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风，不想你真的像林中的风一样，在我的生命中，一瞬而逝。
希望你懂我，我本无蓄意的欺瞒，仅仅是想留住这尚还脆弱的幸福。
无论你在天涯海角，高天远水都牵系着我无限的柔情，念你在每一个地方……
这一天是星期五，早晨出门的时候，天上浓雾弥漫。这个季节，北京极少有这样的天气。按照报纸上的说法，都是那个什么“厄尔尼诺”闹的，包括南方百年不遇的洪水，差不多持续了两个月，滔滔浊流淹没了大片美丽的庄园，碧绿的田野一派汪洋。
在电话里，江雪梅告诉我，她的家乡湖北属重灾区，她格外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担忧，天天为他们祈祷平安。而且，有一个令她牵肠挂肚的人也被洪水隔在了那儿，至今杳无音讯。他们之间有过一些小小的疙瘩没有解开，她想借助我的笔表明自己真实的心迹。另外，她要向那个令她牵肠挂肚的人讲述那些曾经发生的当面说不清楚的故事，希望他看见文章后能够体谅她的苦衷。只要这样，无论他今后是否还回到她的身边，她都无怨无悔。我想，我手中这支笨拙的笔起不到江雪梅希望的那么大的效力，但是，我无法拂逆一个平凡女子真诚的心声。
我来到大街上。警察的身影在雾霭里显得朦胧不清。各式各样的车辆亮着灯光穿雾而来，一辆，一辆，汇聚成汹涌的另一种洪流。7点30分正值上班高峰，来来往往的自行车铺天盖地，清脆的铃铛声此起彼伏。满眼都是攒动的人头，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
城市醒了。
由于能见度低，百米开外辨不清事物的面目。我只能根据TAXI顶灯的高低，判断往这边行驶过来的出租车的类型。我和江雪梅约好八点钟在她上班的酒店见面。从我的住处到那家酒店有一段不近的路程，要倒两次车。我想打一辆面的。自从去年北京市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清理整顿后，街上纷飞的“蝗虫”越来越少。等了大约一刻钟左右，我还是未能如愿以偿，最终仍然只得打了一辆红色夏利。一路上听司机抱怨今年生意的清淡，他六点半钟出门，算上我才是第二趟生意。去年这时节，日均五六百块钱，眼下才够一半。只是“挣份儿钱”。“都是亚洲金融危机和洪水闹的”，临下车时，司机隔着座位中间的拦栅丢出一句。几乎所有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爱跟顾客聊一些热门话题，这一阵子，听得最多的自然是金融危机和洪水，恍惚危机的洪流正跟在你脚后边滚滚而至，给人一种焦躁不安的紧迫感。
刚一下车，一位短发女子笑吟吟地迎面走来，我下意识地抬腕看了一眼表，差一分八点。她说：“你很守时”。略带湖北口音。
江雪梅是酒店打印服务部的打字员，一身豆绿色套装，胸前挂着贴有彩色相片的工作证。彼此未作任何多余的介绍，我们像认识多年的老熟人一样侃侃而谈。主要是她说，我听。
上午一般没什么活儿，下午比较忙。除非请假，我没有休息日。要不这么早麻烦你跑过来，真不好意思。
江雪梅抱歉地一笑，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我着意瞅了她一眼，看不出一丝忧郁的痕迹。
我知道我长得不算漂亮，但大家都说我有喜庆相，特别是笑的时候，脸上的酒窝很好看。我喜欢笑，高兴的时候笑，不高兴的时候也笑。其实我的命一点都不好，谁也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苦。总想找一个人说一说，总找不到合适的人。愿意听的人听不懂，听得懂的人不愿意听，或者没功夫听。现在，大家各忙各的事，成天团团转，谁也难得坐下来倾听别人说些什么。所以，我要对你一吐为快。
她突然缄默不言，脸上现出一种严肃的表情。沉吟少顷，她转入正题，偏着脑袋边想边说。
虽然我和林如风同属一个县，但在来北京之前互相并不认识，也不知道有这个人。我和他认识，是在去年夏天的一次联谊会上。
说起来也真够什么的。我的家乡在长江边上，武汉上游。这些年天公不作美，雨水特别多，老是下个不停，动不动就发大水。家乡政府到北京来寻求支援，发动在北京工作的老乡捐款。本来，按照以往的做法，联谊会只通知在京有职有位的人参加，说白了，就是有点身份的人，局长啊书记啊，编辑、记者、工程师之类，也有几个做大官的。一般不通知在京打工的人。
碰巧，负责联络的是我的一个亲戚，觉得我跟普通打工的有所差别，就让我也去参与一下那种场面，捐多捐少随便。这样，我认识了林如风。一交谈，才知道他是邻近一个村子里的，出来两年了，给人家开车。
我和林如风的座位紧挨着，我们说了许多话，彼此都很有好感。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那么痛痛快快地与人畅谈过了。散会后，林如风让我等着，他送人回去后再来接我，不一会儿，他果然来了，仍然开着那一辆黑色奥迪。
“我请了半天假，陪你去玩。”他打开车门，对我说。
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我们到香山坐缆车，这是我头一回坐，心里十分害怕，我不敢往下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到了中途的时候，缆车突然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吓得我尖叫一声，不顾一切地扑进他怀里紧紧抱住了他。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拥抱。不能算是情人之间的那种搂拥。实际上，是因为我太恐惧，躲进他的怀里寻找安全。
后来，我们一块儿吃饭，吃完饭，又一块儿看了一场电影，他才开车送我回了酒店。临走时，林如风留下了他的BP机号码，叫我有空跟他联系，我把自己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了他，二人便有些眷恋地分手了。
