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进院落，前面设殿门一座，名为祾恩门。据《太常续考》等文献记载，天寿山诸陵陵殿名为“祾恩殿”，殿门名之为“祾恩门”，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世宗朱厚熜（zǒng）亲易佳名。其中，“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之恩”意，长陵祾恩门，为单檐歇山顶形制，面阔五间（通阔31.44米），进深二间（通深14.37米），正脊顶部距地面高14.57米。檐下斗拱为单翘重昂七踩式，其平身科斗拱耍头的后尾作斜起的杆状，与宋清做法俱不相同。室内明间、次间各设板门一道，稍间封以墙体。其中明间板门之上安有华带式榜额，书“祾恩门”三金字。“棱”字系后世修葺时误写。门下承以旱白玉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式台基。其栏杆形制，为龙凤雕饰的望柱，和宝瓶、三幅云式的栏板。台基四角及各栏杆望柱之下，各设有排水用的石雕螭首（龙头）。台基前后则各设有三出踏跺式台阶。其中路台阶间的御路石上雕刻的浅浮雕图案十分精美：下面是海水江牙云腾浪涌，海水中宝山矗立，两匹海马跃出水面凌波奔驰；上面是两条矫健的巨龙在云海中升降飞腾，追逐火珠，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雄伟景象。
祾恩门两侧还各有掖门一座，均作随墙式琉璃花门，门上的斗拱、额枋，门顶的瓦饰、椽飞均为黄绿琉璃件组装，在红墙的映衬下格外分明。院内，北面正中位置建有高大巍峨的祾恩殿。这座大殿在明清两代，是用于供奉帝后神牌（牌位）和举行上陵祭祀活动的地方。
第三进深院落大门为棂星门，门内有两柱牌楼门和石几筵。“后圆”即指永乐帝的陵墓，它由宝城、宝山、方城、明楼组成。宝城状如圆形城堡，宝城围起来的土山为宝山，宝山下为玄宫。宝城正前方建方城，方城之上为重檐歇山顶明楼。明楼是每座陵墓的标志，也是每座陵墓中轴线上的最高建筑原碑刻着朱棣原来的庙号“太宗”，后来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改太宗为成祖，但没能换石碑，只是用木雕镶在成祖的石碑上。明楼内立“圣号碑”碑首为“大明”，下刻“成祖文皇帝之陵”七个字。长陵陵园还辖有东、西井。东井在德陵馒头山的南面，西井在定陵西北。“井”内葬有被赐死的殉葬宫妃。
明成祖朱棣笃信风水相术，在其下决心“靖难”之前，谋士姚广孝（道衍）劝朱棣造反，朱棣犹豫不决。姚广孝向朱棣引见元末明初大风水相士袁珙：“道衍（姚广孝）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明成祖朱棣把建文帝赶下台后，他的一帮幕僚上疏劝他定都北京：“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天下，乃为成地万世之都”。朱棣听信了谋士之话，于是就迁都北京了。
永乐皇帝之所以选中现在的天寿山，也是经过不少周折的。“靖难之役”以后，朱棣在南京称帝，当时他为了政权的巩固，已经决定迁都北京了。在永乐五年的时候也就是1407年，朱棣的徐皇后去世，当时朱棣为了表示自己迁都北京的决心，就派礼部尚书和风水术士廖均卿等人前往北京选择“吉壤”。据说曾选了好几个地方。首先选中的是口外的屠家营，但因为皇帝姓朱，与“猪”同音，而“屠”是宰杀的意思，猪进了屠家肯定必死无疑，所以犯忌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猪和羊本能和睦相处，可是偏偏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旁有狼更危险，也不能用。后来又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也不吉利。因为古代的皇帝死亡，除了叫“驾崩”以外，也叫“晏驾”。潭柘寺的景观虽好，但山间幽深狭窄，不利于子孙万代的发展，也不宜采用。后来才来到了现在的天寿山。天寿山那时候叫做黄土山，永乐皇帝亲自视察以后，觉得非常满意，当时就下旨，定黄土山为他的“万年吉壤”。这一年也正是他五十大寿之年，所以封黄土山为“天寿山”。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建长陵，一直到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葬入思陵为止，明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230余年都不曾间断。
不吉之地明定陵
在明“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定陵位于大峪山东麓，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公元1563-1620年）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建筑规模取法其祖父明世宗的永陵，规模稍次，其中埋葬着明代第十三代帝王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瑞、孝敬两位皇后。明定陵出土的凤冠定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皇后的陵墓。建于1584到1590年，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明楼檐下石榜刻有“定陵”二字，四角及台阶都用巨石拼砌而成。明楼内石碑上刻有“大明”和“神宗显皇帝之陵”。明楼的正后部是陵墓的主体——地宫。
