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游击队自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斗争，由几个人开始起步，到解放军渡江前，已经发展成为拥有7000余人的具有相当战斗力的人民武装。他们为人民而战，扎根于人民，由狭小的泾县、旌德、太平地带，逐步扩大到浙西、苏南和赣东北大片地区。在当地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皖南游击队艰苦奋斗、团结一致、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密切联系群众，正确执行政策，深得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戴。他们积极主动配合和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追歼逃敌，给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莫大的鼓舞。为此，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政治部于5月4日专门发出指示，对皖南游击队的密切配合、大力支援给予高度评价，号召部队向皖南游击队学习，并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5月10日，兵团部队与皖南游击队在徽州召开盛大的会师庆祝大会，显示了人民解放军与游击队兄弟般的团结。”
因为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进军，南逃之敌妄图依托徽屯地区组织抵抗的计划不得不宣告破产，遂即沿淳（安）屯（溪）公路向浙赣线狼狈逃窜。二野第三兵团决心乘胜向浙赣线金（华）衢（州）地区进击。第十二军沿淳安、白沙、严州向兰溪；第十一军越白际岭直捣龙游、汤溪，得手后会同第十二军两路合击金华之敌。由于部队在开始追歼逃敌阶段多采取正面平推的办法，所以取得战果不大。后来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及时总结了经验，改变了战术，以“猛追、猛冲、猛打”的精神，采取平行追击、迂回追击和跟踪追击相结合的战术，“鼓励部队要敢于以少胜多，善于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大胆迂回割裂插向敌之纵深地段，截断敌之退路而兜击之。”在“不为小敌所纠缠，不为群敌所迷惑，不为缴枪所拖累，不为城镇所抑留”的积极歼敌的思想指导下，“要求部队勇于跋山涉水，昼夜兼程，连续作战。各部队在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雨具缺乏、病号增多的情况下，大力开展了互助活动，使追击部队始终保持了昂扬的斗志，他们以每日120里甚至160里的速度翻山越岭，使南逃之敌有的刚赶到预定地区即被解放军歼灭，有的则刚刚窜入集结地带即遭到攻击，损失惨重。5月6日，第十一、十二两军主力合击浙赣线上的重镇——金华，同时第十一军三十二师部队占领了龙游县城。5月7日，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在李德生师长率领下，与三野部队会师于诸暨城下。至此，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与兄弟兵团一起彻底割断了汤、白两集团的联系，敌人企图在浙赣线上组织抵抗的计划完全破产”。
鉴于预定的作战计划破产，国民党军李延年兵团八十八军、八十五军、七十三军、一○六军等残部，拼命向浙赣线以南的山区逃窜。在纷纷逃亡的混乱中，驻守皖南和浙江的国民党军，乱作一团，不战即溃。为了扩大战果，彻底迅速地歼灭残敌，第三兵团确定以部分兵力轻装越过浙赣线，向丽水、松阳、云和方向追击。这时，兵团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兵团所属各军务须留部分兵力于屯溪、金华、龙游地区，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地方工作，肃清地方上滞留的国民党残敌，以维护地方治安，接收和管理好城市，尽量减轻当地人民因战争而带来的灾害。各军先头部队都以超人的毅力和惊人的速度追歼残敌，尤太忠师长率领的三十四师和童国贵师长率领的三十三师部队，还运用缴获的汽车，乘车追击，大大加快了追击的速度。“至5月15日，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已进抵嵊县、青山、景宁、龙泉之线，战役胜利结束。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奉命集结于金华、江山和兰溪地区，沿浙赣线待机，准备协同三野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出现的军事干涉。而后转入休整备战，参加城市接管和开展地方工作”。
“经过25个日日夜夜的连续行军作战，人民解放军全体参战指战员，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忘我的献身精神，无论条件多么艰难，生活多么困苦，他们始终情绪饱满，斗志昂扬，攻必克，战必取，在江北、江南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皖南人民游击队的积极配合下，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追击1500公里，战斗百余次，歼敌6.5万余人，解放县城32座，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二野三兵团的光荣任务”。[15]
