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拯民是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一路军副总指挥兼政治部主任。
原名关有维，字伯张。1909年农历正月十三（2月3日）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一个农民家里。父亲关宏元，母亲魏士。魏拯民来到东北后，初名“名胜”，后改“拯民”。都是用母亲的姓。
屯留县在山西南部，离省城太原约500多里。大革命初期，那里还没有党的组织。魏拯民在本村小学和县第一高小毕业后，父亲就让他回家种地，并给他娶了媳妇。这位老庄稼人说得倒也实在：“你念书，我没钱。”照这样，他就没有希望上中学了。幸亏这件事被外祖父知道了。外祖父是个木匠，没有儿子，喜爱外孙子，把魏拯民的学费包了下来。
1925年，他长途跋涉到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学校里有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学生多倾向革命。魏拯民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自然很快地接受了党的影响和教育，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军阀混战和反对阎锡山征收苛捐杂税的斗争。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俗话说：“烈火识真金”。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这时，那些原来被革命浪潮裹进来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一个一个地溜出了革命阵营，而真诚的革命者却纷纷集合在党的旗帜下。年轻的共产党员魏拯民，经受了革命低潮时期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冒着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杀头的危险，紧紧地跟着党，坚持革命斗争。“四一二”以后，太原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革命者被投入监牢；魏拯民也被学校开除了。他回到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5月以后，他千里迢迢去武汉找党中央。当时，武汉已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党中央转入地下活动。由于形势的突然变化，加上他初到武汉，又人生地不熟，所以未能找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只在农运部见到了一位同志，简单地谈了一会儿，这位同志给了他一些文件就让他马上离开了武汉。他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行至太行山下，又遭土匪抢劫，脚部负了伤，钱也丢光了。当他一路颠簸回到家乡时，山西军阀也在疯狂捕杀共产党。他一点也不灰心，反倒是因为受到锻炼，长了见识，很机警地进了榆社县中学，用读书作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1928年夏天，魏拯民考入北京宏达学院。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上面，经常与同学到东安市场、前门、北池子等地贴标语，撒传单。尽管国民党特务密布，警卫森严，他也能很有办法又很沉着地对付他们。他让同学假借问路，把警察缠住，就趁机把标语贴在墙上或撒向人群中。他把宿舍砖地的一块砖揭开，里面稍稍修整一下，就成了一个不用锁的保险柜。党的文件就放在那里，用时取出，用完放入，从未被敌人发觉。1930年11月，军阀石友三在安阳办军事干部学校，党要派进一些同志去，魏拯民便去报考。他在宏达学院并未毕业，只因穷困所迫，连三合面窝窝头都吃不起，所以几个月前就中途辍学了。而这所军校是公费，他考取了。入军校时，他只有3年多的党龄，但做地下工作已相当有经验，不到半年时间，就在这所集中营般的军校里，发展了党组织，吸收了4位同志入党，并以“读书小组”名义进行着秘密革命活动。
自觉的革命行动来自坚定的革命信念。魏拯民同志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军阀混战后（民国19年4月至10月），人民得到的‘洪福’‘恩典’，使我们这些牛马式的人类无可告述。像这样的现象，我们还能忍受吗？还能忍耐吗？不能忍耐！只有一条路可以使我们走，我们走上去吧！”确实，魏拯民同志的足迹清晰地留在为亿万“牛马式”生活的人民求解放这“一条路”上。
1932年春天，党派魏拯民同志赴东北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到北京大学校园，把喜讯告诉自己的老同学宋冠英。宋冠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原来在1931年4月，魏拯民因痔疮严重，不能出操，被石友三的军校开除了。他回到北京，接上组织关系，就到北大和这位老同学住在一起。那时，宋冠英正患三期肺病，卧床不起。魏拯民就拿着宋的学生证一面听课，一面利用这个机会做学运工作。回到宿舍就护理宋冠英，煎汤熬药、烧茶端饭，样样细心周到，直到宋冠英病愈。此时此刻，宋冠英的惜别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宋冠英知道魏拯民有心脏病，对于他立即到抗日前线去，也似乎有些意外。不过，答案很快就找到了。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魏拯民就顿足捶胸地痛恨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惦记着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的国土和3000万东北人民。他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和水龙参加了北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废寝忘食地在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现在，党派他到东北工作了。