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读，清代甘肃皋兰（今兰州市）人，其祖籍是浙江处州，明初随扈肃庄王就藩而迁居兰州，世为耕读之家。据《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记载，吴可读年轻的时候倜傥自喜，不修边幅。有一年入京会试没有考中，于是留在京城等候下一次考试，实际上是因为迷恋一个妓女，难以别离。姐儿爱财，无奈资斧不继，同乡劝他移居关中会馆九天庙，陕甘一体，免费食宿，正好用功，没想到才住了三天，就又回到那个妓女居住的地方。待到身上的钱全部花光了，床头金尽，壮士无颜，同乡又不得不接济，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回到九天庙居住用功读书。吴可读再放诞豁达，也不能无惭，想想自己年逾不惑，学业未成，功名未立，有负老母殷切期望，不可为人。因而在九天庙中，好好用了一年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中了进士，抽签到刑部当主事，晋升为员外郎。吴可读秉性耿直，不畏强暴，任御史时，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直言敢谏，直声震动朝野。其中最为有名的有两件事。一是关于外国使节朝见大清皇帝要不要行跪拜礼的事。按照中国封建王朝的礼节规矩，不论朝中大臣还是平民百姓，朝见皇帝必须行三拜九叩的跪拜礼，历代如此。清王朝虽然是满族政权，但入关后，特别是康熙以后几乎全盘接受汉文化，也行三拜九叩的跪拜礼。但是外国使节见中国皇帝要不要行跪拜礼，历朝多有不同。朝中争论不休，相持不下，历时半年之久。吴可读直言上疏，请令各国使节觐见皇帝时不必强迫行跪拜礼，应当根据各国的礼俗行事，这样才能显示出大清的宽大胸怀，不可因为这些末节小事而损害了国家形象和国家的利益。这一奏章充分反映了吴可读不妄自尊大，平等待人，尊重他国、他族礼仪习惯的进步思想。二是请诛成禄的事。成禄是乌鲁木齐提督，其在任期间，沙皇军队侵略新疆，而其却畏敌如虎，听任沙皇侵略军从伊犁长驱直入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自己则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到前线去。不仅如此，他为了自己的升官，却纵兵诬杀良民二百多人冒功请赏，实在是罪大恶极。对此，吴可读非常气愤，便上疏痛陈成禄的罪状，说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言词颇为激烈。但是清廷却有意庇护成禄，仅仅给了个免官监候的处分就算罢了。吴可读气愤至极，再次上疏，措词中大发戆劲，说是“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穆宗大怒，认为吴可读是欺他年幼，才敢如此顶撞，非要他脑袋不可。三法司会审时，刑部为了迎合皇帝，办了吴可读的死罪，但是，按照大清律法，定死罪是要全堂同意的，缺一不可。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计十三位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行，画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就因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吴可读才保住了性命，降三级归里。吴可读劾成禄被降级处分后，当时人有《赠柳堂二十韵》，形容吴可读的风骨气概：“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传诵一时。吴可读回乡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对他十分礼遇，并聘请他为兰山书院的山长。
同治时吴可读复任为吏部主事。穆宗要吴可读的脑袋，吴可读却以死为他争嗣，无怪乎慈禧太后要说他“孤忠可悯”了。
事情是这样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穆宗同治皇帝去世，没有子嗣，慈禧太后为维护其专权，立其胞妹（醇亲王福晋）之子为帝，是为光绪，这一来，自己仍然可以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穆宗的嘉顺皇后不堪凌辱，服毒自杀，满朝文武无不起戒慎恐惧之心。
这种以弟继兄的做法，虽然违背了大清王朝“以子传子”的祖宗旧制，但慑于太后淫威，朝臣虽多非议却不敢言。吴可读当时只是一个吏部主事的小官，却决定以死相谏，要求将来载湉生了儿子后，仍旧继承为穆宗之子，使“大统有归”。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1879年4月25日），同治大葬，吴可读随扈而行。大葬完毕之后，返回途中，到了蓟州（今河北省蓟县），住在马伸桥三义庙内，在三义庙上疏后，从容自缢。自缢前，在上吊的白绫上写了一幅对联：“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本想结环自缢，但因三义庙年久破败，梁木朽折，因此改以服毒自尽，并写了一首题作为“柳堂氏感遇感怀，赋此俚言七律一首”的绝命诗，诗云：
回首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
