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爆发的那场新文化运动，北大是风暴的中心。“五四”运动的一批主将如陈独秀、胡适等，都来自北大。高举《新青年》这面文化革命大旗的，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北大的教授们。这场文化革命既充满了激情，又是充分务实的。它生发于现实的疼痛感，即由于中国的积弱，而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唤醒民众。重铸民魂的目标，使这些先行者倾全力于改革旧文学。这种以文学改革来开发民智的思路，直接继承了清末那些维新变革者的思想遗产。旧文学的营垒中，诗是最顽强的堡垒，这些人意识到，只要诗的变革取得了成功，整个文学变革的胜利亦当在望。新诗的变革就这样被推到了前台。
新诗的创立是中国漫长诗史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它改变了自古而今中国诗的流向。中国诗从此成为新思维和新情感的载体，而进入自古典向着现代的历史性转移。这个大转移的构思及实现，都浸透了并体现着北大人的智慧和勇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认定北大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而且是新诗的摇篮，认定她是中国新诗“摇篮旁的心”，是恰当的和适宜的。
北大的历史从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今年，是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的历史如弯曲而湍急的河道，伴随着历史的忧患和现实的焦虑，给这些莘莘学子留下了沉重的记忆。北大无疑集中了中国的悲欢与哀乐。但北大是一座学府，它通过自有的方式展示它对中国的关切并作出承诺。北大人的言行总体现着中国知识者的良知。
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北大以知识的探求和积累，以及学理的发明为己任。从这个角度看，它崇尚科学精神，且发出了理性的光辉。在历史的行进中，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北大是理性的，但北大又是情感的。在它的不乏沉重感的理性思考中，充溢着激情的辉煌。
由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开天辟地的工作，他们造出了新诗草创期的第一个花季。随后，有把抒情诗写得相当精致的冯至，以及当年还是北大学生的“汉园三诗人”，应当说，他们是从北大吸取了灵感，而化为了他们笔下的丽句华章。北大就这样以它的才气和灵智启悟着、也滋润着诗性的光辉。不论是《断章》还是《预言》，还是后来的《十四行集》，它们都登上了中国新诗一个时代的高度。时序推移，即使是在极艰难的年代，在草木深深的春城，环绕在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前辈诗人的周围，在中国西南的上空，那些炫目的新星的光芒，透过简陋的街巷和茅草的屋顶，也闪射着惊人的光焰。
在北大这个摇篮里，新诗诞生了并成长着。北大人以自己的心血创造并滋荣了诗，诗又反过来传达并彰显了北大博大而深邃的情感世界，它的沉思和呐喊。即使是在禁锢和贫乏的年代，北大也没有断了它的动 地的歌吟。从红楼和民主广场，从汉花园和西斋，从三角地和大、小膳厅，北大的绵绵诗心总在跳动着。在那难忘的百花时节，北大也有“是时候了”的召唤，也有《人之歌》的思考。即使是那个乍暖还寒的清明时节，当周围弥漫着恐怖的无言，一位年轻的北大女性，在广场放上了一篮洁白的马蹄莲——在那无法表达抗议的年代，它是一首无言之诗！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北大的诗人们以热诚之心拥抱了新诗潮。两卷本《新诗潮诗集》记载着北大人的锐敏与热情。
这是一个充满思想智慧的地方，这又是一个充满诗性激情的地方。北大人在历史行进中，总时不时地爆裂出让世人震惊的奇思异想，也正是那种诗心跳动的外现。社会开放给人们提供了传示诗情更为广阔、也更为自由的空间。但随着滚滚商潮而来的，却有着更为浓郁的世俗情调的包裹。新时代的北大诗人就站立在这样的时空之中。它们带着某种与世不谐的高雅，唱着他们超凡脱俗的歌吟。这里有清澈而神秘的海子，有芬香而痛苦的麦地，在海子与麦地之间飘然而起的女子，也有着那种超凡脱俗的千种风情。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北大孕育着、并输送出一批又一批的诗人。这些诗人以自由的心灵、创造的精神，丰富着中国新诗。这诗心虽已百岁，而百岁依然年青！
1998年4月4日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