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兼有三才，三才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兼有三才，三才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兼有三才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讥诃，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创思远图，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馀，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凡此八业，皆以三才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才也。能属文着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凡此十二才，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才，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才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才，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才，三孤之任也，三才纯备，三公之任也。三才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才，师氏之佐也。智意之才，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才，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才，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才，国史之任也。辩给之才，行人之任也。骁雄之才，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与一才同用好，则一才处权，而众才失任矣。
【译文】
人才的类型按照专业可以分为十二种：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和雄杰。
“清节家”就是指那些品德高尚、行为举止值得人们学习的人，延陵和晏婴就属于此类。“法家”是指善于制定各种法规制度，从而使国家强盛、民众富裕的人，管仲和商鞅就属于此类。“术家”指有深刻的思想，反应机敏，在策划与谋略方面能够出奇制胜的人，代表人物是范蠡和张良。有一种人兼有德、法、术三种才质，并且，他们的德行能够引导社会风气；他们制定的法律使天下人都觉得公正平等；在政治谋略方面，他们也能够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这种人是国家的杰出人才，称为“国体”，代表人物有伊尹、吕望。有一种人才，兼有以上三种才质，但能力不强，人们称之为“器能”，他们的品德能在一定范围内起表率作用；他们制定的法律能够使地方上的人觉得公正平等；他们的计谋能妥善处理一般事务，其代表人物有子产和西门豹。还有一些人，兼有德、法、术三种才质，但又不是它们的全部，而是每一种才质的某一方面。属于“清节家”支流的人不能做到宽弘大量地容忍别人，却喜欢议论盘问别人，明辨是非，这种流派叫做“臧否”，代表人物有子夏等人。属于“法家”的支流的人思路不开阔，不能深谋远虑，只能任某一官职，专心致志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流派叫做“伎俩”，代表人物是张敞、赵广汉。属于“术家”支流的人不能制定各种制度法规，只能通过运用权术见机行事；他们的智慧谋略很高，但不能做到公正待人，这种流派叫做“智意”，代表人物有陈平、韩安国。以上这八种类型的人，都是以德、法、术三才才能作为基础的，因此，虽然分成不同的种类，但都属于可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的人才。具有写作能力、能着书立说的人称为“文章家”，司马迁、班固就属于这一类。能够传授古代圣人的学说和思想，而不能从政办实事的人，称为“儒学”，毛公、贯公就属于这一类。在辩论时，观点不一定正确，但能言善辩，应对自如的人，称为“口辩”，乐毅、曹丘生就属于这一类。勇敢无畏，力气超群又雄才大略的人，称为“骁雄”，白起、韩信就属于这一种，具有以上十二种类型的人才都足以担任大臣，但君主应具备的德性并不包含在内。
君主所具有的德性应该是聪明平淡，他能使手下的人才各司其职，而不需事必躬亲。君主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就会按照人才特点安排职务，“清节家”就可以担任师氏的职务；“法家”类型的人，可以担任司寇的职务；“术家”类型的人，可以担任三孤的职务。德法术三种才质都具备的人是担任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官职的人选，德、法、术三种才质只具备一部分的人，那么可以担任冢宰的职务。具备“臧否”才能的人，可以担任师氏的副手。具有“智意”才能的人，可以担任冢宰的副手。具备“伎俩”才能的人，可以担任司空的职务。具备“儒学”才能的人，可以担任教化人民的职务。具备“文章”才能的人，可以担任编写史书的职务。具备“口辩”才能的人，可以担任使者的职务。具备“骁雄”才能的人，可以担任将帅的职务。由于君主明了统治的道理，从而使臣子职责的划分井井有条，那么各级官员都会发挥各自的才能管理政务，天下就会出现太平盛世。如果君主不了解平淡的道理，只任用具备某一方面才能的人，那么，一旦这某一类型的人掌管用人之权，他就只任用与自己同一类型的人才，其他类型的人才便得不到任用，当然也就难以发挥他们的才干了。
【评述】
在这一章中，刘劭根据是否具备德、法、术三才为衡量标准，并根据人的才性的不同类别，划分了十二类人才及相应的十二种适宜从事的职业。这十二种人才及相应的职业是：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刘劭分析了这十二家的本质特征、基本功能、任职范围，以及在政治活动中的具体内容，指出他们的曲直得失、长短优劣，并以先秦西汉的着名人物伊尹、管仲、张良、陈平、司马迁、韩信等实例加以说明。
同时，刘劭认为人君应该是“聪明平淡，总达众才”的人，惟有具备全面的才能，才能使“十二才各得其任”，君臣有序。与此相反，如果领导不能做到“聪明平淡，总达众才”，与某一方面的偏才一样，就会使“众才失任”，起不到领导和支配众才的作用了。
现在许多能力卓绝的领导，不能参透“聪明平淡，总达众才”的道理，往往独揽大权，每事必亲自过问，大事小事一起抓。一个人的能力再强，其精力也是有限的，怎么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好呢？作为领导，应该把权力下放，让下属各尽其才，使事情圆满解决。
【人才智鉴】
德高望众的伊尹
