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了几个月学后，侯远理突然失踪了。十多天时间，孩子们没有人上课，家长不依不饶，骂支部领导不关心孩子成长。支部书记非常恼火，只得另找了一个人顶替了他。
等侯远理疲惫不堪地回到学校里的时候，校长宣布不让他再教学了。他问校长为什么不让他教了，校长说：“哪有你这号老师？连假都不请，说走就走了。”
侯远理说：“我不是说走就走，而是干大事，向党中央建言献策去了。”
校长很奇怪：“你能献什么策？”
侯远理说：“我向中央领导汇报自己设想的解放台湾的办法，他们如果采用了，台湾人民就不会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校长蔑视地说：“就你这个样子，还能向国家提出什么建议？”
侯远理振振有词地说：“怎么了，看不起我？位卑不敢忘忧国，你咋知道我的建议不行？”
校长说：“你有好建议，送一封挂号信不就得了。”
侯远理说：“不行，必须亲自交到周总理手里，不然，再好的建议用信发出去也不可能实施。”
校长可笑这家伙太无知，轻蔑地问：“侯远理，把你的建议说一说，让我听听，到底可行不可行？”
侯远理说：“连学都不让我教了，你还想听？没门儿！这是重大机密，岂是你能够知道的？”
一上到国家机密的等次，校长也不敢胡说了，就说：“那你好好整理吧，说不定哪一天会起作用的。”
原来，侯远理积蓄了好几个月的队办教师补助费，真的上北京了。钱花光的时候，也没有进去新华门，没有办法，只得扒火车回到了家里。在侯远理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梦想，就是找到周总理，把自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呈上去。
后来，侯远理又到公社的食堂里做了一阵子师傅，积蓄了一些钱，又跑到北京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结果又被遣返了回来。公社领导同样不用他了，建议递不上去，工作也丢了，双重打击，让侯远理的心理彻底犯了毛病，觉得没脸见人，从此不再回他的老家侯沟村，在黄公庙搭了一个窝棚住下来捡破烂换钱，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建议递交给高层领导人。全乡的人都知道他，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有人说他是上访户，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从来没有人同情他，说他是胸怀大志的。
这些年来，物转星移，总理换了好多任，侯远理不改初衷，坚持凑够了钱就往北京跑，去一次，被遣返回来一次，把项明春他们折腾苦了。因为他每去一次，上级信访部门就要通知他们去北京领人，乡财政就得拿钱，派人到北京的收容中心去找他。乡信访专干多次恨恨地说，这家伙也不死，真正死了，就没有这些扯淡事儿了。专干恨他不死，也是情有可原的，本来黄公庙乡信访工作一直先进，就是这家伙没有少让专干在县里挨批评，信访局长批评过专干，说你们黄公庙乡是怎么搞的，连个疯子都管不住？
项明春到黄公庙乡工作以后，就接二连三地不断处理这件事儿，曾经打算给他批一些钱安个家，他也许就安生了。专干拦着说，不能这么办，你给他了钱，他就更加往北京跑得欢了，项明春只得作罢。接任书记后，他让专干把侯远理叫来，听这个人说话，并不觉得头脑不正常。当项明春问他有何锦囊妙计时，侯远理仍然是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态，仿佛天机不可泄露，说是重大机密，你们这些基层干部是不能够接触的。
项明春知道，他是一种信念，而不纯粹是疯人狂语，就说：“现在时代变迁了，解放台湾不一定要用武力解决，你的方法也许早已过时了。”
侯远理不愧为台湾问题的土专家，说起历史上好几次解放台湾的机会白白地错过了，把几十年台湾发生的重大事件说得比报纸披露的还清楚，让项明春不禁肃然起敬。
项明春说：“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明了，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比我们看得长远，‘一国两制’就是主要的解决办法。”
侯远理并不吃这一套，挺着脖梗说：“老子见的大干部多了，就你们这些小头头才这么胆小怕事。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一直坚持我的观点，不断到北京去，总有领导人会接见我的，等我发达了，你们找我磕头也找不到我！”
项明春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就赶紧把他打发了。