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
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
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吴可读为了维护封建道统和大清王朝“以子传子”的祖宗旧制，安定宗庙社稷，以死相谏为同治立嗣。其实，在他生前同治皇帝并不喜欢他，而且常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其中有道不尽的恩恩怨怨。那么，吴可读又何以为同治如此深远地谋虑，又为自己想了一个以死相谏的笨拙办法？实在令一般人难以理解。因此吴可读的死，实在是人奇事奇。用一条性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于是社会清流在宣武门的文昌阁吊唁，在京的许多王公大臣、清流名士前来祭奠，满目都是情文并茂的挽联，翰林院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被人们广为传播。
吴可读在他的绝命诗和奏疏中预祝光绪生子，将来继承大统，谁知前星不耀，同治竟尔绝后，成为吴可读的泉下之憾。其实，他的这种想法只是固执的道统维护者的一种幼稚的幻想，即使慈禧太后答应了他提出的请求，同治将来也有了后，仍然不可能再继承大统。在中国历史上，此类小宗入主、以弟继兄、以叔继侄的故事甚多，谁见哪一个还江山来。尽管如此，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敢于以死相谏、以身殉道，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其事可嘉，其情可悯，因此《慈禧外纪》赞吴可读曰：“其功不可没也。盖其死也，实根于忠勇之天性，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血性之勇，士君子道义之勇也。其光明之怀，信道之笃，实令人仰叹不置。”
以死建言，在今天人看来，未免愚蠢，但在封建社会，却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吴可读有《携雪堂诗文集》传世，其中《携雪堂对联》部分收联87副，有他死谏前的自挽联：“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在京邸自题联：“万事未甘随俗转；一官辛苦读书来。”题兰州甘肃贡院联：“广厦万千间，地转长安，文运从来关国运；圣朝三百载，天生名相，将坛拜后又词坛。”
引进先进技术，开创近代文明
清代士人和明代士人一样，积极参与兰州地区的各项经济活动，投身地区经济开发，由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局、兰州制造局，由升允、彭英甲等修建的兰州黄河铁桥（今中山桥）等，极大地促进了兰州区域经济发展。
兰州制造局和兰州织呢局是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兴办的，两局的创设，促进了兰州经济，开阔了兰州士人的眼界。
左宗棠，字季高，清代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清末湘军军阀，洋务派首领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
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是抗英派，洋务运动中是爱国派，“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是“塞防派”，他在上给皇帝的奏章中说：“西则塞防，东则海防，两者并重。”（《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在晚清历次反侵略斗争中，他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作为洋务派中的爱国派，左宗棠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向西方学习，求富、求强，反对盲目排外的思想，主张引进西方技艺，在西北发展近代工业，可称为开创西北近代工业的鼻祖。
兰州制造局（兰州通用机器厂的前身）原位于畅家巷，光绪三十二年迁至武都路贡元巷南口西侧，1916年迁至甘肃贡院，1942年迁于土门墩。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到兰州后，策划收复被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占领的新疆，为筹集枪炮弹药，将随军修理军械的西安机器局移建于畅家巷，改名兰州制造局；命上海候补道胡雪岩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白银，购置了机器设备；从福建调来精通工业技术的部属赖长为总管，着手筹建了兰州制造局。同年建成，是为甘肃近代工业的开始。该局主要生产武器弹药，其军火制造技术已达到当时世界水准，生产的火器在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率军进军新疆，扫平阿古柏政权，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中发挥了极大威力，开创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37年中，第一次使用本国近代工业生产的武器，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先例。