定陵地宫是目前十三陵中唯一被开发的地下宫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有计划发掘的帝王陵墓。定陵地下宫殿在地下27米处，规模宏大，由五座石室组成。地上陵宫由宝城、明楼、祾恩殿（重檐7间）、祾恩门（5间）左右廊庑（各7间）及外罗城内外的宰牲亭、神厨、神库、碑亭组成，占地约18万平方米。地宫共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其中有四件国宝：金冠、凤冠、夜明珠和明三彩。
定陵的地宫全部用石砌成，多为青石，面积为1195平方米。内无梁架，为石拱券，相当高大。地宫中有7座4吨重的汉白玉石门，设计巧妙，开闭灵活。地宫中又分为正殿、配殿、前殿，和地上建筑完全一样。中殿原状陈列着祭器，那里三个汉白玉石座，座前各有一套黄色琉璃五供和一个青花大瓷缸，缸中原来盛满长明灯灯油，供点长明灯用。后殿的棺床上停放着朱翊钧和两个皇后的棺木，棺旁放着装满陪葬品的26个红漆木箱。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三百多年以后，他的坟墓定陵被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定陵三百余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明神宗朱翊钧10岁登基继承大位。糊涂昏庸，好酗酒，每餐必饮，每饮必醉，还经常醉酒后杀人。在位之初，任用张居正等大臣辅政，采用了张居正的改革办法，使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张居正死后，万历竟然三十年不理朝政，并且广搜民脂民膏，派宦官到处搜掠珠宝，以勘矿、开矿为名广搜民财，导致民愤纷起，怨声载道。史书上说：“明之亡，亡于神宗”。
整个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就特别地讲究“风水”，他的子孙当然也就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美德。明神宗也是一位极其相信风水的天子，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只有21岁的朱翊钧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只是定陵在选址上，在当时看来就不是最好的地方，甚至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如今这块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
闰二月，神宗亲赴天寿山，又到东山口游览了圣迹亭，不久回到京城。神宗回京后，对钦天监提供的几处吉地不甚满意，八月，又令定国公徐文壁、大学士申时行、司礼监太监张宏同礼工二部官员再赴天寿山各处审视。视毕，徐、申二人认为，原择各处吉地，石门沟山坐南朝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似难取用”。形龙山主峰高耸，叠嶂层峦，上峦圆润秀丽，水绕山脉动如蛇游，错落有致，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大峪山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六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此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其余诸处位次参差，砂水倾倒，委不堪用。因此建议：用形龙山，陵园方向取乙山辛向，略偏卯酉二分；用大峪山，取辛山乙向，略偏戌辰一分。大臣的意见只能供皇帝参考。神宗于九月九日借秋祭之机，亲赴陵域审视了形龙山、大峪山两个地方，初步选定营陵地点为大峪山，但他还要请示母后最后定夺。万历十二年九月，神宗奉两宫圣母之命，率后、妃秋祭山陵，陵祭事毕，来到九龙池、神仙洞、清凉洞等处游览。最后，神宗与两宫圣母登望大峪山，决定就在该地建陵。当时的大峪山还叫小峪山，神宗命改称为大峪山，与父陵后山同名。
虽然大峪山被明神宗认为是“万年吉壤”，但在动工过程中却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两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此时，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却出现了意外，挖出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有大臣提出重新择定陵寝的地址，但让人意外的是，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一反常态，称祖宗山陵既然位于天寿山，后代子孙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虽说如此，朱翊钧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
