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空军终于行动起来了。由12架B-26轰炸机组成的一支打击力量向三八线附近的汶山铁路站飞去，用重磅炸弹击毁了一列列火车。接着它们降低飞行高度，向南呼啸而去，向铁路上和邻近公路上出现的目标扫射和发射火箭。北朝鲜人的地面火力也很猛烈，几乎每架飞机都被炮火击中。一架飞机的引擎失灵，摇摇晃晃地降落在汉城附近的水原空军基地。另一架设法返回芦屋，终因损伤严重而不堪使用。还有一架飞机的轴承掉了，在云雾笼罩的芦屋机场迫降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命。
F-80战斗机的任务更为艰巨。从板付机场到战场的310英里已接近其活动半径极限，特别是当它们在200英尺以下的低空飞行时更是如此。但它们飞抵汉城以北地区时，发现道路上拥塞着北朝鲜的坦克、卡车和火炮，于是就对其肆意扫射、发火箭弹。一天的任务完成后，长达50英里的公路上烟火弥漫。
B-29轰炸机，即所谓的超级空中堡垒，原是一种战略轰炸机。由于麦克阿瑟的一再坚持，远东空军把它们当作简单的战术支援飞机使用。将近黄昏，4架超级空中堡垒沿汉城以北的公路和平行的铁路飞行，机上人员只要见到一部卡车、一辆坦克甚至一堆人，管他们是不是北朝鲜一方的，只要看上去“值得炸一气”，就扔炸弹。“这是在乱用战略轰炸机，”空军人员悲叹道，“但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最大限度地显示力量。”
穆乔南撤
与此同时，星期二一整天，穆乔大使在汉城犹豫不决地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离开汉城意味着在今后的关键时刻他将无法保证与华盛顿保持联系。还有，美国应该被北朝鲜入侵者从一个友好国家的首都（象征性地）赶出去吗？穆乔可不是胆小鬼，他同时也是一个操持稳重的人。他的国家委派他到朝鲜来履行使命，现在他必须做出抉择，怎样做最好。
他同英国公使维维安·霍特以及法国临时代办乔治·佩鲁什商议，两人都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留下。国民党中国“大使”邵毓麟别无选择，要是被抓到，用不了一个小时，他就会被蒙上眼睛处以死刑。
穆乔考虑了几种方案。美国还未正式对北朝鲜开战，难道他就不能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打着中立国的旗帜留在汉城吗？他考虑过把使馆全体人员，包括军人和文职人员集中在使馆里，一旦北朝鲜人攻占汉城，他们可以声明享有外交豁免权。驻韩军事顾问团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战争爆发时该如何办的正式指示，不过顾问团的军官们面临三种选择：拿起武器积极协助南朝鲜人击退入侵者；担任韩国陆军作战行动的顾问；或者干脆一走了事，抛弃这个共和国，任其自生自灭。尽管李承晚已经逃之夭夭，但他指派了一位代理总理，与国防部长以及总参谋部的重要官员一道留在原地。穆乔是向韩国政府而不是向李承晚委派的大使，只要汉城还留有政府的残部，他就应该与它待在一起。
穆乔采纳了后一种选择。星期二早晨6时左右，他用电报通知华盛顿，他“同一批人数有限的志愿人员坚持留在原地直到最后”。他提议派他的副手埃弗雷特·德鲁姆莱特以及其余几位外交官向南撤退，“随李承晚总统行动”。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将乘卡车撤离，“撤离时间随事态发展而定，以免受到抛弃韩国的指责”。
艾奇逊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不可取”，穆乔和他的人员将会成为人质。他们应该离开汉城去与李承晚会合，“以免到时候不能安全撤离”。
穆乔无法抗拒一项直接的命令。他指示下属清理一切，准备南下。北部上空枪炮声响成一片，少数留下来的美国人从文件柜里清出机密文件，把它们拿到使馆的院子里，堆在一起。陆军军官们催促着，韩国陆军说共产党人随时随地会进入首都。有人在文件上浇上汽油，用火柴点燃，美国对朝鲜拥有的任何“秘密”都在黑夜中付之一炬。
楼上，使馆的安全官罗伯特·赫维用钍弹（燃烧时立即发出炽热的温度）炸毁了使馆的两台密码机。接着，他抡起大锤，有条不紊地捣毁了电话交换装置——绝不能使通信设备完好地落入北朝鲜人手中。
不巧，一锤砸下去，把大使正在通话的线路切断了。穆乔对着手上戛然无声的话筒骂了一声，就关上房门离开了。他要办两件事：首先，必须找到南逃的南朝鲜政府；其次，下午6时前赶到水原机场，迎接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派来的实地调查团。