兰州织呢局（兰州第二毛纺厂的前身）位于原畅家巷前路后营基址上，即今兰州体育馆西南侧，金昌南路与畅家巷相交处一带，是左宗棠在新疆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后，为发展地方经济而创建的，主要是利用西北得天独厚的羊毛资源，生产毛纺织品，为西北最早的机器工业之一。在他看来，利用西北的特产羊毛，开发毛纺织工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匠师之选……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左文襄公批札》卷7）兰州制造局、织呢局的创办，使近代工业在一向闭塞落后的兰州地区闪现出一缕光华，打破了兰州封建经济的沉寂局面，使古老的兰州开始迈入了近代工业的殿堂，对兰州乃至整个西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局”的创办是外地来兰士人对兰州经济开发做出的巨大贡献，兰州人会永远怀念他们。
清末修建的兰州黄河铁桥（中山桥）是外地士人和本地士人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它与兰州镇远浮桥、段续引进改制的水车一样，都是兰州士人文化的丰碑。它的建成，对兰州、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山桥是万里黄河上建成的第二座永久性近代桥梁，位于白塔山下。清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1908—1909年），投资30．6万余两白银，由清廷批准，陕甘总督升允组织，兰州道彭英甲具体负责，美国桥梁公司设计，德国泰来洋行驻天津经理喀佑斯承包修建。
上部结构为穿式钢桁架，计5跨，每跨跨径45．9米，全长233．50米，总宽8．36米，其中车行道宽6米，两侧人行道各宽1米，桁架高5．1米，桥架横梁为钢梁，栏杆由角铁及钢管焊接而成；下部构造：南北两岸桥台为水泥砂浆砌条石，中间四个桥墩为高强快凝水泥砌料石重力式桥墩，沉井基础开挖至岩层。设计荷载为通行马车。
铁桥所用桁架构件钢材、水泥及其他各种器材、机具设备等，均由德国泰来洋行从德国购置（合同如此规定，实际购自何国，尚不清楚，也有说购自美国的，不管何说，材料购自欧美是无疑的），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6月11日～7月9日）全部海运至天津，自天津经京奉铁路运至丰台火车站，再由京汉铁路运至河南新乡火车站。新乡取道西安至兰州，均用马车运输。由甘肃洋务局派员办理材料转运事务，天津、新乡、西安派驻材料接运委员，兰州设置收料委员会，主持收料事宜。新乡至西安由直、鲁、豫、陕4省大车伙运，西安至兰州由兰州车户王新年独运。整个材料机具设备分36批，自光绪三十三年八月（1907年9月8日～10月6日）起运，次年五月（1908年5月30日～6月28日）止，历时10个月，途经数省，将总计2000吨钢材零部件、设备、机具等运至兰州，创造了近代运输史上的奇迹。
铁桥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3日～3月31日）开工，美国工程师满宝本为施工技术负责人，德国工程师德罗负责收管材料、统计施工进度等，天津人刘永起为工地现场技术负责人，从天津、上海等地招来技术工人10余人，雇用兰州铁、木、泥工匠60余人及小工百余人，最多时达500余人参加施工。宣统元年六月（1909年7月17日～8月15日）竣工，验收通车。
铁桥竣工后，升允于宣统元年六月撰文立碑，以记其始末。此碑现立于中山桥北水榭式广场西端。初名兰州黄河铁桥，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改名中山桥，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一说改名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
中山桥（兰州黄河铁桥）是当时黄河上游唯一一座永久性跨黄河桥梁，是继1905年郑州黄河铁桥建成后，在万里黄河上架设的第二座大桥，号称黄河第一桥。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它与济南黄河铁桥（1912年建）、郑州黄河铁桥共同称为黄河三大桥梁。中山桥建成后，对沟通内地与西陲交通，便利商贾行人，增进民族交往，巩固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山桥建成后曾进行过几次较大的维修，1954年，在原平行弦杆上加拱式钢梁，提高荷载至汽——10级；1990年，加宽原1．2米宽人行道至2．1米；2004年，全面加固维修，封闭机动车交通，改为步行观光桥。
中山桥是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第一座引进国外技术建造的跨黄河桥梁，是目前黄河上唯一保存完好的近代桥梁，已有97年的历史，成为兰州标志性建筑，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