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绵数千里的丝绸之路古道上，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古迹，有举世闻名的敦煌、神秘的楼兰古国，有古金城的炳灵寺石窟、号称天下第一桥的古金城黄河上的乞伏氏飞桥、传说建于唐代的有“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代表”之称的兰州握桥，也有玄奘西行取经时在兰州金城关下西渡黄河的白马浪等。在古丝绸之路沿线，至今留存着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结晶，有令后世惊叹的东西方艺术珍宝，有凝集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发明创造，也有异彩纷呈、扑朔迷离的古文字，这一切，都向人们传达着古代超越国界和民族差异的精神共鸣。
西汉武帝时期，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打击匈奴，打开西域通道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便作出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共同打击匈奴的计划，首先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匈奴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因为乌孙和大月氏原来是在包括兰州部分地区的甘肃河西走廊，它被匈奴驱逐出去后，迁至中亚地区，汉武帝要联合乌孙、大月氏打匈奴，就是要采取两面夹击战略，为了这一政治目的，派张骞西去。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途中被匈奴俘虏，遭软禁长达十余年。逃脱后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张骞这次西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原因是当时月氏西逐大夏人，占领了妫水以北地区，一方面是那里土地肥沃，适于农耕；另一方面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已由游牧过渡为农牧结合的定居生活，所以已无仇胡之心而不愿回归。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诸国的情况，包括各国的风土人情、实地物产等等。这个报告对汉武帝及汉政府了解西汉以西的情况非常重要，对汉武帝下决心通西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张骞生还，带来了有关西域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他的生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所以汉武帝后来就决定通西域，派兵到西域去，最后统一了西域。
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史书上把他的这次西行看作是空前的探险，因而誉为“凿空”，所谓“凿空”，即探险的意思。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霍去病西北斥逐匈奴后，汉王朝对控制西域的战略目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当初单纯为了制御匈奴，变成既要制御匈奴，又要“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于是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再次派遣时任中郎将的张骞出使西域，为斥逐匈奴作准备。张骞用四年时间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据有关史料记载，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但是在这一时期，匈奴虽被斥逐，但并未消灭，仍不断骚扰。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王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西域，从此，丝绸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丝绸之路就其主要线路来说，有北、中、南三条道路，经过兰州的是丝绸之路中路的中段。西汉时属陇右道中的关陇道，这段道路是联接关中和陇右的交通要道。关陇道自西汉京都长安（东汉时为京都洛阳）起，至甘肃中部地区的黄河岸边诸地，分为萧关道和关陇道。关陇道东起县，接回中道，西经陇关，越陇山西南行，经清水、上邽、冀县，至陇西郡治狄道，然后由狄道北行，至金城过黄河到河西。或者由狄道西行至枹罕，西北行至允吾过黄河，再北行至令居，西行溯湟水至临羌，至河西走廊。
东汉时，丝绸之路经过兰州的道路有关陇道与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道两条，略阳道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来歙征讨隗嚣在陇山中开出的一条从陇关直通略阳的通道。由略阳道到金城县，需要渡过黄河，渡河地点在现在的西固地区，具体大约有三处，一是位于今西固区西沙黄河大桥附近的金城渡，二是位于今西固区河口一带的新城津，三是位于今西固区八盘峡一带的八盘渡。
到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处于内乱状态。由于内患的不断增加，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牧马，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游牧民族政权，导致了丝绸之路三绝三通的出现。西方在公元395年，也就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也分裂了，波斯也衰落了。所以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进入比较箫条的时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经过兰州的路段基本走向为出洛阳或者长安，经雍州、秦州、陇西等地进入兰州，然后在兰州渡过黄河西去。
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国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唐王朝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了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中国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了唐玉门关，是中国境内连通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之一。在古代中国，经营西域最盛的就是唐朝，唐王朝在控制西域各国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后，不仅对整个新疆地区进行直接统治，而且在中亚地区直到波斯的东境，也设立了16个都督府，进行名义上控制。当时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解除，唐朝的交通线路，交通组织，又都是最完备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因而使丝绸之路更为畅通。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从而使丝绸之路在唐代再度进入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交流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不仅有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也兴盛起来，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不仅有商人和士兵，也有为寻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们。于是，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传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佛教、祆教、景教等也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到中国，极大地满足了唐朝人在文化方面的需要。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左右退出了新疆，丝绸之路开始慢慢衰落。至唐末五代时，海上丝绸之路出现，陆路上的丝绸之路逐渐被取代。
