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答：“按《曹公新书》的说法：‘当我之兵力两倍于敌时，我就以一部为正兵，一部为奇兵；当我之兵力五倍于敌时，就以三成的兵力作正兵，二成兵力作奇兵’。这只是大概的说法。只有孙武说过：‘作战的态势，不过奇和正罢了，但奇正的变化却是不可穷尽的。奇正相互转化，如同圆环没有终端一样，谁能穷尽它的奥妙呢？’这话才道出了奇正变化的道理，哪能将它们孤立开来看呢？如果士卒对我的战法没有熟习，部将们对我的号令尚未熟知，那么就一定要训练他们奇正相变的战法。训练时，要让军队识别指挥的旗帜和鼓音，反复进行分散与集中的演练，所以说：‘分合为变’，这就是平时训练部队的方法。训练完成之后，部队上下都掌握了我的战法，然后就能象驱赶羊群一样，听凭将帅指挥，谁还能认清奇正的分别呢？孙武所说的：‘用种种假象欺骗敌军，同时又不使敌军察知我的真实情况’，这是奇正变化之术运用的最高境界。所以，平时分别奇正，那只是训练之法。在战场上根据情况而活用奇正，却是没有穷尽的啊。”
唐太宗说：“深奥啊！深奥啊！曹操一定是知道奇正运用的道理的。《新书》中的奇正之论仅仅是教练将士的一般法则而已，并不是奇正的根本奥妙所在。”
唐太宗问：“曹操说：‘奇兵就是从侧翼打击敌军’。你认为是这样的道路吗？”
李靖答：“根据曹操在注释《孙子》时所说：‘率先同敌军交战的部队是正兵，然后出击的部队是奇兵’。这里讲的就与‘奇兵就是从侧翼打击敌军’的说法不同。臣下认为，主力与敌军正面交锋的是正兵，将帅临时捕捉战机出击敌军就是奇兵，哪能拘泥于先后、侧击的说法说？”
唐太宗问：“我的正兵，使敌军误以为奇兵；我的奇兵，使敌军误以为正兵，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形人’吧？我能以奇兵变为正兵，以正兵变为奇兵，奇正变化使敌军无法推测揣度，这就是所谓的‘无形’吧？”
李靖再拜起而说：“陛下圣明，远超过古人，非我辈所能企及的。”
唐太宗问：“部队在进行分合变化的时候，奇正表现在哪里呢？”
李靖答：“善于用兵的将帅，无处不用正兵，无处不用奇兵，致使敌军无法判断。所以，正兵也能取胜，奇兵也能取胜。全军上下，只知道胜利了，却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如果不是把奇正变化灵活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由部队的分合产生出奇正的变化，只有孙武能够做到，吴起以下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唐太宗问：“吴起用兵的方法怎样？”
李靖答：“请允许我概略地加以说明。魏武侯曾经问吴起两军相遇时知敌之将的方法，吴起回答说：‘派遣勇敢的下级将佐率领部队向前出击，刚一交锋就败退，败退以后不要处罚，借以观察敌军进攻的动作。如果敌军前进、停止都有节制，见到我军败退也不追击，这是敌之将领有智谋的表现。如果敌军全军进行追击，士卒行动毫无秩序，这是敌军将领无能的表现，可以毫不迟疑地予以攻击’。我认为吴起用兵的方法大致多是这一类的，并不是孙武说的用正兵同敌军交战。”
唐太宗问：“你舅父韩擒虎曾经说过，可以与你讨论孙吴的兵法，也是指讨论奇正之术吗？”
李靖答：“擒虎哪里懂得奇正变化的奥妙，他仅仅知道奇兵就是奇兵，正兵就是正兵罢了，从来不知道奇正相互变化、循环无穷的道理。”
唐太宗问：“古人临阵出奇，攻敌不意，这也是奇正变化的法则吗？”
李靖答：“过去朝代的战斗，大多都是稍有用兵之术的将领战胜毫无用兵之术的将领，以微小的长处战胜没有长处的将领，这些人怎么能谈得上懂兵法呢？比如东晋谢立大败前秦符坚，并不是因为谢玄善于用兵，而是因为符坚不善于用兵罢了。”
唐太宗命侍臣取出谢玄的传记阅览以后，问道：“苻坚哪些地方处置不善呢？”
李靖答：“我看《苻坚载记》上讲：‘前秦各路兵马都溃败了，唯独慕容垂一支队伍完整无损，符坚率领千余骑败军去投奔他，慕容垂之子慕容宝劝其父杀了符坚，慕容垂没有杀’。由此看来，前秦各路兵马溃败，而慕容垂一军独能保持完整，显然是符坚遭了慕容垂的暗算。符坚遭到自己将领的暗算，却想要战胜敌军，那不是很难的吗？所以我说：不懂用兵之术的将领，正是指符坚这类将领。”
