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己出身于湖南的一个普通的农户人家，他和湘乡农村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他很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请求。在咸丰元年，他向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呈奏中，他提出民有三苦：一是银价太高，钱粮难交。在苏州、松州、常州、镇江、太湖等地钱粮过重，在全国罕见。百姓用辛苦耕作换来的粮米卖钱，而米价太贱，百姓抱怨；用铜钱交换银两，而银价又太高，所以老百姓怨声载道。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以安生。庐州、凤阳、赣州一带，自古就是盗贼密集的地方，盗贼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奸淫掳掠，绑架勒索，偷盗活动频繁发生。老百姓把案子告到官府，官府派人去捕捉，由于事先并没有贴出告示，等官兵到了，盗贼早已逃之夭夭。于是官府为了掩饰，便焚烧附近居民的民房，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然后扬长而去。差役借机敲诈当事人的财物，满载而归。有时谎称盗贼已死，而杀死冤囚以了结此案。盗贼由此越加肆无忌惮，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良民根本就没有安稳日子可言。
三是冤案太多，百姓申冤难。地方官吏勾结权贵，贪赃枉法，胡作非为，混淆事实黑白，恣意冤枉好人，屈打成招，冤案迭起。
曾国藩向皇帝力陈这三项百姓的祸害，消除弊病是当务之急，尤其是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要求皇帝反复告诫外省，务必想出改变的办法，严厉责令督抚。
曾国藩认为，治理政治，首要的便是爱民，要爱民最重要的是察举官吏。察举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讲的是“仁术”，“术”字最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而知其所短，厌恶一个人而知其所长，就是“术”字最好的最贴切的意义。又讲遵守大道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的行为上观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明识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曾国藩决然地提出要物色“忠勇”的人才“宏济艰难”，这也是他渴望整顿吏治的治世之道的根本体现。他在同治元年十月二十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方今天下人事，似有剥极来复不可知。来示所指各端，理若可凭，而乱端环起，无一少饵，吏治日蔽，人心愈诈，又未始不疑侮祸之无期。而国藩凉德菲材，尤不足挽回厄运。曾于闰月十二疏请添派大臣德器远胜不才者共扶危局，圣漠谆挚，渝以君臣交警，渎诏感涕，益深抵惧。”在信中，他希望皇上能在危难之际，多多选拔德才俱备之人来共挽危局。
选取人才只是整顿吏治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则是反腐倡廉，对现有的官员进行教育和改造。在咸丰八年十月《给沈藻祯书》中，曾国藩明确提出了自己倡廉的主张：“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敬仰。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资后世。弟昨赠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棒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乎，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得意满’。盖自古而叹之也。”
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给龙启的信中，曾国藩不无愤慨地说：“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凡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认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曾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以痛恨次骨。”
在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给张亮基的信中说：“世事败坏至此，为臣子者独当物色一二忠厚之人，宏济艰难，岂可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
曾国藩认为国家贫穷并不是最可怕的事，也不值得忧虑，最可怕的是民心涣散，社会风气衰落败坏，一个国家如果成了一盘散沙，提不起放不下，那就会任人欺凌摆布。
曾国藩作为清廷大臣，只能把治理天下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对皇帝说，自古以来没有比隋炀帝末年更富裕的了，可是突然之间天下大乱。转眼就灰飞烟灭，这是因为丧失了民心，失去了人民的拥戴。而汉昭帝初年是那么贫穷，可是却日渐走向安乐富足，社会稳定，其关键也是因为善于安抚民心，爱护百姓。曾国藩想以此感召皇帝，使天子能够体察民情，安抚苍生，以求巩固皇室江山。但是，山高皇帝远。高居庙堂的皇帝不可能亲临村野，自己了解民情，微服私访只是偶尔之举，并非常事。
因此，伴皇帝左右的文武百官便是皇上治理政务的左膀右臂，皇帝一般通过百官的奏疏来了解民情。因此，官吏的贤馁，奏疏的虚实，往往影响着皇帝的决策。如果皇帝不善于鉴别是非，就会让奸佞小人钻营投机，使贪官污吏有了鱼肉百姓的可乘之机。所以，曾国藩认为，治理政治首要便是爱民，体恤民心。然而要做到真正爱民，就需要善于察吏。察吏举官最重要的是善于洞察人心，知人方能善任。要了解一个人当然是听他的言论，但又不能完全听他一己之自述。言与行必须结合起来，把握其本质的思想和意图，掌握其品性的好坏。
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凡养民以为民，谈言亦为民也。官不爱民，余所痛恨。”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时，也曾提到自己的“爱民发自内心”。他认为，爱民不是一句空话，也不只是一首《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可以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去爱，要出于“真心”。利民而不损民，助民而不累民，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曾国藩多次上书恳请为受灾的百姓减免赋税，对于受兵灾战乱影响的地区人民，也为他们争取减免历年所欠的钱粮赋税。
作为一个封建官僚，曾国藩有为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的一面，但是，他处处为农民的利益着想，与他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
12
人在江湖，保持头脑清醒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如何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无所忌讳。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