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3年1月24日张爱玲又写：“Mae：我一再请你千万不要为不常写信抱歉，你的每天生活情况我有什么不明白的？Stephen累倒了也在意料中，那次收到他的SOS（紧急求救）时我就担忧，听上去工作太紧张，所以这几个月我一直为迟迟未交卷而内疚，但是非酝酿一个时期不可，只好屡次连想一两个星期又搁下来。电懋不知对《真假姑母》剧本有兴趣没有？”
由此可见他们在那段时间是有书信来往的，而且还维持着剧本工作关系。
我不知道我父母当时回信给张爱玲时说了什么，因为要到1966年我父母才开始去影印店把自己的信留底。但在1963年1月24日张爱玲的信上有父亲自己手写的注：“2月22日寄去支票美金$788.88。”2月27日张爱玲回信：“剧本费收到了。目前电懋的复杂情形可以想象一二，希望没有为这回事有什么unpleasant mess（不愉快的麻烦）。”
张爱玲信中说的《真假姑母》剧本，故事脱胎自英国话剧《真假姑母》，粤语谐星梁醒波主演。里面因为南北文化不同，出现反串、误会、博懵（粤语，意为占小便宜）、谎言……电影公司见当时《南北和》《南北一家亲》卖座，便索性将《真假姑母》易名为《南北喜相逢》。
但奇怪的是，张爱玲交稿收钱后就没有再提起《真假姑母》。一般来说，剧本通常需要大量修改，但这里身为编剧的张爱玲却似乎可以置身事外。更奇怪的是我父亲有一份简历，其中列出了三部他写的电影剧本，除了《有口难言》《南北和》外，还包括了《南北喜相逢》。父亲的成名作是《南北和》，由他来修改《南北喜相逢》自然驾轻就熟。另外邓小宇在《无伤大雅的娱乐小品》（《张爱玲电懋剧本集》）中写道：“梁醒波的至强项是‘爆肚’。他最拿手不按常理出牌，喜欢即兴，随时在现场兴之所至，或灵机一触就擅自更改对白，所以一有梁醒波出场，他念的对白往往与剧本所写的完全不同……梁醒波的‘爆肚’盖过张爱玲原来的对白，又或者我们击节赞赏的某些gag（插科打诨），竟与张爱玲无关。对张迷来说，可能不是味儿，但却是事实。”
《南北喜相逢》现在署名是张爱玲编剧，但是当中有谁参与、各自写了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遗嘱与去世
现在我来说说张爱玲的晚年，因为外面实在流传着太多错误的信息。我手边有几十本张爱玲的传记，有些内容错得非常离谱。通常来说，这些传记的作者都是互相参考，结果一个弄错，其他人都跟着犯同样的错误，以讹传讹。我不是一个“辟谣控”，我没有恒心天天去澄清、改正每一篇有关张爱玲的新闻报道、微博或论坛帖子，但有些话却不得不说，因为事情已经对张爱玲以及她的友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夏志清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后，一些报章以“生活拮据”“生活狼狈不堪”“像狗一样工作”来形容张爱玲的晚年。如果到了这个地步知情者还不回应，这些就会被当成事实。
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市比华利山立了一份遗嘱，在法定公证人与其他三位证人面前宣誓完成，一切依照当地法律。遗嘱很简单，只有三个事项：
“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第二，遗体立时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第三，我委任林式同先生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
1992年2月25日，她把遗嘱原本和一封信寄给我父母。这封信的开头很婉转，说托了李开第（张爱玲姑丈）处理大陆版权，需要去文具店买授权表格，顺便买了遗嘱表格。以前由于遗失了证件，所以一直不可以办这些公事，最近补领了公民证就可以办授权与立遗嘱了。然后她跳到下一句：“现代医疗费是一个无底洞。”她又写：“如果我的钱有剩，那么，（一）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如关于林彪的一篇英文，虽然早已明日黄花。（《小团圆》要销毁）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二）给你们俩买点东西留念。即使有较多的钱剩下，也不想立基金会作纪念。”其实张爱玲想表达的是，她知道我父母的身体都不好，叫他们拿钱去用，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所以变得吞吞吐吐的。
林式同是谁？张爱玲如此介绍：“他本来是土木工程师，因为此地不景气，要回大陆谋发展。他太太是日本人，不去，还住在这里，他预备两头跑。”林式同是庄信正在美国大学时期的同学。庄信正是文学评论家，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与张爱玲是朋友，曾编《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庄信正当时在纽约，林式同在洛杉矶，而张爱玲也在洛杉矶。当张爱玲需要帮忙的时候，庄信正就让林式同去帮忙照顾一下。林式同未必知道张爱玲是谁，也没看过她的文章，只是受朋友所托来照顾张爱玲罢了，比如张爱玲要找新的居住地方，林式同就给予帮忙。
什么是遗嘱执行人？一个美国人生前可以立遗嘱，但不一定要这样做。如果没立遗嘱，遗产归配偶；配偶不在，则归子女；没有子女，则归父母；父母不在，则归兄弟姊妹；没有任何直系亲属，则充公。如果另有想法就要立遗嘱说明如何处理自己的身后事。立好遗嘱后可以指定一个遗嘱执行人来执行，但也可以不要。以我为例，我已经立了遗嘱，我会把我的东西交给我最亲的人--我姐姐宋元琳，但我没有委任遗嘱执行人。我告诉姐姐我的遗嘱放在哪里，如果我过世，我姐姐会拿着我的遗嘱到法庭申请做遗产继承人，法庭会委派一个遗嘱执行人--通常是一个专门办理遗产的注册律师，依照法律来执行我的遗嘱要求。
正常情况下，遗嘱执行人在立遗嘱者过世后会执行遗嘱里面的要求，实际上只不过是去找律师代办，因为有关工作都需要专业资格与知识。也有一个可能是，遗嘱指定了执行人，后来那个人没有履行义务，理由很多，可能是他先去世，或他身体健康不允许，或他们闹翻了（如夫妇离婚）。在这种情形下，遗产继承人也可以向法庭申请另外委派一个遗嘱执行人。
林式同是张爱玲晚年接触最多的人，庄信正建议他把自己所认识的张爱玲，尤其是她在洛杉矶晚年的生活状况叙述出来，让大家了解。最后他在1995年11月写了《有缘得识张爱玲》一文，收录在1996年4月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里。此书主要是纪念张爱玲，找与张爱玲有关系的人来写纪念文章，我父亲当时身体不好，只重发了1976年的旧文《私语张爱玲》。其他作者包括夏志清、庄信正、於梨华、苏伟贞、水晶、王德威、朱西宁、张小虹、杨照、蔡登山等。