唐太宗说：“《孙子》说多算胜少算，因此可以知道少算胜无算，凡事都是如此。”
唐太宗问：“黄帝兵法，按后世传说称为《握奇文》，或者称为《握机文》，究竟怎样说法？”
李靖答：“‘奇’读音作‘机’，所以也将‘奇’传为‘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按《握奇文》上说：‘四方为正兵，四隅为奇兵，中央的余奇之兵是由主将掌握的机动部队，所以称之为握机’。奇，就是余零的意思，因此奇读音同于‘机’。我认为，战场上用兵无处不用心机，哪能只就掌握而言，如何正确地运用中军余奇之兵就有机谋。正兵，是受命于君主；奇兵，其如何使用则出自于当时将帅的调遣。兵法说：‘平素就严格教育士卒做到令行禁止，士卒就能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这就是指按照君主命令兴兵作战的正兵。兵法又说：‘战阵之事当相机行事，不能事前刻板规定，即使国君的命令，如果不符合战场上的情况，也可以不接受。’这就是指将帅机断行事。将帅之中，只知使用正兵而不知运用奇兵的，是守将；只知运用奇兵而不知使用正兵的，是斗将；奇兵和工兵都能使用得法的将帅，才是辅国的良将。所以说“握机’、‘握奇’，原本就没有两种方法，关键在于学习者能够灵活运用融会贯通罢了。”
唐太宗问：“握机阵区分为九个小方阵，中央一阵为余零之兵由大将亲自掌握，四方四隅八阵都向中央军阵看齐取准。大方阵之中包容许多小方阵，大部队之中包容许多小分队。可以前阵做后阵，也可以后阵做前阵。前进时不冒进奔跑，后退时不纷乱急走。整个方阵四头八尾，哪个部分受到敌军攻击，哪个部分就立即变为阵首迎击敌军。如敌军拦腰冲击方阵，那么方阵头尾都来救应。布置阵式时的最初数目是五个军阵，而后演变成八个，这是什么道理呢？”
李靖答：“诸葛亮用石块纵横排列成八行垒作八卦阵，这和黄帝九军方阵之法是相同的。我过去训练部队阵法，总是先演练这个阵法。现在世上所传的《握机文》，不过只说明了它的概略罢了。”
唐太宗问：“按《春秋》所载，楚庄王的军队有二广的编制，其规定说：‘军中百官根据旗鼓的号令而行动，军队的事情不待命令就有所准备。”这也是来自周朝的制度吗？”
李靖答：“根据在丘明《春秋》所说：‘楚庄王的亲兵广（车队）三十辆，每广设一指挥官（指挥官统率下的车队中每乘车）编配三队步卒，步车在战车的右边行动，以车的右辕为基准，在两车之间进行战斗。’这都是周朝的军制。我认为：统率百人以上的指挥官为‘卒’，统率五十人的指挥官为‘两’。在楚国的军制中增加了战车，每乘配备士卒一百五十人，比周制人数增加了许多。周制每乘战车只有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三甲共七十五人。（这是因为）楚国多高山大泽，战车少而士卒多。（至于将每乘战主配备的一百五十名士卒）区分为三队，这与周制是相同的。”
唐太宗问：“春秋时，晋国荀吴率兵讨伐狄，舍弃车战改为步战，这是正兵，还是奇兵呢？”
李靖答：“荀吴是用车战的方法。他虽然舍弃车战改用步战，但仍然是用车战的方法。（在作战时）以一队为左角，一队为右角，一队为前拒，共分三队，这是一乘车的作战方法，就是千乘万乘配备方式都是一样的。我按《曹公新书》说：攻车一乘有七十五人，分为前拒一队，左右角各一队；守车一队，包括炊事人员十人，守护装具五人，饲养马匹五人，砍柴担水五人，共计二十五人，攻守两车共有士卒百人。所以动员十万军队，大概就需要战车千乘，即需要轻、重战车二千乘，这是荀吴车战之法的大概情况。再从汉魏的军制来看，通常以五车为一队，设仆射一人；十车为师，设率长一人；兵车千乘设正副将领二人，如兵车再增多也是仿效这样的办法。我今天所用的车战法就参照了这种方法，跳汤队，由骑兵组成；战锋队，由步骑各半混合编组；驻队，则由步卒和车辆各抽出若干组成。我西讨突厥时，越过无数险阻转战数千里，这种制度也不敢轻易变动。这里因为古时的战法严整不乱，确实应当重视。”
唐太宗说：“布阵的数目最初是五个，最后推演为八个，这不是由于假设物象的缘故，而是一种古代军阵的传统制度，你试为我说明一下。”