这一次，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叙述再一次把侯远理叫回来的经过，叫人啼笑皆非。项明春正要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党政办的乔主任跑来报告，说侯沟村的小蓝晶石矿矿井冒水了，几个矿工还在井下，没有上来。
项明春一惊，饭都顾不上吃，捉了一个馒头，边啃边召集有关人员，赶快到矿井上去救援。三项明春和冯司二等人赶到矿上，直奔矿井，只见矿山上秩序井然，卷扬机正在把一大手推车矿石提升上来，原来是一场虚惊。
冯司二非常恼火：“这个乔主任是怎么搞的，谎报军情？”
项明春心情已经安定下来，也怪自己粗心大意，没有同矿主用手机联系一下，弄清情况，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但他并不后悔，对冯司二说，虚惊比实惊好，咱们既然来了，就要认真了解一下安全生产情况，再次强化一下村干部和矿主的安全意识。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民本意识特别强，对人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各种自然灾害和人祸，全都放在心上，严责各级干部高度重视。报纸上又经常披露各地矿难的消息，让人们感到，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天大的问题。哪里有矿山生产，哪里的干部就整天提心吊胆的。
侯沟村的这个小蓝晶石矿，是全乡唯一的矿产业。对于项明春、冯司二他们来说，并不考虑矿主在这里的生产情况，关注的只是安全、安全。因为乡里收入的承包费是额定的，你矿主生产不生产都无所谓，反正在承包前已经把费用交足了，犯不着考虑。只有安全生产这一点，是项明春他们最重视的，人命关天，直接牵涉县乡领导的乌纱帽，甚至判刑、坐牢，把一生的前程搭进去。上边从来不表扬你的生产成就，倒是对矿上安全生产，三令五申，严管苛责。所以，这里是项明春的一块心病。他常常想，收上来的那点承包费，等于火中取栗，对这个矿井，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本来乡里的突发事件就够多了，怕就怕这里出现突发事件。
矿主和村里的几个干部正在矿山的指挥部“搓麻”，听说项明春等人来了，急急忙忙赶过来，与项明春、冯司二他们见面，支部书记的脸上红晕未退，想必是赢了钱。矿主点头哈腰，一边掏出香烟一个一个地敬，一边惊呼领导们来了，也不通报一声，我们好高接远迎一下，体现体现心情。
项明春虎着脸说：“你知道我们因为啥来了？”
矿主说：“不就是来视察吗？”
冯司二说：“胡扯，我们是奔着矿难来了。”
矿主急赤白脸地说：“乡长大人，不能这样说，太不吉利，哪有什么矿难？”
项明春缓和了一下情绪，告诉他，有人打电话说，这里出现了冒水事故，几十名矿工还在井下，生死未卜。
矿主顿时臭骂起来，说谁他妈的这么缺德，咒我不说，还把领导们弄得不得安生。支部书记也挠挠头，说打电话的人真他妈的没安好心，肯定是想坏老板的菜。如果有人经常这样报，还不是如同小学课本上的“狼来了”，把领导搞得“蚂蚁大屁”（麻痹大意），就不关注我侯沟村和矿山了。
项明春知道矿山的事情很复杂，想来承包矿山的人明争暗斗，开一个小矿口确实很不容易，就对支书、矿主说：“没有出问题更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再把你这里的安全生产情况检查检查吧。”
矿主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沓资料，显然是随时随地应付检查，随身带着的。见矿主拉开汇报的架势，准备说话，项明春打摆说：“不用听你那‘八卦’经了，我们还是到井下去看看吧。”
矿主说：“这样也好，领导们得到第一手资料，就会更加放心，省得我磨嘴皮子。”
于是，矿主招呼矿上的安全员，抱来了几个安全帽，每人发了一个，一行人就来到罐笼前。冯司二一脚踏进罐笼，一脚还在外边，忽然说：“不好，我有点内急，要拉肚子。”急忙退了下去，一溜儿小跑向山沟里奔去。
项明春瞥了一眼远去的冯司二说：“不要等冯乡长啦，我们下吧。”
等他们从井下出来，项明春感到经历了两种人生。与井下的阴暗潮湿相比，在蓝天白云下，山坡上风和日丽，郁郁葱葱，鸟鸣虫叫，几头牛和一群羊，安详地啃着青草，一片生机盎然。项明春感慨地想，这工业社会真的不如农业社会，在和平环境下，人们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根本不会人为地造成各种伤亡事故。
回到黄公庙街上，天已经黑了。冯司二说，机关食堂肯定封火了，我们到招待所吃一点吧。车子就直接开进了乡招待所。