2．解放杭州
攻占杭州，是京沪杭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郎广围歼战胜利结束后，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即率二十一军、二十二军、二十三军马不停蹄地向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挺进。早在2月19日，三野前委在徐州东北贾汪召开的一次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粟裕同志就宣布渡江后第七兵团要以最快的速度向杭州挺进，抢占和控制钱塘江，切断敌人南逃之路，以保证京沪杭战役计划的完成。
钱塘江大桥是当时闻名中外的东方第一大桥，“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雷震云霓里，山飞霜雪中”，形象地描述了钱塘江江潮的壮丽气势，它是连通沪甬公路、浙赣铁路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战役中双方极为注目。早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何应钦就奉蒋介石的命令，亲自飞往杭州，在平湖秋月励志社召集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岩、杭州市市长俞济民等人召开了一个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在浙江组织起一道“坚强”防线，以阻止解放军南下。何应钦在会议最后决定中宣布：“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一定要把钱塘江大桥炸毁，请周、俞二位务必坚决执行。”为保险起见，他还曾专门找来浙赣铁路局局长侯家源，研究炸桥问题。
时任第七兵团副政委的姬鹏飞将军对杭州战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当时，为了粉碎敌人的罪恶企图，第二十一军按兵团的既定部署，冒着倾盆大雨，不顾饥饿疲劳，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地奋勇前进，于27日进抵宁国黄疲镇一带，歼敌保安团一部。紧接着军主力历尽艰辛，越过怪石嶙峋、道路陡峭、海拔1500余米的天目山区，于30日进占孝丰。
“兵团在进驻长兴县后，发现杭州守敌有弃城南逃的迹象，如果要制止杭州守敌破坏城市，就得加快第七兵团所属部队攻占杭州的节奏，前线指挥部在这里开会研究决定，立即令第二十一、二十三军务须以最快速度向杭州急进，第二十二军进至杭州以北，为兵团预备队。兵团前指经湖州径取杭州。
“5月1日晚，谭震林副政委、王建安司令员和副政委姬鹏飞率兵团前指进抵湖州。在这里，谭副政委和第七兵团几位领导听取了第二十三军负责同志关于渡江作战情况汇报之后，指令该军迅速自取捷径进占杭州，并以警备区的名义守护好杭州。
“5月3日，第七兵团部进至武康。在这里，第七兵团不断收到各部队纷纷发来的捷报：先头部队第二十一军主力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以每日六七十里的速度，长途跋涉1000余里，于5月2日进抵杭州以北重镇余杭县城，随即分兵西路进逼杭州。六十二师于3日午时前拿下了钱塘江大桥，继而攻占市区，占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六十一师于午时后攻入市区，占领和接管了敌人的电台和报社。六十三师迂回到六十二师西侧，切断了杭州敌人的退路。至此，第二十一军在抢占钱塘江大桥和攻取杭州的战斗中，共歼敌4000余人。黄昏时分，第二十三军浩浩荡荡地进入杭州市区。第二十二军则进抵莫干山武康、安吉地区待命。
“5月3日晚上，被姬鹏飞接管的浙江广播电台，播出了杭州解放的消息。第七兵团领导在武康获悉这一喜讯后，心情兴奋不已。随即开会研究决定，为组织好杭州的接管工作，兵团部迅速进驻杭州，并要求入杭州部队都要认真学习《入城守则》和《约法八章》。在向杭州开进途中，一路上野花盛开，令人赏心悦目，但部队首长们的心情犹如钱塘江潮水，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在湖东、浙南和舟山群岛，还有大批国民党军残余势力，等待着解放军去扫除；虽然‘天堂’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要接管好‘天堂’，建设好‘天堂’，让‘天堂’里的广大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还有大量的工作在等待着解放军渡江部队去做。
“杭州是浙江的省会，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之一，也是华东地区工商业较集中的城市之一，它与上海的封建买办金融势力和大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蒋介石、陈诚等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都是浙江人。1949年1月蒋介石‘隐退’回到老家奉化溪口，还频繁召见何应钦、汤恩伯、毛人凤等人，部署应变计划。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江防，占领南京，聚歼郎广山区南逃之敌后，又有许多漏网敌特分子，纷纷聚集于杭州，他们冒充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以‘抓国民党散兵游勇’为名，上街游行和抓人等，闹得杭州城一片混乱。