李靖解释道：“黄帝创立丘井之法，并根据这种方法确立兵制。所谓丘井之法是将一整块田亩横竖各两道，八家共同耕作，这一整块田亩经划分之后形似一个‘井’字，正好将这块田亩分作九块。以井田来演示八阵，那么东南西北中即为五块方阵，余下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块为闲地，这就是所谓布阵之数开始为五降；空出中央阵地，由大将居中指挥调度，再在四隅环绕列阵，这样布阵之数就演变成环绕中央阵地一周的八阵了。等到分合变化出击敌军时，则旌旗纷纷，人马纭纭，虽然阵地上看起来纷乱厮杀，但实际上阵法却不错乱；车马奔驰有如奔流，阵形浑圆而不散乱。这就是所谓散开分为八阵，然而相互策应凝成一个战斗整体。”
唐太宗说：“黄帝所创制的兵法真是深奥啊！后人虽然有很高的智慧、很深的谋略，但谁也没有能够超出他的思想。黄帝之后，又有谁能继承他的兵法呢？”
李靖答：“西周刚刚兴起的时候，姜太公曾经整理过黄帝兵法，在岐都开始建立井田制度；拥有战车三百辆，勇士三百人，创立了周朝军制；教士兵演习方阵作战的动作，创立了阵战的方法。因此，在牧野之战中，姜太公以勇士百人组成的前锋冲击敌阵，成就了武功，凭借四万五千兵卒就战胜了商纣七十万大军。周代兵书《司马法》，就是根据姜太公兵法而作的。姜太公去世以后，齐国人得到他遗传的兵法。等到齐桓公称霸天下，任用管仲为宰相，重新整理姜太公兵法，使齐军成为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天下诸侯都心悦诚服的。”
唐太宗说：“儒家大多认为管仲只是个以霸道治天下的谋臣，却不知道他的兵法原是出于王道之治的。诸葛亮是辅佐帝王的贤才，他常将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由此可知管仲也是辅佐帝王的贤才。但在周室衰微的时候，周王没能任用他，所以他凭借齐桓公的武力以匡正天下。”
李靖再拜说：“陛下圣明，了解人如此深刻，老臣为如此圣明君主劳此一生，即使死去，也无愧于昔时的贤者。请允许我说明一下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他把齐国民众分作三部分，相应建立三军。以五家为一轨，相应以五人为一伍；以十轨为一里，相应以五十人为一小戎；以四里为一连，相应以二百人为一卒；十连为一乡，相应以二千人为一旅；以五乡为一师，相应以一万人为一军。这就如同《司马法》的军制一样，一师分为五旅，一旅分为五卒。所以，管仲创立的军制本源于姜太公创制的遗法。”
唐太宗问：“有人说《司马法》是穰苴所着，对还是不对？”
李靖答：“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景公时，穰苴善于用兵，曾击败燕国和晋国的军队，因此景公加封他为大司马，于是人们称他为司马穰苴，子孙也称作司马氏。到齐威王时，命大臣探讨古代司马兵法，同时也研究穰苴的军事着述，整理出《司马穰苴书》数十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军事学派，又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其实都渊源于古代《司马法》。”
唐太宗问：“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和编次当时存世的兵法，一共得到一百八十二家，删去芜伪、择其精要，选定了三十五家，现在为何失传了呢？”
李靖答：“张良所学的即大公的《六韬》、《三略》，韩信所学的即司马穰苴、孙武的兵法，然而这些兵书的内容大体不外三门四种。’”
唐太宗问：“什么叫三门？”
李靖答：“臣下的拙见是：《太公谋》八十一篇，其诡秘的计谋，不是一般人的言语所能说明的；《太公言》七十一篇，其深玄的言论不是一般的兵法所能阐述的；《太公兵》八十五篇，其用兵之道不是一般人的才识所能了解的。这就是古代兵书中的三门。”
唐太宗又问：“那什么叫‘四种’呢？”
李靖答：“汉成帝时的任宏就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兵家学派可以这样区分：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再加上阴阳、技巧两种，这就是四种。”
唐太宗问：“《司马法》首先叙述田猎之事，这又是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