商汤是古代黄河下游商国的国君。据传说，其祖先是帝喾的小儿子，名字叫契。契曾帮大禹治水，立了功，禹赐其姓氏，封他在商地。契就在封地建立了一个小国家，叫做商国，商是夏的属国，夏契胡作非为的时候，正是子契第十四代孙商汤执政商国之际。又据传说，夏桀身体高大，力大无比，可赤手空拳同虎豹搏斗。但他自负勇武，总认为天下无敌，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管百姓死活。他嫌宫室太简陋，就耗费巨资，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7年时间，在洛阳修建了一座寝宫。为讨宠妃妹喜的欢心，命人把府库中存放的精美绢帛搬出来，一匹一匹地撕给她看。在宫苑还特建一处酒池，揩宫女驾舟荡桨在池上嬉戏。还嗜酒如命，而且一醉酒，就拿人当马骑，骑不尽兴，就把人杀掉。如此昏庸残暴，惹得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商汤见状，决定顺乎民心，推翻夏朝。但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反复权衡之后，总觉得万事齐备，还缺一位足智多谋的大贤臣来辅佐他。大贤臣在哪儿？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
正当他忧心忡忡之际，忽然感到妻子的陪嫁奴隶伊尹这几天做的饭菜，不是淡得没有一点点咸味，就是放盐过多，咸得发苦。商汤很恼火，就派人把伊尹找来大加训斥。可伊尹不慌不忙地说：“我也知道，做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有把佐料放得适当，吃起来才有味道。我这几天做的菜时咸时淡，且咸淡出奇，是我有意借此提醒大王：治理国家也和做菜一样，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如愿以偿。”商汤听了大吃一惊：一个做菜的奴隶怎能讲出这番话来？他略加思忖，便开始了解伊尹的身世，并惊喜地发现：他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学士，曾一度做过莘国国王女儿的宫廷教师，由于莘国灭亡而致今日。他还了解到，伊尹很有抱负，很有见解，对夏桀极为不满，同时认为自己确是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才。于是商汤当即解除了伊尹的奴隶身份，任命他为右相。
接着，商汤根据伊尹的建议，先历数夏桀骄奢淫逸，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规劝那些被夏控制的部族反叛夏朝，归顺商国。又对不听规劝的葛伯族出兵进攻、直至消灭，还剪除了夏的羽翼韦、顾、昆吾等国。同时，也采纳了伊尹“网开一面”的策略：给部族中某些人以改邪归正的出路。于是，商汤美名大震，很快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商汤又发表宣言，挥师伐夏，并于鸣条之野，大败夏桀。夏桀本人也在溃逃中死于南巢。
不久，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建立了商朝，定都于毫。伊尹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规定官吏要勤恳工作，做出成绩，否则就要受罚，甚至罚做奴隶。因此，商朝初期，官吏都遵纪守法、兢兢业业，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商汤死后，因其长子太丁早死，伊尹就辅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传位给中壬，伊尹又辅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把王位传给太丁的儿子太甲，伊尹又辅佐太甲。可惜，太甲开始不遵祖训，吊儿郎当，满朝文武为此急得团团转。伊尹在此关键时刻，毅然将太甲送到桐宫软禁起来，让他悔过自新。同时，自己代他掌管天下。3年后，太甲果然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伊尹欣喜异常，亲自迎他回宫，并交还政权。后来，太甲成为勤政爱民的一代贤君，而伊尹“放太甲于桐”的故事，也为世人称颂不已。
死于非命的法家代表
本章指出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根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执行法规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在未显达时，他被众人猜忌。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弊害在于易被奸邪小人仇视。作为治国之才，因有弊端而不经常征用，并且功劳大却不得善终。
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由于人有向恶的一面和懒惰特点，如果不建立法制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但是，如果过于看重法令的作用，忽略掉历史原因和人的生物属性，把人当做循规蹈矩的机器，会搞得大家很紧张，最终会导致压抑人才或吓跑人才。
当然，法制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它有助于人们克服自身缺点，抑制犯罪念头，更是社会有序发展的保证。法令强调堵塞禁绝，道德教化重在疏引开导。法家之才如能情理、制度并重，把握好“情有可原，法不可恕”与“法不可恕，情有可原”的分寸，以富国强民为根本，同时兼顾风俗教化的引导作用，懂得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严厉与宽容兼顾，则可以成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
如果一味强调法规的禁绝堵塞作用，视一般百姓如草芥，忽视客观因素，急功近利，不仅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而会把工作做得一团糟；又因为得罪人，遭人忌恨，一旦形势变化，灾祸就会随之而来，刀剑便会架在身上了。因为变革带来的陡然变化，打破了人们的惯性心理和生活，“民曰不便”必然会引起震动和反对。利益受到冲击的权贵们，则会耐心等待机会，利用手中权力到时反戈一击。如能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积累变革的成功经验，老百姓逐渐受益了，便可得民心；民心所向，变革就会如顺水行船，大步伐前进。这么做，于公于私，都是利多于弊。
历史上倡导法制的人，都因为想急于做出成就，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或其他力量的阻挡，要么事功未成，要么结局悲惨。
晁错在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强调法令制国。由于刘邦当时分封的属国权势太大，不利于中央集权，晁错建议修改法令三十章以减属国的权势地域，诸属国共皆哗然。
晁错的父亲知道后，从颖川到长安来劝诫他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却侵逼诸侯各王，拆散人家骨肉，搞得诸侯怨声载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呢？”晁错说：“不这样，皇上坐不安稳。”他父亲叹一口气说：“皇上一家是平安了，但我们晁家却会有灭族之灾！”随后喝药自杀了，临死时痛心地说：“我不忍看到灾难降临到全族啊。”
十多天后，吴楚七国打着诛灭晁错的旗号造反，说要清理皇上身边的奸臣。
大臣袁盎本与晁错有旧怨，为汉景帝策划消灭叛乱之事。袁盎请求汉景帝屏退左右，连他晁错也在内，晁错恨恨而去。袁盎说，七国本是汉高祖子弟的封地，现在因为晁错无故侵凌才叛乱。目前只要杀掉晁错，把封地还给吴楚七国，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汉景帝沉默了很久，说一句“我不能因爱惜一个人而得罪天下”，便下令斩杀晁错，族人全部废为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