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就要“敢想敢做”
时光不能倒流，如果人能够从80岁开始倒过来活的话，人生一定会更加精彩。
这句话出自华为掌舵人任正非之口，虽然在理，却不禁让人咋舌，因为他的人生已经够精彩了。作为一家电信企业，华为已经成为让欧美巨头闻风丧胆的业界引领者；而作为一位企业管理者，任正非亦是备受瞩目的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然而，与多数人一样，他的成功之路并非坦途。1982年，对于任正非来说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结束了自己14年的军旅生涯，开始走向不一样的人生。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后，中央军委也提出了《军队体制改革与精简整编方案》。这两项文件的出台，被后来人视为八十年代百万大裁军的先声。按照国家的整编方案，基建工程兵部队被取缔，变更为中建总公司各个工程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整编属于集体转业。任正非当时正是一名基建工程兵，因而已是副团级干部的他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
国家的裁军决定让很多人都陷入了迷茫，任正非更是如此。自大学毕业起，任正非就一直在部队，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早已习惯了军队生活。虽然部队的生活也很艰苦，而且十分单调，但却没有生存压力，也不用为了生计而犯愁。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离开军队。
相对来说，任正非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他是部队里的技术骨干，部队当然也希望能够留住人才，因而领导打算把他分配到一个军事科研基地。不过在做出决定前，任正非可以按照惯例到基地参观，参观后可以自由选择去留。另外，此行还可以携带家属。多年来，任正非一直与家人两地分居。不管怎样，这次机会倒让他们一家人团聚在了一起。
任正非把两个孩子也带到了基地，新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充满了新奇，但两个孩子的心态却大不相同。儿子还小，只觉得周围的山很好玩，于是撒了欢地到处乱跑。而看着这里的环境，女儿却说道：“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女儿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重重地打在了任正非的心上。
对待女儿和儿子，任正非一直觉得有亏欠。他在部队一待就是十几年，没给孩子多少父爱。如今听到女儿这样说，他的心里更不好受。虽然不愿离开军队，但在艰难的抉择中，亲情还是占了上风。任正非最终放弃了部队的安排，决定转业到地方。任正非的这一选择不单单是告别了他热爱的军队，更是割舍了他早已习惯的十几年的生活方式。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讲道：“还是办经济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钱，你们自己去搞，争取杀出一条血路来。”
没错，南海边的“那个圈”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还是一个小镇的深圳成为了我国建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一时间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任正非的新生活也被定位在了这里，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征程。
面对这座新兴的城市，除了陌生，任正非还感到非常兴奋。他虽然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但不同于部队的花团锦簇的外部世界一下子便激发出了他的雄心壮志。虽然才刚刚来到这里，但他有自信可以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
任正非的夫人先进入了深圳的南油集团工作，随后他自己也到了这里。据说，在南油集团工作期间，任正非曾主动提出，请求南油老总将其旗下的一家公司交给他打理，他为此还写下了“军令状”。结果可想而知，老板自然不会同意。
与此同时，任正非开始注意到市场上出现的一种高科技产品，即数字式程控电话交换机。更准确地说，任正非注意到的是市场上那种强烈变化着的经济趋势。
世界上的第一部电话诞生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它的核心设备就是交换机。也就是说，有了这个交换机，电话才能打通。当世界上第一部计算机控制的电话交换机-程控交换机问世后，这一技术的发展进步成了电话产品研发的一个重大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电话的普及率还不到0.5%，而原有的固定电话网设备，即传统的步进制、纵横制等均面临淘汰，开始引进数字程控交换机。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在大兴土木搞建设，对电话的需求也在大幅增加。特别是生意人，对电话的需求量尤其大。不过，中国此时还没有掌握这一项技术，不能生产程控交换机。
西方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也非常明显，因而要想将先进的技术引入国内十分困难。不过，各国生产程控交换机的厂商均看到了中国市场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因此，中国通信领域还陷入了“七国八制”的局面。当时在国内，省级和县级的电信局都具有采购权，而且大部分国外产品都享有政府贷款的政策，因而网络设备一旦建设起来，就可以立即投入使用。另外，当时的一种说法是“买机器就可以出国考察”，电信部门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契机，纷纷引入了不同国家地区的电信产品，一时间造成了混乱的局面。于是，中国通信史上非常有名的“七国八制”就这样出现了，即引进的产品包括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等七个国家的八家产品。来自不同国家和制式的交换机互不相通，一度造成了中国通信市场的混乱。
