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缵，1913年出生于南京，是辛亥革命元老许崇灏的长子。当时许崇灏任南京临时卫戍司令。孙中山领导革命党进行讨袁“二次革命”时，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许崇灏任参谋长。1918年，许崇灏随孙中山到广州，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长兼粤汉铁路督办，后又任粤汉铁路总理兼护路司令。因此，可以说许锡缵出身名门。但是，因为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许锡缵下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之路。1938年10月，许锡缵在成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10月，许锡缵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学习空军飞行技术。
1945年12月，许锡缵学成回到重庆，可是因为联系人已经去了延安而与党失去了联络。以后，他随空军回到南京，通过父亲的故交，被安排到国防部第六厅任科长。第六厅是掌管军事技术研究与发展的机要部门，通过工作关系，许锡缵可以接触到一些军事机密，在内战已经在全国爆发的紧急情况下，许锡缵更加为找不到党组织而焦虑。直到1947年秋天，解放区才派人通过他的老朋友朱传钧与他接上了头。在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就要打响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缵以他特有的条件进行着最后的努力。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陆续迁往广州，许锡缵所在的国防部第六厅也已经开始安排撤退了。在这“临危”的时刻，为了多给人民解放军提供国民党军江防情报，许锡缵向厅长表示愿意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博得了厅长的器重，最终厅长同意他负责该厅，并代表第六厅出席国防部有关会议。
1949年3月28日上午，国民党南京国防部第三厅留守处在励志社召集紧急会议，部署长江防御的最新任务。参加的有二厅、六厅、保密局、兵工署的代表。在会上，第三厅负责人讲述了最新的兵力配置和反渡江作战细则之后，保密局提出了下列措施：第一，在长江下游沉没大批木船并投放石块，以阻塞水道；第二，必要时，在长江各渡口附近倾倒汽油，燃烧封江；第三，在长江南岸各渡口附近村庄的水井大量投毒。最后会议宣布：第一、二项由部队实施，第三项由保密局直接实施。
29日清晨，一架运载国防部留守人员和物资的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往广州撤退。到达广州后，许锡缵急忙以到广州东山梅花村会见“女友”为名，将情报迅速传给了中共中央。
（2）北伐老将吴仲禧挂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中共地下党员、北伐老将吴仲禧也是解放军获得国民党军江防情报的重要地下工作者。
吴仲禧出生于1895年，福建省福州市人。早年投身福建学生军，1911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师参谋长、代师长等职，曾参加过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和武昌战役，屡立战功。1937年7月，吴仲禧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根据党的指示，吴仲禧利用其国民党高级将官的特殊身分，进行地下工作。
1946年吴仲禧奉调去南京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后又出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各种工作关系从事情报工作。根据当时中共南方情报机构负责人潘汉年的指令，吴仲禧继续潜伏并相机行事。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长江已经成为国共双方较量的舞台。而国民党军事大本营对于长江防御战略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京沪杭卫戍总司令汤恩伯为代表的少数派倚仗蒋介石的支持，否决了多数派的意见，决定放弃江北，重兵退守江南。这一重要情况经两位参与作战计划的将领告知了吴仲禧，吴迅即向上级作了汇报。
掌握长江防御实权的京沪杭卫戍总司令汤恩伯不久便向沿江守备的10个军长下达作战命令，明确各军的位置和任务以及后勤补给细则。隐蔽在汤恩伯司令部内的一位参谋人员（中共地下党员）将消息密告给吴仲禧。此时，由于上海情报线已断，吴仲禧立刻将情报转送香港分局。后来的事实证明，吴仲禧所提供的情报不仅有助于解放军渡江作战，而且还影响到解放军渡江以后的战况，正是因为这个情报，使人民解放军得以迅速围歼国民党10多个军于长江三角洲地带。
当渡江战役的炮声响起时，许锡缵和吴仲禧，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他们身着国民党军服，以内心激动而外表平静的姿态迎接这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他们只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中中共地下党员的优秀代表。
像他们一样英勇无畏，默默无闻，艰苦工作，为人民解放军担负渡江部队提供秘密情报的中共地下党员又何以百计，正是他们以非凡的智慧与机敏，不断地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打过长江去积累着胜利的资本。②
3．争取国军起义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整个过程中，我党始终没有放弃对国民党军队里忠诚耿直而又富有爱国心的官兵的争取，也正是得到这一部分人的帮助，使得我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工作在壮大了声势与力量的同时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些国民党军爱国官兵们识时务、重大局，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去为减少人民的苦难而努力，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1）靖江起义
