是毫无疑问，失业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无论已婚还是单身，且对男人的影响比对女人大，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幸免。我见过一两个真正有文学才华的失业者，还有一些我没见过但偶尔会在杂志上看见他们的文章。这些人间或会写出一篇好文章或一个小故事，很显然比绝大部分评论家吹捧的那些东西要好很多。但他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自己的天分呢？他们整天都很闲，为什么不坐下来写书呢？因为写书不仅需要舒适和独处的环境——对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来说独处是不可能的——你还需要内心的平静。当失业的阴云笼罩着你的时候，你根本静不下心来，也无法开启创造一切希望的灵感。习惯于与书本打交道的失业者至少可以用阅读打发时间。可是那些阅读有障碍的人怎么办？比如一个矿工，从孩提时代就在矿上工作，除了挖矿一无所长。见鬼，他该如何打发空闲的时间？说他应该去找工作是很荒谬的，所有人都知道根本没有工作可找。你不可能一连七年天天去找工作。租种小菜地的确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帮助养家糊口，但偌大的一个城市，只有小部分人有菜地。镇上几年前已经开办了帮助失业者的就业中心，但总体而言，这样的举措没什么用，仅有一些中心还挺不错。我曾经参观过一两家。有一些避难所可供人们避寒，还有一些关于木工、制靴、皮革、手工织布，编篮子、海草编制之类的定期培训。这么做的初衷不是为了让人们可以制作家具之类的卖钱，而是提供免费的工具和廉价的材料以便他们制作自用器具。绝大部分和我聊天的社会学家都反对该措施，他们也同样反对那个时常被提起但从未兑现的项目——分给失业者一小块土地。他们说职业中心仅仅只是一个让失业者闭嘴的诡计，给他们一种确实有人替他们着想的错觉。毋庸置疑，那的确是开办职业中心的潜在动因：让一个人忙于制靴他就不太可能去看《工人日报》了。而且，这些地方一进去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那种令人厌恶的基督教青年会氛围。经常出没于此的失业者大多是那类绝对服从权威的人——这类人会圆滑地告诉你他很“节制”，他们会支持保守党。然而，即便如此，你还是觉得很矛盾。也许一个人把他的时间浪费在像海草编织这样差劲的工作上也比一年到头游手好闲来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