面对这错综复杂的局面，接管杭州的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在军长兼杭州警备区司令陶勇和警备区政委卢胜的领导下采取了断然措施，坚决收缴其武器，解散其人员，追回其劫夺的物资。第二十三军六十一师师长胡炜还召见他们的头目，当场揭露他们的阴谋，责令他们交出武器和物资。仅2天时间，二十三军就解除了2000余人的武装，使杭州社会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持好城市治安，二十三军还派出部队加强了对钱塘江大桥、广播电台、机场、码头、银行等重要目标的警卫，并发动、组织群众成立纠察队，分地区日夜巡逻。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还对一些不法奸商进行了严惩，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16]
“在解放杭州、警备杭州的日子里，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严守《入城三大公约十大守则》和《入城纪律十二条》，秋毫无犯。各部队进城后，不进民房，露宿于街道两旁。在币制变动之际，部队严守兵团规定，不上街买食品，没有菜吃就用咸水拌米饭。广大群众看到这番情景，感动不已，主动筹集菜、肉等送到部队，都被人民解放军战士婉言谢绝”。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模范的行动，博得了人民群众的赞扬，一位老太太拉着一名解放军战士深情地说：“从清朝到民国的兵我们都见过，还没有碰到你们这样好的队伍。”
“为了全面做好杭州的接管工作，5月7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谭震林为主任，谭启龙和汪道涵为副主任。
5月中旬，三野决定成立浙江军区，由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兼任浙江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谭启龙和姬鹏飞任军区政委，统一领导浙江全省的军事斗争。从此，浙江这个国民党统治的经济重心地区彻底摆脱了国[17]民党的反动统治，浙江的历史真正揭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
（三）上海的解放
1949年5月12日至6月2日，是渡江战役的第三阶段，在这段时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中心——上海市，歼灭了汤恩伯集团的主力，解放了崇明岛。
1．上海战役的准备
上海战役是我军渡江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追歼逃敌过程中，于1949年5月12日至6月2日所进行的对国民党军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
蒋介石为了保卫上海，加强淞沪防务，于1949年3月间就将以其亲信汤恩伯为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往上海。4月又成立了以石党为司令的“淞沪防卫司令部”。国民党京（南京）沪（上海）杭（州）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集结8个军25个师约20余万人据守上海，企图利用大城市的坚固建筑群组织顽抗，掩护战略退却。为此，国民党军修筑了约4000多个钢筋混凝土的永备工事和大量的土木工事，组成了纵深防御阵地。敌兵力具体部署为：以6个军（第二十一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第一二三军）约20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约百余辆，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以2个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共5个师，防守黄浦江以东地区；另以海军第一军区所属舰艇和驻上海空军协同防守，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固守上海，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并阴谋拖美英等帝国主义下水，让他们出兵干涉，共同对付共产党。
围歼郎溪、广德地区的逃敌之后，我军的态势是：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在杭州，第八兵团在南京，第九兵团在松江地区，第十兵团集结于苏州、无锡、常熟地区；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逼近武汉。可以说，这时的上海已经成为孤岛。此时的上海人民翘首企盼着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也渴望迅速地打进上海。可是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却迟迟不下命令。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将军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时认为：“这主要是由上海之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