1948年初，中共华中工委选派公安处联络科科长周晓江化名李应成秘密进入靖江、泰兴一带策动国民党暂编第二十三师四十六旅旅长乜庭宾、四十五旅副旅长张奇率部起义。国民党暂编第二十三师是由盐城战役后国民党原第四十二集团军的残部改编而成，由毕书文任师长，下辖四十五、四十六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早在1945年9月，乜庭宾经中共徐州工委书记赵卓如和柏寒教育、考察，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张奇也于1945年10月，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考察、帮助和教育，由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授权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6月初的一天，周晓江到达靖江城乜的旅部，向乜传达了党组织交代的任务，指出“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挥师过江，解放全国。二十三师驻防沿江一线，如能策动四十五旅、四十六旅起义，对瓦解国民党军心，打乱其防线，对我军渡江南下，解放江南，都将发生重大作用”。乜庭宾表示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过了些时日，乜庭宾派人将周晓江护送到泰兴张奇处。周晓江向张奇传达了党组织要他策动部队起义的指示。张奇表示一定会和乜庭宾合作完成任务。周晓江回到靖江后，与乜庭宾一起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27日上午，乜庭宾派警卫副官齐照祥赶往泰兴，通知张奇立即起义。与此同时，乜庭宾在第四十六旅旅部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会上，乜庭宾历数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腐败，指出只有顺应历史潮流，举行起义，才是部队的唯一出路。但这次会议的内容被乜庭宾手下的一个团长崔凤鸣秘密报告给毕书文之侄毕世恩，毕世恩急忙向毕书文报告了这一情况。
乜庭宾与周晓江商定的起义原定计划是：靖江一个团，季家市孤山一个团，驻泰兴的两个团，同时发动起义，成功后分两路会师黄桥，逼迫毕书文全师起义。在商讨起义计划的过程中，周晓江曾问：“是否需要我军派出部队包围黄桥，割断黄桥和靖江之间的交通联系，保护靖江起义的首先胜利？”乜庭宾说：“如果切断了与黄桥的军事联系，我们在那儿的一个营将无法与我们一起行动”。在周晓江回去向地委书记钟明、司令员张克辛汇报的时候，张克辛也提出“我军是否把黄桥包围起来，实行里应外合”的疑问。周晓江转述了乜庭宾的意见。就这样，大家都没有坚持包围黄桥，切断黄桥与靖江交通的做法。这可以说是导致后来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果然，9月28日上午，毕书文紧急调动部队，乘上卡车，直奔靖江而来，妄图将起义一举扑灭。在紧急情况下，乜庭宾来不及集中部队进行抵抗，命令参谋长戴超集中搜索连和手枪排，一齐向东门冲去。在冲出东门后，发现联络员周晓江还在城内，于是乜庭宾即命令手枪排长李树明返回城内，营救周晓江，李树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周晓江，随后两个人一起逃往城外。乜庭宾和周晓江会合后便直奔解放区，同前来迎接的分区部队会合。因为起义计划泄露，乜庭宾领导的第四十六旅起义，最后抵达解放区的只有一个搜索连和一个手枪排，共110人。③
（2）繁昌起义
靖江起义失败以后，原本约定一同起义的张奇深感痛惜。此时，张奇所在部队被调往芜湖繁昌驻防，张奇无奈，只能随师前往。这时，原来的二十三师被改编为一○六军，由毕书文任军长。因为靖江起义时乜庭宾派去给张奇送信的齐照祥被毕书文捕获，张奇的身份已经暴露。但是，毕书文害怕自己难逃干系，干脆授意将送信人杀害，并力保张奇当了由原四十五旅改编而成的第二八二师师长。张奇深知蒋介石对曾经起义过的杂牌军并不信任，且一再派其亲信取代和监视二八二师的军官，张奇估计可能很快要撤换他这个师长，因此抓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他派人往合德的华中指挥部找到周晓江，周晓江又将来人介绍给苏北军区部队管文蔚司令员，管文蔚询问了部队的基本情况后，作出了三条指示：第一，固守江防，等待配合大军过江。第二，紧急情况下，率部渡江起义。不过这是下策，困难较大，也较危险。第三，今后工作由皖南军分区与你们具体联系。
张奇鉴于靖江起义失败的教训，这一次他精心策划、严密组织，团结原四十五、四十六旅的骨干，在连、营、团内建立三人领导小组，统管起义工作，然后又吸收士兵中的骨干，形成了一个从上到下完整的起义指挥系统，还特别组织了一个执法队。另外，张奇还命人对渡江行船路线和周围的环境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同时，他还以过江“清剿”为名，派一个连到江北，进行实地侦察。经过紧张而又周密的部署，张奇认为率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1949年2月7日清晨在繁昌横山桥宣布起义。
张奇指挥师部参谋和警卫营官兵首先逮捕了南京派来的副师长、参谋长、政工处长和之前破坏靖江起义的崔凤鸣团长等6人，并下令炸毁离芜湖15华里的鲁港大桥，切断了电话线，断绝了一切对外联系。紧接着在沿江营坊咀、黑沙洲、永州圩、荻港等七个渡口征调民船渡江北上。国民党军发现以后，立即派巡逻舰艇发动炮击，并出动飞机进行低空轰炸。张奇沉着指挥，果断应战，缴获敌汽船、炮艇各一艘。在与敌交战中，起义部队死伤了14人。经过一天的紧张运输，5000多名官兵全部渡江登岸，与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独立师，由张奇任师长，鲁大东任政治委员。繁昌起义，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御部署，再一次给已经四分五裂、濒临崩溃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一击。④
（3）首都警卫师起义
1948年9月，王宴清走马上任国民党军九十七师师长。九十七师作为首都警卫师，原来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九十七师下辖3个团：二八九团，其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二九○团，其前身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二九一团，其前身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全师共13000多人，可以说，这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从1948年开始，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频频失利，节节后退，兵员枯竭，首都防务力量明显感觉不足，不得不将这支御林军与一○二师合编为第四十五军，由张霞任军长。该军名义上是野战部队，实际上仍然负责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统一归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指挥。
为加强长江防务，1948年11月中旬，九十七师奉命调往沿江一带布防，其下辖的3个团分别派驻板桥、江宁和铜井三镇。师司令部设在位于三阵之中的江宁要塞。王宴清同布防在江宁要塞的二八九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健中因工作关系经常在一起。在不断的交往中，王宴清发现杨镇洲粗犷豪爽，邓健中则沉毅稳健，最重要的是二人为人都很正直，3人在一起时，议论的立场、观点常常是不谋而合，惊人的一致。因此3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出于共同的志向，他们几个约定要顺应历史的潮流，为人民做一点贡献，准备有所行动，决不能不明正义地一味服从命令，一味愚忠，他们发誓决不让历史上岳飞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与此同时，南京地下党也派人及时与王宴清联系，并正式通知王宴清，今后的行动统一归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到时会通过电台指挥他们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