项明春刚下车，张振亚马上迎了上来，项明春突然记起了这个家伙上午就来了，原来还没有走，自己忙昏了头，把人家来访给忘记了。心里泛出一些歉意，拉着张振亚的手说：“对不起，慢待了。走，我们一起吃饭去，我陪你这个老伙计喝两盅。”
张振亚说自己已经吃过了，留下来主要是想同项书记单独谈谈，求项书记帮个忙。
项明春不知道这家伙有什么体己话要说，就让冯乡长他们到餐厅去吃，自己开了一个房间，让服务员送来了一碗项明春爱喝的肉片汤和两个小蒸馍，边吃边和张振亚聊。在张振亚还没有开腔说事的时候，项明春心里就开始盘算，也不知道这个政治上不成熟、行为乖张的老兄要求他办什么事儿，如果不是原则问题，答应他就是了，如果是不好办、不能办的事情干脆拒绝，得罪他也不怕，省得他像个黏虫，缠着你不放。
张振亚说：“明春啊，咱们一前一后进的县委办和政府办，你现在都当上书记了，我他妈的连个副科级都不是。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一篇文章一场酒，得罪了两个不该得罪的领导，总是犯到人家的手底下。”
项明春记起了张振亚因为一篇经验材料得罪秦主任的往事，肚子里嘀嘀咕咕地好笑：“哦，我知道了，你确实得罪过秦主任，可现在秦主任已经作古了，你头上的乌云不再笼罩了哇。”
张振亚懊丧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原以为秦主任这么一走，新来的领导就不会有什么阴影了，谁知来了个庞主任，仍然是我的克星。你不知道，我因为那次喝酒，同样把庞主任得罪得更厉害，庞主任到政府办上班以后，从来没有给我好脸色看。”
在张振亚絮絮叨叨地说那次喝酒和庞玉立差一点打起来的事情时，项明春记得确实听说过这件事儿。
那是庞玉立在当乡长的时候，有一次进县城办事，吃饭前拐到了政府办。政府办原来一般不管乡镇干部的饭，后来，秦主任看到县委办史主任对乡镇党委书记很热情，就向县委办学习，对乡长们到机关来，也非常热情，一定要招待一番。
这一天，政府办只有一名姓邹的副主任在家，说什么也要陪庞玉立吃饭喝酒。庞玉立带去了四个人，乡里的干部酒量偏大，那个副主任觉得难以斗过，想多找几个人作陪，免得自己孤军奋战，全军覆没。偏偏机关里没有多少人了，只得临时拉了这个经常并不安排陪客的张振亚当差，并且偷偷地嘱咐他以客人为主，把酒敬出去才是本事。张振亚心领神会，决心要大干一场。
张振亚酒量不大，没有几杯酒下肚，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轮到给庞玉立敬酒时，满满地倒了一泡子，硬逼着庞玉立喝下去。庞玉立当然不干，三句两句两个人就说戗了，张振亚把这一泡子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啪”的一声把高脚杯子摔了，骂道：“你算老几！小母狗啃花轿，不识抬举！”
庞玉立一把攥住张振亚的衣领子：“你骂谁？老子在乡里是老二，在你面前永远是老一！”
一群人见不是话头，赶紧把他们二人拉开，没有让他们厮打起来。政府办副主任一声断喝，把张振亚赶出了酒场。张振亚临走时，还趁着酒性子，骂骂咧咧的。结果被他这一闹，一场酒不欢而散。事后，因为是喝酒引起的风波，没有办法追究，政府办也没有处理张振亚，但那个副主任从此再也不和张振亚同场喝酒了。
张振亚说：“邹主任到其他单位任职了，秦主任死了，偏偏庞玉立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你说，我还有好日子过吗？明春，咱们弟兄们，你最了解我，我是个有嘴无心的人，办了错事儿，检讨都来不及。我这次专程来找你，是因为你同庞主任搁过伙计，大家都知道你俩关系不错，想央你跟庞主任说说，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要计较过去的事情，放我一马，适当的时机，给弄一个副科级调研员当当，不然，你嫂子和孩子都看不起我了。”说话间，竟然流出了眼泪。
项明春听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事儿，就立刻释然了，对张振亚说：“庞主任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说不定对那场酒早就忘了。好吧，念起我们是老同志，抽空我对庞主任讲讲。”
张振亚见项明春答应了，非常高兴：“老弟呀，你要是帮帮忙，我算是贵人搭救了。真羡慕你们呀，在县委办比我们在政府办强多了，一个个混得都不错。”
项明春于是就把自己和赵哲谈的那个“王二狗的故事”又说了一遍，说人的一生中，不管当多大官，有多大成就，最终不过是一把骨灰而已。张振亚对项明春的开导根本不放在心上，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因为有求于项明春，仍然唯唯称是，与看秦主任那篇文章和陪庞主任那场酒的态度截然不同。
就在这天晚上以后的第三天，黄公庙乡又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