外国引进的设备，价格都极其昂贵。当时，欧美厂商提供的报价是每线300～400美元，哪怕是相对要便宜一些的日本，每线也需要180美元。很显然，这些跨国企业就是看准了中国缺乏技术这一点，从而形成了技术上的垄断，才敢如此漫天要价。那时，在中国一部电话的初装费就要5000元（后逐渐降到3000元、2000元以下），这在当时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且装个电话还要排队，甚至要等上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国内市场不断地被过量进口、低价倾销和走私进口的交换机冲击着，大大影响了国内企业的生产运作，而国内原有的纵横制交换机技术产业的发展自然也受到了阻碍。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国人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市场全部都被外国企业占领了，但技术这一项就被限制住了。
任正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对国外形形色色的交换机充斥国内市场的现状感到不满。在他看来，商机应该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国有企业应该在这一市场上有所投入，并在这个领域里充分发挥作用。技术兵出身的他当然知道产业技术的重要性，而这一领域也深深激发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向公司递交意见，想要研究数字程控交换机，并申请成立研发小组。任正非成功地说服了领导，公司也拨了款项投入数字程控机的研发，任正非也积极地投入到了研究的热潮中。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公司为此消耗了100万的资金却没有见到任何成果。任正非再次提出申请，请求公司再给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同时将研究经费追加到了200万。然而，一年的时间再次过去后，等待任正非的依然是失败。最后，任正非辞职了。在南油集团工作的这段时间，或许是任正非人生中最不顺利的阶段，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始终都处在不和谐的状态中。对于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其最大优点是“敢于打硬仗，啃硬骨头，吃苦耐劳”，有着强烈的领导和服从意识。但在社会环境中，这些偏偏都是缺点。商品经济环境的不适应，只会抑制其个性的发展。在任正非身上出现的这些矛盾并不是个别的，而是一代人普遍要面对的问题。当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曾调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到深圳执行基建任务，目的是支援经济特区建设。后来，受到整编政策的影响，这些工程兵被集体转业，原有的工程部队也变成了地方国有建筑企业。这些建设者们脱下军装面对新的经济环境，都出现了不适应的症状，都曾面临无饭可吃的窘境。
如此看来，任正非走出国企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在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下，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此后，任正非便正式踏入“江湖”，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闯荡。
破釜沉舟，中华有为
对于任正非来说，如果离开军队算是初入社会的话，那么，从南油离开才使他真正融入社会了。任正非虽然心有抱负，但初到深圳时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于他而言，首要考虑的还是“生存”二字。而离开南油后，这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任正非在南油的交换机项目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反而对电子产品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于是，离开南油后，任正非就开始着手做电子产品贸易。然而，上天似乎总要给那些满腹热情的人一些打击。虽已人到中年，但任正非毕竟涉世不深，为人坦诚还轻信他人，因而上当受骗是在所难免的。
经历过种种的挫折之后，任正非决定自己创业。此时的他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本身就处于困顿之中，又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可言，由此便可想象得出他所面临的困境。
市场已没有时间等待我们的成长。它不是母亲，没有耐心也没有仁慈。
创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么，到底要做什么呢？做产品？任正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方向，就只能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不过，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任正非还是抓到了一些契机。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而他的这个朋友正是做程控交换机的。那个时期，程控交换机刚进入中国市场不久，任正非对其也相当关注。
当时，很多人都在做程控交换机生意。他们从港台找到供货渠道，把各种各样的交换机弄进海关，然后转手倒卖，有的甚至还会做个加工，贴个标签什么的。
于是，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任正非也做起了代理程控交换机的生意。1987年9月，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元，在工商局以“民间科技企业”的身份注册了一个集体企业，取名“华为”-华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意为“中华有为”。最初，华为的企业性质是“集体所有制”，挂靠在深圳市科技局创业中心，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条件和市场环境。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华为获得了很多便利。因为当时办企业的限制还比较严格，很多经济领域都是私有企业不能涉足的。
华为就这样在深圳湾畔，一个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正式落成了。不过，当初谁也不曾想到，如此落魄的一个小公司，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企业，甚至创造了通信制造业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