穆乔一离开使馆，有人就拉下沉重的铁百叶窗，把使馆建筑物底下两层楼的门窗遮挡得严严实实。早晨，忙乱中谁都没有时间去升国旗，所以此刻也无须降下星条旗。
也无人顾得上把悬挂在主要入口处正中的美国国徽取下来。（北朝鲜人显然没有认识到国徽的重要象征意义。几个星期后美军再度占领汉城时，国徽原封未动。）
看到美国使馆门窗紧闭，这对南朝鲜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惊慌失措的百姓们奔向火车站，攀上南驶的任何列车。挤不上车的人就把行李往背上一扛，步行南去。仅在几个小时之前，国民议会的议员们还不顾共产党的逼近，投票表决要留在汉城，现在都改了想法。黄昏时分，议员们大多已经南逃过了汉江（少数选择留在汉城的大韩民国议员们几天后都被北朝鲜入侵者抓起来枪毙了）。
正当美国人员的眷属挤在臭气熏天但很起作用的“伦霍尔特号”轮船平平安安地在海上航行，而使馆的大部分人员在金浦机场候机飞往东京时，穆乔返回了他的住所。这是自那个遥远的星期天早上获悉可能入侵的警告以来，他第一次回家。
“我打开食品柜和酒柜，告诉仆人们自己随便拿，而且不要待在使馆。”穆乔说。他把大使馆官方轿车给了自己的司机（穆乔知道，一辆吉普车更适合他未来几天的需要），让他“装上家人和任何需要的物品往南去吧”。但是穆乔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需要，他从桌上的保湿箱里抓了一些雪茄，让他的军事助理从使馆小卖部里拿了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在一个背包里装了一些袜子、内衣，还有几件衬衣。
穆乔在台阶上停住脚步，想听到米格飞机的轰鸣声。前一天这些米格机曾时不时地扫射汉城，他曾经两次钻到桌子底下躲避子弹。此刻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他同军事助理坐上吉普车，一路往南去寻找南朝鲜政府。
穆乔匆忙离开汉城几小时以后，北朝鲜飞机就飞临城市上空，撒下传单敦促投降，北朝鲜电台也播出同样的要求。韩国第7师和第2师在汉城以北发动数次垂死反击，但未奏效。韩国人终于溃不成军。
汉江的灾难
按照一系列应急的防御计划，韩国人将炸毁汉城以北的桥梁和道路，并设置路障。用美驻韩军事顾问团成员、担任韩国陆军首席工兵顾问的理查德·克劳福德少校的话说，“混乱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原计划的爆破未能实施，路障设立了但是无人守卫，障碍物没有火力掩护”。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反坦克地雷（虽然有一帮勇敢的韩国人把炸药绑在棍子上，放在行进中的北朝鲜坦克底下，在一座桥上摧毁了4辆坦克）。
太阳刚下山，四名美国记者——《时代》周刊的弗兰克·吉布尼、《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纽约时报》的伯顿·克兰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乘一架军邮飞机抵达汉城。克兰注意到一位美国军官“嘴唇紧闭，面容憔悴”，正在金浦机场瓦砾遍布的水泥地上烧一堆文件。他们来到驻韩军事顾问团司令部，见到了作为代理团长的斯特林·赖特上校，他自从星期天早上匆忙离开东京后就没有合过眼。他形容局势“难以捉摸但仍有希望”，然后便去他的住处设法休息几个小时。但那里的一位南朝鲜高级军官、曾在日本军队里担任过军曹的金白一将军的口吻令人悲观，他反反复复地说：“事情不妙……事情不妙。”记者们也离去稍事休息。
北朝鲜人继续蜂拥而来，至少4个师或更多的兵力在坦克掩护下向韩国2个师的残部进行攻击，即4万人对1万人。午夜时分，韩国军队终于崩溃了。守卫部队接到了渡过汉江南撤的命令。
大约一天前，南朝鲜工兵在横跨汉江的一座桥梁综合体的混凝土拱台上设置了大量的炸药，这个综合体由一座三车道的公路跨桥和三条单独的铁路栈桥组成。命令要求在军队撤过桥之后再行炸桥。
这项计划落空了。午夜时分，配属给韩国陆军的小乔治·塞德伯里少校用电话向驻韩军事顾问团报告南朝鲜人随时准备炸桥的惊人消息，尽管还有1万余人以及装备还未过江。
炸桥的命令在韩国最高司令部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总参谋长蔡秉德少将坚决反对。
