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强说：“我的老伴叫朱敏霞，我和她是在高中认识的。那时候我只是一个毛头小子，一个贫农的儿子，出生是如此的卑微。朱敏霞和我不同，她是shi长的女儿，我们两个人的身份算起来是天壤之别。说来也奇怪我们竟然在一个班级成了同学。
考上高中的我，并没有多大的兴奋，家里穷，吃都是个问题，我根本不敢奢求上学。我那时天真的想，只要能上学就好，哪怕一天吃糟糠，我也愿意。父亲为给我筹集学费和路费，把家里养了三年的老母猪让别走人牵走了，乡里邻居的钱也借了个遍。我是幸运的，同村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他们早已经扛着锄头，没日没夜的在山沟里刨地。我父亲虽说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对我的希望也是巨大的。按照他的想法，到时候读完高中，来到村里也能当个教师，捞个公家的饭碗，算是给祖辈一脉添光。
为了节约几块钱，父亲不能送我，我只能独自一人上路。我没有孤独和害怕，取而代之是兴奋，激动，我不为父亲没能送我，感到伤心。我在心中大声的呼唤，看啊！我终于能像小鸟般自由，飞来飞去。”
林夕沫静静望着戴教授，她仿佛看到一个衣着褴褛的少年，背着一床破旧的被褥，那双闪烁着光芒和希望的眼睛，和大山中的野精灵一样灵动。
“父亲给我兑换五张小米票，有这五张小米票，我就有机会吃上五顿香喷喷的白米饭。在大山中一个月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我另外的粮食是五十斤高粱米。我一个人拿走家里口粮的三分之二。上半年的父亲就要靠在外面挖野菜填肚子。
我知道我拿走的这些东西，给家里带来巨额的负债。这些都要等我将来读完书，才有可能还清。我也曾想过，要么就在大山中种田，年龄一到就托人说媒找个山疙瘩里的媳妇，过一辈子。我父亲不让，我是我们镇里走出来的唯一的高中生。父亲脸上的骄傲和希望。那双浑浊坚定的目光深深的刺痛了我。我知道不能让他失望，为他也为自己，我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学习。
日后的日子，我一心扑在学习上。学校上午只是上半节课，下午要劳动。每吨只吃两个黑馍馍的我饿的双腿发软。在我们学校像我这样农村来的孩子也有几个，他们的父亲不是公社的书记就是村子中有头有脸的人物。虽说每天不能吃到香喷喷白米饭，但白馍馍也少不了。
我从来不羡慕他们，在我的心中，每天能得到知识，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比起来那些扛着锄头在山凹凹刨地的同年龄人，我是多么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