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辩论会引起以上六种不良后果，人们仍然还是从中有所得的。如果人们只陈述而没有驳难，仅各自陈述己见，那么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对的。由此而论，只陈述而不进行争论就能得出确定的结论，这种情况太少了。因此，在辩论中一定要有敏锐的感觉，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要善于思考，从而能进行发明创造；要有能看出万物变化原因的智慧；要有能表达内在情感的言辞；要反应快捷能避免失误的应变能力；要坚于防守，从而能抵御对手的攻击；要勇于进攻，以此来摧毁对方的堡垒；要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去驳倒对方，从而使对方陷于被动。如果能兼有以上各种能力，人们才能通晓天下的道理，从而，才能说服别人。如果不能兼具这八种才能，而只具备其中一种能力，那么也只能取得某一方面的成就，并以这种能力获得某种称号。因此，聪敏到足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能够识别事物的人才；思考后能发明创造的是能够创造的人才；有智慧、能看出事物变化原因的是通达有见识的人才；言辞辩捷丰富的是能说会道的人才；反应快能避免失误的是机敏快捷的人才；坚于防守，能抵御对方的是善于坚持自己论点的人才；主动出击、能克敌制胜的是善于进取的人才；批驳对方时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使对方处于被动的是能够改变辩论双方地位的人才。具有通才的人，这八种才能全都兼备，他可以按照它们的法规在现实生活中加以推行。与通才的人交流时，就可以做到认识上相一致，心心相印。而与一般人交流时，就必须察颜观色去顺应他们的性情。即使自己内心明了许多道理，也不应以此来凌驾他人。即使自己聪明睿智，天资秉厚，也不能事事抢在人前。论辩时如果道理说清了，就不要多费口舌。如果别人有错，那么自己就会引以为戒，不再重蹈覆辙。要谈论别人所关心的东西；要扶植和肯定别人的才能；不去触犯他人的隐私和忌讳；不用举例说明的方法来夸耀自己的优点长处；在发表正确的意见、驳斥怪诞的言论时，应该无所畏惧；要听取别人的金玉良言，称赞愚笨的人偶尔说出的妙语；在进行争夺与退让时，要适度有节，在选择是离去还是留下时不要犹豫不决；当别人盛气凌人，曲解自己的意思而责备自己时，不必计较；当别人不能胜过自己时也不必因此沾沾自喜；要心境平和，保持神志清楚，没有偏颇，无所厚非，只期望一切能符合道义。做到这一切的人，我们就可以和他谈论管理社会与治理自然的道理了。
【解析】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才既殊途，理亦异趣。在这一章中，刘劭主要从理论方面阐述了各种人才的性格及其特征，提出了所谓四部之理，四家之明，九偏之情，七似之流，以及三失之说，六构之难，八能之通。
刘劭首先从自然人事的通常道理出发，认为明智之人须个人素质与常理相合。所谓“四理”，即“道之理”、“事之理”、“义之理”、“情之理”，四者乃天地自然、社会人事的基本原理。人的素质合于这些道理，才能有所成就，也就是“质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见理，理足成家”。质理相应，便有“道理之家”，“事理之家”，“义礼之家”，“情理之家”，亦即四家之明。
由于人质性的差别，才会产生四理的不同，而人要体悟四理，必须由心智之明在外部加以显现。心智之明的显现就是质性的表现，所以四理与质性相互配合心智就产生相应的道理，随即就有相应的家。
其次，刘劭还指出九种偏狭性情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以性犯明”。由于人的性情各有所偏，干扰道理之明，于是便出现九种偏失。《体别》篇中是以中庸为标准将人才分为十二种，并指出其得失，及其原因在于拘抗失度。这一章则从人的才性与常理的关系说明才性的九种所偏。九偏存在的原因在于“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与九偏之情相关，由于性情不纯一，不通畅，其流别便有七种似是而非的表现，比如曲意迎合、不知为知、看似解悟、其实不然等等。
再次，刘劭在此篇中探讨了辩论过程中存在的“三失”、“六构”等状况，以及八种类型的辩才。所谓“三失”，就是辩论时不考虑对方的特点和听众的心理状态，所谈内容与主题相反、相杂，以及不善于运用比喻，用一百句话也说不清一个意思。所谓“六构”，即各人从自己的性情和立场出发，以至辩论过程出现“辞构”、“气构”、“怨构”、“忿构”、“妄构”和“怒构”六种心理冲突。所谓“八通之能”，是指“聪能夺守”，“思能造端”，“明能见机”，“辞能辨意”，“捷能摄失”，“守能待攻”，“攻能夺守”，“夺能易予”。兼有这八种才能，便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不能兼通八者，只有一能的话，便是偏才。与此相应的偏才，也有八种：名物之才，构架之才，达识之才，赡给之才，权捷之才，持论之才，推彻之才，贸说之才。八能皆通的则是兼才之人。此外，刘劭还论述了与人交谈辩论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心理原则，例如“察色而顺性”，“明包众理，不以尚人”，“聪睿资给，不以先人”，“善言出己，理足则止”等。