魏拯民像得到最大满足似的把这个消息告诉宋冠英，他无限感慨地说：“我虽没有见过长白山，没到过松花江，可我一闭上眼睛，就像看到那里到处是烟火，到处是血迹，我立刻想到那里去，拿起武器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魏拯民来到东北后，党组织并未马上派他到武装部队去，先让他在哈尔滨市任党的区委书记；1934年冬天，才把他调到延吉东满抗日游击区。“九一八”事变后，党在东满的延吉、汪清、珲春、和龙一带，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发展到近2000人。在同日寇的战斗中，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同志牺牲了。魏拯民就是来接替这位烈士的工作的。次年3月，在东满党团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他被正式选为特委书记。他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心像一团燃烧着的烈火。在延吉找到特委的同志后，没再停留，就到下面去了。他走遍了各县游击区，深入到各抗日游击队，向干部、战士、地方群众了解情况，努力熟悉自己工作的对象和环境。东满游击队和人民大众抗日斗争的事迹使他感到无比振奋。他向当地干部学到许多新东西。同时，也发现在统一战线工作和肃清反革命组织“民生团”的斗争中，有“左”的错误，影响干部和广大军民抗日积极性的发挥。然而，他对同志们并不是指责，而是耐心地说服、帮助，一步一步地去解决问题。在各种会议上，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得清清楚楚；领着干部总结反“民生团”斗争中的成绩和教训，纠正扩大化的错误，解除同志间无根据的猜疑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他还亲自主持举办干部训练班，训练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和统战工作干部。不久，东满工作就有了新的起色。到1935年春天，自发的抗日武装纷纷向我游击部队靠拢，游击区周围的义勇军、山林队大部接受了二军独立师的指挥。珲春等地伪军整排整连地起义参加抗日游击队。地方群众抗日组织，如救国会、反日自卫队以及妇女、儿童、青年等组织日益发展。他们为游击队筹款筹粮，缝衣做饭，站岗放哨，直至参军参战。也是这年春天，汪清大甸子的农民700多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捐税、反“集团部落”和分粮斗争。人民革命军迅速扩大，5月，在京图线哈尔巴岭炸翻关东军高级将领乘坐的军用列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月，独立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任政治委员。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东北军民的艰苦奋战，1936年到1937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最高潮。抗日烈火燃遍白山黑水，抗日联军达11个军，4.5万人，并有许多同盟部队围绕在抗联周围。与此相适应，初期分散的小块游击区，逐渐连成一片；日伪盘踞的若干城镇、据点，趋于被包围状态。二军地处杨靖宇同志领导的第一军和周保中同志领导的第五军之间，1935，二军与一、五军打通了联系，游击区也扩大了。
1935年夏天，魏拯民到莫斯科去了。他代表东北抗日游击队去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二年年初归国。一、二月间，他先后在北满、吉东和东满传达了大会精神及中共中央指示。接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之后，魏拯民即率领二军向南满远征。他们从汪清出发时，踏着没膝的积雪，到达通化地区的金川县境时，已是6月盛夏了。一、二军胜利会师，老同志战地相逢，真是喜出望外。魏拯民刚从列宁主义故乡回来，满载着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友谊，又与同甘共苦、携手战斗的兄弟部队会合，更加激情满怀，思绪万千。魏拯民与杨靖宇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亲切地交谈着。从祖国的今天和明天，谈到世界的未来。魏拯民怀着深厚的战斗情谊，赠给杨靖宇一本《共产党宣言》；杨靖宇高兴地拿出一支崭新的小撸子，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中。他想推辞，杨靖宇用诚恳而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老魏，你送给我马克思主义，我送给你杀敌的武器，怎么，嫌不够本吗？”两军战士也分外高兴，他们开了联欢会，演出了自己编排的文娱节目。
鉴于东、南满游击区已打成一片，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和指挥，一、二军和东、南满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在金川县境举行会议，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决定：东、南满党组织合并为南满省委，魏拯民任书记；一、二军统编为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指挥。
一、二军都是抗日联军中战斗力强的骨干部队。两军1.5万人汇成一股强劲的铁流，奔腾呼啸于以长白山为中心的约30个县的广大地区，有力地打击着日伪反动统治，鼓舞了苦难中的人民。日本强盗曾妄想在1936年到1938年这3年之内消灭一路军，但都失败了。1940年4月，魏拯民在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全体同志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一路军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回忆我军的开始，是没有任何装备的，只是以棍棒、洋炮、围枪等揭竿而起，在战斗中才逐渐改换为新式武器，现在我们还埋藏着数百支枪和机关枪、大炮各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