次日中午，林如风打来电话，问我昨天在缆车上吓着没有，是不是心有余悸？我的脸立刻烘烘作热，不知如何回答。他似乎察觉了我的心思，马上说等哪天他有时间再带我去玩富斯特滑道，比坐缆车要刺激十倍、百倍。他喜欢冒险，喜欢富有刺激性的运动。林如风告诉我，他十来岁时，酷爱爬树、游泳，在墙洞里掏鸟蛋，有时掏出一条条长蛇。他说，有一次，他伸手进去，触摸到一个冰凉的东西，他心头一紧，知道那是蛇头，但既然抓在了手中就不能松开，一松开，蛇就会窜出来咬你一口。他抓紧蛇头顺势一带，拉出一条一米来长的毒蛇，吓得他父母面如土色，而他却若无其事。我听他说的时候，都吓得心咚咚乱跳。他跟没事儿一样，说那条蛇吃饱了鸟蛋，不会再咬人。他就这么大胆儿。
江雪梅的语气里带着欣赏的口吻，一个女人只有对自己心仪的男人才会用这种口吻谈论。那么，不难断定他们的关系将有一个意料之中的转折。
尽管后来我们并没有去玩富斯特滑道——我不敢玩——可我们之间的交往却渐渐多起来，而且谈话一步比一步深入，态度也一天比一天随便。应该说，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和林如风说得上在同一个地方长大，喝的都是长江水，血液中流淌着一些共同的东西，又身处异乡，彼此能找到一份相依为命的寄托。
不过，我和他真正发生那种关系是在去年春节的那天晚上。要说谁主动谁被动，实事求是地讲，应该说是我主动把他留下来的。其实这无所谓，大家都想在一起，只不过有一个人首先表示出来而已。
春节期间，我们都没有回家，林如风到我租的小屋里来看我。按照老家的习俗，我们做了一桌子菜，像哥儿俩一般推杯换盏地喝酒，直喝得舌头打结，他还嚷嚷着要走，我便半醉半醒地挽留，他亦半推半就地留了下来。
我们就那样睡在了一张床上，借着酒意的掩饰，偷尝禁果。看得出来，他是第一次，慌乱而不得要领，而这种事情，对我并不陌生。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他有愧，好像亏欠了他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正是这一笔债务，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难以解开的结，而在我的灵魂里投下了一片今生今世抹灭不掉的阴影。
江雪梅的叙述缓慢下来。
那天晚上，酒醒之后，我面对一派狼藉的屋子和身边呼呼沉睡的男人，心底涌起一股抑止不住的忧伤。即使在最寂寞、最艰难的时刻，我也极少有过那样难以言喻的忧伤。我明白这忧伤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是来自这个从年龄上应该称我姐姐的年轻男子。不错，我真的爱他很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比海还深，也可以不在乎年龄上的差别。我比他大两岁零一个月，他今年满二十二岁。
江雪梅的脸相显小，但身段很成熟，婀娜着一种妇人的风韵。
然而，我抹不掉自己心头的那块暗疤。从你的眼神，我懂得你已经猜出了事情的真相。我结过婚，并且有一个女儿，已经三岁了。就在北京。我不能把这一切告诉林如风。倘若让他知道了内情，肯定会离我而去，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结局。我要嫁给他，跟他生一个儿子，过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一想到要隐瞒事情的真相，欺骗他一辈子，我又感到良心不安。一边是良心，一边是感情，我掂不出孰轻孰重，如何才能取得平衡。
我摸出他衣兜里的一盒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心里斗争得异常激烈，直至抽完那盒烟，仍旧没有结果。第二天早晨，他起来，还觉得很奇怪，想不起什么时候那盒烟给抽没了。
之后一有机会，林如风就上我这儿来过夜，有时也只是跟我亲热一阵就走了，部队的纪律毕竟比较严格。房东从来不过问这些事，只嚷嚷着多了一个人，要加收水电费。说实在的，这些人，啧，没法儿说，一间空荡荡的破房，三百多块钱，还只准点一个二十五瓦以下的灯泡。时不时拿只眼瞅着你，稍微那个一点儿，就唠唠叨叨地要加钱。这也难怪，商品社会，人心都磨硬了，还哪有人情味。毫不夸张地说，京郊有一小群人是靠外地人的房租养活的。我以前住过一户人家，原来是京郊农民，农转非后，用土地征用费盖了一溜儿平房。房东跟老伴儿年纪大了，没有工作，一个儿子成天游手好闲，全家人就靠三间闲房出租，每月有一千多块钱收入维持生计。报纸上曾经讨论外地人怎么怎么的，简单点说，没有外地人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这些人只能喝西北风。
看来，江雪梅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一再坚持要把这个观点保留在我的文章里。其实，这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的观点，在我采访和认识的不少卓有建树的外地人中，也都恳切地呼吁人们不要一张嘴就带有歧视地分什么本地人外地人，这不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市民的作派。作为政府，应该要设法改善外地人的待遇和生存条件，比如对在某个领域有相当成就的人应优先解决户口问题，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谈话有些离题，其实不然，因为我心头的这块伤疤就是由于租房而留下来的。
一直保留在江雪梅腮边的两个圆圆的酒窝由深变浅，终于慢慢消失了。一对明亮的眸子随着话题的转换渐渐黯淡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