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在观察事物时，由于思想方法、所处环境及所站的立场、角度不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片面性，致使对事物的认识失真、失实。同样，在观察人、识别人时，如果不善于识人，就会鱼目混珠、智愚难分、滥竽充数。如此，轻者会埋没人才，重者则贻误事业。因此，公正客观地观察人、识别人十分重要。
【人才智鉴】
郭子仪进退有节保富贵
进退有节的人容易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好感，取得的成就不仅大，而且能够持久。得志便猖狂的人属于“小人”，即便一时得志，由于轻狂自大，目无他人，招致小人的忌恨，被人暗中使坏，成就难以持久，荣福也往往短暂，如昙花一现。
这两种人成败的深刻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为人处世的区别上，还表现在他们接人待物的方式中蕴藏着的各自不同的人生思想和做事方法。其他人的评价和看法只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进退有节的人比较谨慎，做人做事小心翼翼，很少粗心大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们做事有归律，井井有条，不忙不乱，乱中有稳，忙中有序，这种工作方法与他进退有节的人生行为是一脉相承的。有这样良好的工作习惯，又能得到左右人的肯定和帮助，这种人成功的气数自然增加不少。
得志便猖狂的人则不然。他们在未得志之前，也有理想和抱负，但过于看重个人的努力和天赋，一旦成功，总以为是个人聪明和努力奋斗的结果，而忽略了其他人的功劳。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这种心态促使他不细心观察周遭情势的变化，自高自大，对事物的变化失去了准确的判断，因此成就难以持续下去。再加上狂妄自大，得罪了其他小人，又凭添了无数阻力和困难，自然难以持久了。
唐代郭子仪爵封汾阳王，王府建在首都长安的亲仁里。汾阳王府自落成后，每天都是府门大开，任凭人们自由进出，郭子仪不准府中人干涉。
有一天，郭子仪帐下的一名将官要调到外地任职，特来王府辞行。他知道郭子仪府中百无禁忌，就一直走进了内宅。恰巧他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他的爱女两人正在梳洗打扮，而王爷郭子仪正在一旁侍奉她们。她们一会儿要王爷递手巾，一会儿要他去端水，使唤王爷就好像使唤奴仆一样。这位将官当时不敢讥笑，回去后，不免要把这情景讲给他的家人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整个京城的人们都把这件事当做笑话谈论。
郭子仪听了倒没有什么，他的几个儿子听了都觉得太丢王爷的面子。他们相约，一齐来找父亲，要他下令，像别的王府一样，关起大门，不让闲杂人等出入。
郭子仪听了哈哈一笑，几个儿子哭着跪下来求他。一个儿子说：“父王，您功业显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却不尊敬自己，不管什么人，您都让他们随意进入内宅。孩儿们认为，即使商朝的贤相伊尹、汉朝的大将霍光也无法做到您这样。”
郭子仪收敛了笑容，叫儿子们起来，语重心长地说：“我敞开府门，任人进出，不是为了追求浮名虚誉，而是为了自保，为了保全我们的身家性命。”
儿子们一个个都十分惊讶，忙问这其中的道理。郭子仪叹了口气，说：“你们光看到郭家显赫的声势，没有看到这声势丧失的危险。我爵封汾阳王，往前走，再没有更大的富贵可求了。月盈而蚀，盛极而衰，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们常说要急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让我归隐。再说，即使归隐，也找不到一块能容纳我郭府1000余口人的隐居地呀。可以说，我现在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紧闭大门，不与外面来往，只要有一个人与我郭家结下仇怨，诬陷我们对朝廷怀有二心，就必然会有专门落井下石、妒害贤能的小人从中加油添醋，制造冤案，那时，我们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郭子仪明白祸是如何产生，应该如何去消除祸害的道理。他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他善于接受幸运和宠幸，更善于忍受灾祸，深谙中正平和、不变不惊的明哲保身道理，所以才能四朝为臣。
郭子仪的立身处事，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的风格。他带兵素来以宽厚着称，对人也很忠恕。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不顾一切，马上行动。等到上面怀疑他，要罢免他时，也是不顾一切，马上就回家吃老米饭。所以屡黜屡起，国家不能没有他。
吕蒙正无私无畏荐人才
据《宋史·吕蒙正传》记载，吕蒙正（946～1011年），字圣功，河南洛阳人，宋太宗赵炅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一，后来官至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