唐代，兰州已由秦汉时期的边塞重镇、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交替争夺的军事战略要地变为国家的腹地城市，经过兰州地区的丝绸之路有三条道路都经过兰州。一是丝路东段关陇南道，这条道路从长安或洛阳起，越陇山至临州治所狄道，出狄道西北行，越沃干岭，沿阿干河谷至兰州治所金城（今兰州市城关区），从金城关一带渡过黄河，西北行至逆水（今庄浪河），沿逆水河谷去河西走廊。
二是丝路东段关陇中道，这条路自长安或洛阳西行，越六盘山至会州治所会宁，自会州西行至兰州，经兰州西去。三是唐蕃古道，也称吐蕃道。唐蕃古道是指丝绸之路东段的吐蕃道，其部分路段同丝绸之路河西道基本平行。这条道路是唐贞观八年（634年）开通的，自关陇南道经河州，至鄯州治所湟水县（今青海乐都大小古城），或由关陇中道经兰州至鄯州，再西南至吐蕃、尼波罗（今尼泊尔）、印度的道路。全线分为东段河湟道，中段吐蕃道和西段尼波罗道。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都经过兰州，在兰州交汇，从而使兰州地区成为东西交通枢纽和重镇，其战略地位与民族特色更为突出。
宋代的兰州地区先后被金、西夏部分或全部控制，成为几个政权对峙、争夺的地区。由于当时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全线在辽、金、西夏的控制之下，宋王朝所需的军用战马全靠吐蕃地区供给，于是出现了茶马互市形式的丝绸之路贸易。宋代经过兰州地区的丝绸之路路段，由于控制这一地区的政权的变换而有所变化，大体是由东京开封经西京洛阳至长安，沿传统道路经西安至会州，至兰州，经兰州至宗哥城（今青海乐都大小古城），转东北至西凉府西去。
蒙元时期，陆路丝绸之路重新开通，且比较发达，不过这种发达只是落日余辉罢了，随着蒙元帝国的灭亡，也就失去了作用。元代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延至大都（今北京），线路也有所变化。经过兰州的道路为丝绸之路南道。由大都至奉元（今西安），至凤翔，西北行，过陇关，越六盘山，经定西至金城（今兰州市榆中），再经定远镇至兰泉驿（今兰州市武都路与永昌路交叉处的原永昌路百货大楼一带），然后渡黄河，经庄浪（今永登）西行。
兰州丝绸之路重镇的确立
兰州成为丝绸之路重镇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为进一步加强边境防守力度，分段从令居（今兰州市永登县南）筑长城，一直延伸到敦煌，并在长城内修筑有道路。修筑的长城是防御羌胡的军事屏障。而沿长城修筑的道路，因长城带上驻有重兵，这些士兵除守卫边防外，还有保卫长城带上道路畅通的责任，因而这条道路行走起来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既是一条重要的军事交通线路，又是一条较为安全的商贸、文化交流的线路。此时的丝绸之路虽已粗具雏形，但全线并未开通，故兰州仍然只是一个军事重镇，还没有成为丝绸之路重镇。
在汉“断匈奴右臂”后，丝绸之路虽已初步打通，但西汉赴西域各国的使者，西域各国赴西汉的使者，往往受到康居、大宛、乌孙、匈奴的刁难，直至杀害。其中，大宛劫杀汉使，直接引发了一场战争。李广利降服大宛后，中亚、西亚的交通孔道全线开通。此时，兰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有所加强。
东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时通时断，艰难发展。此时，在西北地区河西一带由于五凉等政权的相继经营，相对比较安定。兰州地区经过前凉、前秦、后凉、南凉、后秦、西秦等几代的开拓和经营，丝绸之路东段河南道相对比较畅通，金城正是处于河南道中，而且是一座比较关键的城市，在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尽管如此，此时的兰州仍然是一个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军事战略价值要大大高于交通价值。
兰州真正形成为丝绸之路重镇之一是在唐朝。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也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时期。同时，唐代大一统疆域的西扩，使兰州成为唐帝国的腹心城市，军事重镇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交通枢纽的地位则相对上升。这一时期，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去西域，有三条道路都经过兰州，兰州成为丝绸之路东段中线中三条支路和唐蕃古道的交汇地区，地位空前提高，这一时期的兰州虽不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但丝绸之路从长安西行，到兰州附近后，不论从哪一条支路西去，都必须渡过黄河才能进入河西走廊，而黄河兰州段上的几个渡口，都是当时重要的渡口，所以，不论从兰州附近的哪一条支路上西来，都要经兰州渡过黄河西去，就这样，兰州的丝绸之路重镇地位正式形成并被确定下来。此后的宋元时期，除宋、金、西夏对峙的一段时间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兰州一直是西北地区联系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
丝绸之路对兰州地区历史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影响兰州作为丝绸之路重镇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集散地之一，对丝绸之路的各种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集散交流的过程中，必然对兰州原有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促进兰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士人文化的孕育。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既是一条路、一条交通线，也是一条纽带、一个大舞台，是沿线各国、各个民族进行各种交流的一个载体，其内涵非常丰富。丝绸之路把古代主要大国和主要的文明地区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个纽带，给沿线诸国和各地各族提供了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互相影响、交流文化艺术和科技、不断增进了解和建立友谊的条件和展示各国和各地各族风采的舞台。同时，这条路也是各国进行政治交流的使节之路，各国使节大多是经过这条路进行交流的。另外，这条路也是一条神灵之路，一条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如佛教及基督教的分支教派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都是沿着这条线传播进入中国的。
丝绸之路对兰州历史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西方宗教文化的东来，从而创造了兰州地区灿烂的宗教文化。
东汉以后，南匈奴、乌丸、鲜卑、氐、羌、突厥等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至包括兰州在内的今甘肃、宁夏等地，并逐步汉化，致使汉族传统文化地域进一步扩展。与此同时，源于印度的佛教及佛教文化经丝绸之路缓慢地东进，在敦煌、兰州等地与汉文化交汇后，传入整个西北地区，继而至于全国各地。佛教文化在兰州地区与汉文化以及原有的多民族文化交汇、碰撞的过程中，对兰州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及士人文化的孕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