林式同在《有缘得识张爱玲》里写道：“1992年2月17日，张爱玲寄来一封信，里面有一份遗嘱。”遗嘱里面提及的宋淇夫妇他没见过，并没说明联系方式，该如何联络？信中还写着，如果林式同不肯当遗嘱执行人，张爱玲会另请他人。林式同起初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将信搁在一边，没再答复她。对张爱玲来说，林式同没有回音就等于默认。之后双方再也没提起这件事，权当默认。根据上面所说，他同意与否其实影响不大。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洛杉矶家中逝世了，死因是心血管疾病。当时警察从房东那里得到林式同的联系方式，给林打了电话。“这是L.A .P.D （洛杉矶警察局），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这儿调查一下，请你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警察局要证实他与张爱玲是熟悉的，不然不会有她的电话号码。
下午3点左右，林式同携着遗嘱副本赶到张爱玲住所。在公寓门外，一个女警察拿出一个手提包交给他，里面装满信件及文件，同时交出一串钥匙。殡仪馆的人来取遗体送给法医检验，然后拿出一张纸让林式同签字确认死者。林式同认为他没有看到张爱玲的遗体怎么可以签字，于是警察放行，让他进了房间。当时先是房东看到张爱玲的遗体，随后报警，林式同也来了，殡仪馆的人最后让黑厢车运走遗体。林式同写道：“她要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自她去世至火化，除了房东、警察、我和殡仪馆的执行人员外，没有任何人看过她的遗容，也没有照过相。”所以真正看到张爱玲遗体的就只有这些人，其中只有林式同写过回忆文章。那就是说，某本张爱玲传记如有与此相互抵触的说法，就应当是灌水成分偏高。
林式同在文中写道：“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脚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林式同描写房子：“门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桌倚在东墙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又写道：“对门朝北的窗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
现在看看传记作者们是怎样写同一件事的。最直接简单的办法是像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和刘聪（《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投向谁》，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那样，他们引用了林式同的原文，所以没有相互抵触。其他传记作者又如何呢？现在看看。
宋明炜《张爱玲传》（香港花千树，2001年）：“（警察）发现她平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已经死去。房间里的空调打开着，她的身下铺着一条精致的地毯，她躺的姿势看上去非常舒适，面容也十分安详。”
清秋子《爱恨倾城小团圆》（京华出版社，2009年）：“张爱玲躺在房间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溘然长逝。她穿旗袍--是一件赭红色的旗袍。身下垫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
叶伟《风华是一指流砂》（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1995年中秋节，一个团圆的美好日子。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公寓里，房东发现，一个几天没有出现的租客：一个中国老太太，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她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薄毯子。”
于青《张爱玲未完》（花城出版社，2011年）：“‘公寓经理’用自备的钥匙打开房门。只见老人安静地躺在地毯上，盖着精致的毛毯，像是睡着了。再仔细一看，老人早已去世。墙上的空调机还开着，唯一的家具--那张岩石桌子的桌面上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
潘飞《永远的张爱玲》（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房东’用备用的钥匙打开了老人的房门，只见老人静静地躺在她喜欢的地毯上，身上搭着一床精致的毛毯，安详地睡着了。”
西岭雪《西望张爱玲》（东方出版社，2007年）：“她死得相当安静，仿佛只是睡着了。衣衫整齐，神态安详，躺在门前的一方蓝灰色地毯上，身边放着装有遗嘱的黑皮包--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而且，她穿的，仍是旗袍，赭红色的旗袍。”
任茹文、王艳《张爱玲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洛杉矶警署的官员打开了张爱玲公寓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无法形容的凄凉的画面：一位瘦小、穿着赭红色旗袍的中国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沓铺开的稿纸，有一支未合上的笔。”
白落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张爱玲穿着赭红色旗袍，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手脚自然平放，她是那么瘦弱，那么孤独，又那么平静，那么傲然。她的房舍真的很简单，洁白的墙壁没有任何装饰品。狭小的桌儿上，还有几张散落的稿纸，以及一支笔。一个手拎袋里，装着几篇散稿，还有一部永远不能完成的手稿《小团圆》。”