明神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处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不吉利的地方建陵？按照明神宗自己的说法是：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这种说法似乎是出于无奈之举，因为昌平地区作为皇家陵区是明朝第二代皇帝永乐皇帝圈定的。但事实上，明朝自从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后，就一直受到外患的威胁，一直是采取守势，长城以北的蒙古人不时地进犯明朝边塞，就是当时的京师北京也不例外，在明世宗时两次受到战争威胁，甚至不时有大臣提出迁都。在明中叶后，昌平还不时受到水患的侵袭，甚至发生了浸泡皇陵的现象。为什么明神宗还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选择这里？有人猜测说，明神宗顽固地坚持在这个大臣认为不好的地方建陵，是故意和群臣作对。神宗早期，正是张居正当政十年，国力有所增长，矛盾有所缓和，外患相对来说也还不太严重。张居正当政时对神宗管教比较严格，神宗也将张居正当作偶像。明神宗亲政后，发现张居正也有贪财受贿之举，心中崇高的偶像幻灭，按现在心理学来看，就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于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政策。这时被张居正所压制的小人就纷纷落井下石。但明神宗本身并不是傻子，而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他看穿了这班大臣居心叵测，觉得所有的大臣都是表面正经，实际是一心谋私，没有真正的爱国之人，也就是没有对自己尽忠之人。极端的失望导致神宗走向极端，后30年，神宗基本上不上朝理事，就是这种极端失望心理的发泄。正是因为如此，在最初选址的时候，神宗可能是出于无奈，在其后神宗也觉得不适合，但是大臣提出的反对意见越多，他却越是要坚持，这就是那种对大臣极端仇视的心理在作怪。但无论怎样，在出现“重大”不吉利的现象后神宗仍选择在大峪山建陵就成为了历史之谜了。
定陵在以后的岁月中的确是屡经磨难，由于朱翊钧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定陵多次遭到盗墓贼的“光顾”，不仅如此，定陵还在历史上屡遭火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正义军攻入昌平，地上木构建筑大部分被焚毁。同年清兵入关，陵园再遭破坏。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时，祾恩门、祾恩殿被缩小规制重建，但民国年间再次被焚。陵园建筑中只有宝城、明楼、重门和陵垣始终未遭严重破坏。
如果按万历一朝对定陵风水的争议来看，这块地方的确没有选好，神宗给自己的子孙和大明帝国“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灭顶之灾。当政48年的神宗一脚踏进坟墓，他的子孙就一个比一个命短。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才28天，就因“红丸案”死得不明不白；孙子明熹宗又是一个变态狂，只会做木匠，大小事都交给败国卖家的魏忠贤，熹宗年纪轻轻最后坠水吓死；末代的崇祯皇帝苦苦支撑了十几年，大明帝国就土崩瓦解了。这时距神宗踏进定陵不过才24年。
皇陵中挖出泉水
明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称“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佑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
明孝宗朱佑樘，宪宗第三子，成化六（公元1470年）七月三日生，十一年（公元1475年）十一月八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治。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七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贤君。他即位后，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体恤群臣和百姓。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羽均被治罪。又淘汰传奉官2000余人；罢遣禅师、真人等240余人；佛子、国师等780人，被追回诰敕印仗，遣归本土。并调整内阁班底，罢免了不学无术、依附权要的阁臣万安、尹直等人。他即位后，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
孝宗在位期间，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当时被任用的徐漙、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等人，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天顺以来，三十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