蔡秉德身躯硕大，体重差不多有300磅，他挺乐意地接受了他的绰号“胖子”。据美国使馆的哈罗德·诺布尔说，他“胖得不能正常行走，只能晃着走。他脸上起了褶皱，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尽管他没有军人的身材体格，但是蔡秉德是一个战士，他知道迟几个小时炸桥可以使陆军保住人员和装备，这在未来几天里无疑是迫切需要的。但是韩国国防部中一位官阶更高的官员要求立即炸桥，他最为关切的是阻止北朝鲜的坦克过江，即使下令炸桥意味着牺牲数千名韩国士兵的性命。就在蔡秉德继续据理力争时，他匆匆地被带上一辆吉普车过了江。他的副手金白一将军同意炸桥。
美国人也表示反对炸桥。赖特上校一觉醒来，急忙派驻韩军事顾问团副参谋长小沃尔特·格林伍德中校去见韩国人，提醒他们原先做出的保证：待到敌坦克驶到韩国陆军司令部所在的大街时再炸桥。
争执之际，美国记者也被人唤醒了。驻韩军事顾问团的一名少校说：“坏了，坦克已经突入城里，我们说不准防线还能坚持多久。我要留在这里等候（赖特）上校归来，但你们最好从司令部所在的大街向左拐，尽快过桥，然后设法到水原去。”
记者们冲下楼，《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吉布尼注意到在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告示牌上有一张醒目的新海报：“不要忘记——星期二，6月27日。”
三名男记者（吉布尼、比奇和克兰）同乘一辆吉普车，希金斯小姐决定与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一同乘车。街道被行人和车辆挤得水泄不通，以致谁都无法通过。韩国部队作为一支被击溃的军队，似乎情绪奇好，很多士兵边走边唱，交叉路口的宪兵指挥着车辆按秩序行驶，但不得不步行的倒霉的老百姓可就不是那么秩序井然了。妇女们头顶包裹，男人们背着装有日用家什的背架，几千人步履艰难，蹒跚而行。
记者们的吉普车终于驶到了大桥中央，但却被堵得进退不得，前面是一辆六轮运兵卡车，后面是另外一些吉普车。身后的枪声愈来愈近，他们不知道汉城市内的阻滞部队还能坚持多久。他们想下车查看堵塞的原因，但是桥面被百姓挤得水泄不通，无法挪动步子。吉布尼回忆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回到吉普车坐着等候，猛然间，天空被一大片可怕的橘黄色火焰照得通亮，前面不远的地方立刻发出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的吉普车被气浪掀起，抛出了15英尺。”
爆炸把吉布尼的眼镜震飞了，鲜血从他的额头涌出来。满脸是血的克兰叫喊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前面卡车上的韩国士兵看上去都已经断了气。大桥上陈尸数百具，重伤者处处皆是。惊叫着的难民争先恐后逃向北岸。三条行车道上都挤满了车辆和行人的公路桥的中段坠入了江底，三条铁路栈桥也被摧毁。
后来修复大桥时，驻韩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估计，大约500至800名士兵和平民被炸死或者掉入江里淹死。过早地炸毁大桥给韩国陆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的主力还在汉江以北，孤立无援，只得靠偶尔得到的渡船过江；运输工具、补给以及大部分重武器几乎丢失殆尽。假如晚6至8个小时炸桥，韩国的2个师及其大部分物资就可以安全地撤到新建立的防线上。目击者记得大桥被炸的时间是凌晨2时15分。北朝鲜军队将近中午才推进到汉城市中心，几个小时以后才抵达汉江边。在后来的几天里，韩国残余部队乘坐小船和筏子乱哄哄地过了江，到达南岸的部队建制被完全打乱了。
经过一项调查（受到战时的混乱情况和缺少任何书面命令的限制），韩国军事法庭以其准备炸桥的“方式不当”为由，草率地处决了陆军工兵处长。美国陆军官方史料以驻韩军事顾问团很多军官的访谈为依据，它并不企图追究责任，尽管这一“完全无视战斗形势”的命令是由一名文官（国防部的副部长）而不是由军人下达的。美国陆军史指出，不管怎样，“韩国部队从此便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
驻韩军事顾问团7月初的一份记录表明了韩国惨败的程度。战争爆发当天，韩国陆军兵力达9.8万人。一个星期以后，陆军司令部估计汉江以南仅剩2.2万人。几天后，数量更多的散兵游勇集合在汉江南岸，在汉城以西作战的第6师和第8师也前来会合。这样，韩国兵力估计达到5.4万人。但是，在开战的第一个星期里，韩国陆军损失了4.4万人——阵亡、被俘或失踪，几乎占全部兵力的一半。第6师和第8师避开了北朝鲜进攻的主要锋芒，想方设法撤回了大部分武器装备和运输工具。但除了这两个师以外，在开战的头几天里，韩国陆军在精神上和战斗力上都受到重创。很明显，目前要拯救韩国只有仰仗美国的干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